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郭士立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
查尔斯·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年),德籍传教士,1823年加入荷兰布道会,1826年在荷兰鹿特丹神学院毕业后被任命为牧师,同年被派往东方荷属殖民地传教。1827年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来华传教,起初在爪哇等地活动,两年后,和荷兰布道会脱离关系,转而同英国在华的传教士、商人、官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833年8月,郭士立神秘地在广州创办了中文近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成为外国传教士打入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东西洋考》于1833年8月创刊,1834年5月休刊,第二年2月复刊后至7月再度休刊,1837年2月在新加坡复刊,1838年停刊。目前所见最后一期出版于1838年4月。
2.《东西洋考》的内容和编辑业务
与《察世俗》相比,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基督教传教士所创办,刊名相似,形式上均为中国线装书式,封面设计也相似,但由于创办者的办报宗旨有异,两者差异也显而易见。
第一,从内容上看,两者均由宗教、伦理道德、科学知识三部分组成,所不同的是三者的比重不同。《东西洋考》中,宗教内容比重大大下降,以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尤其是用大量篇幅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如中国人不要称外国人为“蛮夷”,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要讲究公平、诚实,中国应学习各国的长处等等。同时介绍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一方面增进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打破国人闭关自守的观念;另一方面美化英国殖民统治,目的是显示西方文明的优势。而《察世俗》中科学文化知识较少且偏重天文,主要显示上帝造万物之功。
第二,《东西洋考》对时事政治很关注,具体表现是注重新闻和言论。在《东西洋考》中,新闻成为必备一栏,主要刊登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也开始出现。该刊关于酒徒打人致死的报道和一位105岁老翁娶妻并生子的消息,是迄今所见中文近代报刊中最早的社会新闻。《东西洋考》重视言论,每期必有,且置于首页,并且言论已不重在阐发宗教教义,而是转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
第三,在编辑业务上,《东西洋考》较之《察世俗》也有了新的发展,体现出报刊近代化的特征。《东西洋考》每期在卷首都刊有本期内容目录,引导读者阅读;它还采用分类编排、固定栏目的方法,将所刊文字分为序(论)、史、地理、新闻、天文、贸易、杂文、煞语(结束语)等专栏,分别介绍了科技、经济、动物、人物、文学、政治、教化等内容,这种分类编纂的方法,对中国后来期刊的编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言,《东西洋考》“在编辑方面每期在卷首都刊有本期内容目录,清晰醒目,便利读者阅看。栏目基本稳定,随着需要的变化略有改动。在稿末编者有时还加上编者按语。这些做法,后来中文报刊经常采用,但当时还是第一次出现。总之,在业务上,《东西洋考》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了”[6]。
值得一提的是,1834年1月,《东西洋考》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全文331字,叙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报纸出版情形。这是我国中文报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
郭士立是一个对西方文化传播、东西文化交流颇有兴趣的人,他的办报实践表明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
首先,郭士立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了解、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办刊宗旨。他在1833年6月23日《创刊计划书》中说:“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各种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尽管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可是他们却仍然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而把其他民族看成是‘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地影响了住在广州的外国居民利益以及他们同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刺激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地表明我们并非‘蛮夷’的途径,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7]这段话明确表示创办刊物的目的是为维护西人的在华利益,扩大对中国的交往,进而为西方的商业资本进入中国打开大门。但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用巧妙的宣传方法,即以用事实展示西方科学文化优越的办法来消除中国人对他们的轻蔑和敌视态度,这也正是《东西洋考》中科学文化知识所占比例较大的原因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创刊的首要任务,已经逐步背离了《察世俗》以“阐发基督教义为主要任务”的宗旨。
其次,郭士立为了达到目的,常常采取取悦读者、拉近和中国人之间距离的办法。《东西洋考》与《察世俗》相同,处处附会儒学,《东西洋考》在每一期的封面上都大量引用孔孟的语录,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等。在创刊号仅800字的序中,郭士立引用《论语》就达10次之多。引文多在突出以下思想:一是强调多闻多学的好处,意即中国读者应学习西方文明,否则将“闭目塞听”;二是强调四海一家,意即中国人应视外国人如兄弟。与此相适应,《东西洋考》主编的署名是“爱汉者”。
不仅如此,为了拉近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郭士立还学说中国话,包括官话、广州话和福建话,穿中国服装,甚至安装了一条假辫子;他遵守中国习俗,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甚至不惜拜一个福建郭姓人做干爸爸,取中文名字为“士立”,以此取得中国亲属的身份;此外他还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药物免费给人治病,以此来笼络和取悦中国人。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是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进而了解政治和经济。他擅长贿赂中国官员。1836年,义律新来广州,请教郭士立推销鸦片的方法,郭说:“清政府要路显官,尽为私人奸佞之徒”,“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8]可见郭士立颇精于贿赂之道,这也许是《东西洋考》能在广州创刊、并公开出版两年之久而未被查禁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在体裁的运用上,郭士立大量采用颇具亲和力的书信体以达到其宣传目的。《东西洋考》从甲午四月号开始登载《子外寄父》,后来陆续刊登了11封书信,构成了该刊一个突出的栏目。这些书信都是借旅居海外华人之口来叙述介绍外国的情况,大肆吹嘘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的文明,通信者之间是父子、叔侄和好友关系,显得贴心亲切,真实可信。
与其他传教士相比,郭士立是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考量,他都不可被忽略。一方面他是个传教士,一个中国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精通多国语言,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中文著作最多,占75%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之一。但从他一生的诸多经历来考察,他已不再是个纯粹的文化传播者,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情报人员。
从1831年起,郭士立10次乘船考察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方面的情报。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证明“中国之门”是可以被打开的,为此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他很肯定地表明:如果我们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中国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所以他参与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曾任英国侵略军头目义律的首任翻译官;战争结束后,他和马礼逊之子马约翰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了《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他还任美国侵略军在定海、宁波、镇江等地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他以多次航海获得的情报与西方的商人和政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讲,说郭士立是文化间谍和侵略者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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