中国古代报纸名称

二、中国古代报纸名称、报道内容及读者的演化

1.名称

“邸报”作为古人对封建官报最常用的称呼，最早出现于宋朝。一般认为，在现存的文字资料中，北宋范仲淹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最早使用了“邸报”一词。范仲淹在写给安抚招讨使韩琦的信中，有“顷接邸报，某有恩命改职增秩，诚为光宠”^[7]等语。这是我国公私文献中，关于邸报的最早记载。但最新的研究表明，“邸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田锡《成平集》卷二十五《贺杀下王均表》中，时间是公元1000年^[8]。

“邸”的本义是诸侯王或地方官员朝见皇帝时在京城的住所，后来泛指官员办事或居住的处所。许慎《说文解字》:邸，属国舍也。《汉书·卢绾传》有“不能见舍燕邸”的句子。下注:“诸侯王及诸郡朝宿之馆，在京师者谓之邸。”到了唐代，这种机构有了一个专门名称“上都邸务留后院”，后又改称“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宋代改进其职能，并将其称为“都进奏院”。但因为其与汉代“邸”的渊源关系，“邸”仍然作为类似机构的一般性称呼保留下来。相应地就有“邸报”称呼的产生。所以自宋初开始，“邸报”成为对中国古代报纸最常用的称呼一直延续下来。苏轼在《小饮公瑾舟中》诗中有:“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明末清初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有“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之句。

宋代对官报的称呼很多，除“邸报”外，还有“朝报”、“邸状”、“报”、“报状”、“进奏院状报”、“除目”等等。至明、清两朝，“进奏院状报”的名称基本不用，而其他名称则基本沿用并一直混杂使用。

此外，从明代起，“京报”成为对封建政府官方报纸的主要称呼之一，因其从京城发出。但后来，“京报”不仅指官办报纸，也指民间报房所发行的报纸。清代还有所谓“阁抄”、“科抄”、“京抄”的名称。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报纸的称呼非常多、非常混乱。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官报没有固定的报头。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与喜好来称呼，所以不免有很多异称。而且，不管是什么称呼，听的人还是读的人都知道是指什么，也就没有人来规范其名称了。

2.内容

宋代邸报的内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主要有: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但实际上其报道范围不限于此。依据宋人的记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皇帝的诏旨，这是排在首位的内容。其次是皇帝的起居情况。再次是官吏的任免，这部分内容在邸报中所占数量最多。还有臣属的奏章，这部分往往所占篇幅最大。还有军事情况、刑罚以及最新法令条例，皇帝及政府机关要求公开发布的一些重要材料等等。

明代邸报，大体上与宋代的内容相同，但在“土木之变”后，因为军事活动较多，所以军事方面的信息比重越来越大。还有一些如“女子生髭”、新生小牛“一身两颈两头四眼四耳两口”之类的社会新闻以及科举方面的信息。

清代邸报内容，基本上分为三块:宫门抄、上谕、奏章。宫门抄主要是皇帝起居、官员参见请辞以及祭祀等信息。

可见，中国古代报纸虽历经多朝而主要内容基本相同:(1)皇帝的书诏谕旨;(2)皇帝的起居活动;(3)朝廷动态及官吏任免调动;(4)章奏谢表及法令条文;(5)军事外交。其目的是实现“庶几朝廷命令之出，天下通知”;以及“勉励天下之为吏者”。通过在统治阶层内部的信息传播加强、巩固封建统治。

正是为了加强邸报对王朝统治的作用，历朝对邸报的发布内容有很多的规定与限制。宋王朝一方面用“定本”制度从源头上加以控制，一方面对违犯规定的采取各种惩罚措施。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哲宗时(1090年)，曾有礼部上言:凡议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发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刻。违者徙二年，告者赏纸钱十万。总的来说，宋王朝对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发布有很多限制:

对水、旱、蝗灾、日食、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很少报道。在古代，这些现象被看成是上天对皇帝的不满，有损天子的威望，因而往往是禁止报道的。

军事信息，特别是失败的军事信息，如兵变、农民起义等，一般不作报道。

朝廷机事，大体上是指当权者不愿让人知道的事情，范围不定。

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属奏章。大臣们的奏章，经皇帝阅读批准后，才能公开发布;其他的，就在禁止传报之列。《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徽宗曾下诏:“臣僚章疏不许传报中外，仰开封府常切觉察。仍关报合属去处，内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自合传报。其不系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辄行传报者，以违制论。”

明朝时期对于邸报内容的控制，主抓的是抄传这一环节。一般情况下，奏章只要皇帝同意，批了红，就可以由邸报抄传。因而，明代对于邸报控制是严格还是宽松，与皇帝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如万历年间，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其对邸报内容的控制相当宽松。从《万历邸钞》保留的当时材料看，邸报的报道从不掩饰和隐讳万历皇帝与他的大臣们之间的矛盾，并且邸报的立场有时是明显地站在大臣们一边，指责皇帝的某些做法和某些行为，甚至达到无所顾忌、肆无忌惮的地步。最典型的是万历皇帝因宠爱郑贵妃，欲废长立幼。但是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反对，大臣们接二连三地上本表示异议。当时的邸报刊登了大量持不同意见官员们的章疏，如光禄寺少卿朱维京、涂杰、王学鲁和刑科给事中王如坚等，他们大胆抗议万历皇帝搞三王并封，迟迟不定太子。尤其是大理寺少卿雒于仁，更是直接攻击皇帝和郑贵妃之间的私生活。文官集团的强硬态度，有时逼得皇上也不得不让步以平息事态。

天启以后各朝，对邸报抄传活动的限制，明显加强。对于与皇帝和当权者观点相左的奏章，以及军事情况、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朝廷机密等，都严禁抄传。如崇祯十年发布上谕:凡关系机密者，不许抄传。

而清朝对“邸报”的掌握，“只有一个原则:有利于维护其封建专政的，就发布;反之，就不发布。这是封建专政的本质所决定的。皇帝极端重视并严格控制邸钞，甚至对于哪些谕旨章奏应发布，哪些不应发布，都亲自作出决定”^[9]。一般说来，非明降的谕旨，经军机处通过驿递直接传送给地方重臣的“廷寄”，以及未经皇帝审阅批示同意公布的臣僚章奏，是不发抄的。在邸报上发布关于军事情报和战况、灾异等内容是要受到严格控制的，原因很明显:这类内容有可能引起人民的反抗，危害社会稳定，有可能动摇统治阶层的统治根基;而军事大捷的消息却能登在邸报上。不难看出，实际上是皇帝任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亲自掌握全国的宣传舆论大权。

3.读者

唐代邸报的读者，主要是各藩镇和地方诸道长官。因为唐代邸报是由各地方政府派驻京都的“进奏官”们所编辑的类似于“新闻信”的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其主要的报告对象就是自己所负责的地方长官。读者范围非常有限，可能仅限于地方长官与其幕僚，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孙樵《读开元杂报》所记自己在求学期间所读到的，当是过期产品从而流传在外的。但在唐后期，其读者范围应该有所扩大。《读开元杂报》所谓:“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孙樵作为一个京官，能够见到这些东西，一方面说明唐朝末年的新闻事业比较发达，另一方面说明其邸报的读者范围至少已扩大到在京的部分官员。

宋代官报的发行范围，并无明确的史料记载。现存的宋代史料中，有不少关于官员及士大夫读报情况的记载。如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

直史馆孙公冕文学政事有闻于时，而赋性刚明，以别白贤不肖为事。天禧中，连守数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谈朝廷除授，亦未尝览除目。每得邸吏报状，则纳怀中，不复省视。或诘其意，曰:“某人贤而反沈下位，某人不才而骤居显官，见之令人不快尔。”或讥其不广，然其好贤嫉恶之心亦可尚也。

描述了京官读报时的情况。

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

写的是欧阳修任地方要员时读邸报的情况。

据《茶余客话》记述，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朱熹以“伪学”罪名落职，沈继祖请杀朱熹。朱熹得朝报，不语，散行庭中云:“我这头且暂戴在这里。”移时又曰:“自古圣人不曾被人杀死。”这就说明，即使是退职的官员，也有办法读到邸报。

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卷六)中介绍南宋临安商业情况时，在“小经纪”一条中，有“供朝报”一项，与“写牌额”、“卖字本”并列，可见，在南宋时，至少在都城里有公开出售“朝报”的地方。

根据这些以及相关材料推断，宋代邸报的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与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阅读邸报，固然是关心国家形势，也有借此获知朝政，以决定个人进止的意思。而一般人是不大可能阅读的。首先是邸报的内容所决定;其次，社会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一般老百姓识字者非常少，自然不必谈读报了。

明清两朝，邸报的读者大体与宋相似。其特别之处在于，明代邸报主要供给各级官吏阅读。其他人的报纸来源有两个，一是花钱抄录邸报;一是购买由民间报房翻刻邸报出版的所谓“京报”。

清代这种形势更加明显。清初有禁止“胥役市贩”阅读官报的记载。咸丰元年(1851年)，江西巡抚张芾奏请刊刻“邸报”，结果遭到咸丰帝严斥。说他“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逐日所降明发谕旨及应钞发内外臣工摺奏，例由内阁传知各衙门通钞，即由各该管卫门兴知各直省，或由驿站，或交提塘分递。该衙门自能斟酌缓急轻重，遵令妥办。岂有各省大吏无从闻知之理?所有刊发钞报，乃民间私设报房，转相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10]可见，官报主要是在官僚机构内部流通，是为官员们了解朝政服务的。但对于民间翻印、抄传邸报也没有多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