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报纸勃兴

三、民营报纸勃兴

这一时期，国内各地还出现了一批由民间改良派人士、保皇派人士以及其他具有改良主义倾向人士自行创办的报刊。较有影响的是《大公报》、《时报》、《东方杂志》。

1.英敛之的《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创刊于天津，日刊。是一份在旧中国各个时期都有很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

创办人英华(1867—1926年)，字敛之，号安蹇，晚年号晚松野人。满洲正红旗人，姓赫佳氏。自称“家世寒微，生长陋巷”，自学成才。22岁时入天主教，与一些天主教徒和外国神父关系密切。

英敛之是一个具有改良主义、保皇主义思想的满族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期间曾著文《论兴利必先除弊》，表示推崇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戊戌政变发生后，因害怕株连而由北京逃亡天津。1901年，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天主教资本家柴天宠想集资办一个报纸，特请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初创时主要的资本来源就是柴天宠、王郅隆(天津大盐商，字祝三)，少量股份则来源于法驻华公使鲍渥、法国天主教驻北京主教、天津德商荣华洋行买办张连璧、天津法国领事馆翻译李敬宇等。英敛之主持报务，自任社长，也写一些政论文章，总揽言论和经营权。1906年英敛之联络天津新闻界人士，倡议召开天津各报发行人和主笔协作会议及成立“报界俱乐部”，当年7月1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协作会议，会上成立了天津“报界俱乐部”，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约10年时间，民国成立后，便无心于新闻业，携夫人退隐北京香山，1916年，干脆将《大公报》出售给了王郅隆。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政治上以宣传保皇立宪为中心，提倡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也反对革命。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创刊开始，就明确宣称其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所以取名“大公报”。在对外关系上，先是亲法，1905年，英敛之应日本人之邀赴日访问，随后逐渐转向亲日。

报纸长期与法、日驻华外交人员往来密切，有外国人作背景，报纸又在天津租界出版，清政府对它无可奈何，因而《大公报》敢于揭露政府黑暗与官吏横行的罪行。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下令不许《大公报》在租界以外发行，反而提高了该报声誉，致使销量大增。英敛之出身低微，对百姓的悲惨有同情心，所以经常在报上为穷人鸣不平，揭露达官贵人欺侮百姓的罪恶。这些为报纸赢得了“敢言”的美名。《大公报》以其严肃的报风、敢言的美名、“替劳苦大众说话”的特点，很受读者欢迎，逐渐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大公报》现仍在香港出版，在旧中国一共出版了47年，是一份在各个时期都有较大影响的报纸。

2.狄楚青的《时报》

自1904年起，保皇派就潜回国内创办报刊，《时报》是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国内所办的第一份报纸。在全国大型日报中，以锐意革新著称。

1904年春，梁启超秘密回国，会同维新派人物狄楚青，于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时报》。“其命名曰《时报》及发刊词与体例，皆任公(即梁启超)所撰述”，在筹备期间，康、梁曾一次拨给7万元作为开办费。为防止清政府的迫害，挂日商招牌，名义上的发行人是日本人宗方小太郎，由狄楚青任总经理，罗普(孝高)任总主笔，陈景韩、雷奋、包天笑等担任编辑。初创时日出对开两大张，民国时期一度扩增至四大张。

报名取义于《礼记》“君子而时中”一语，主张“道国齐民，莫贵于时”;声称该报内容既要与时相应，又要随时而变。“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提供社会改良，抨击清政府的伪立宪，反对外国侵略。初期成为保皇派在国内的重要喉舌。

《时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其在报纸业务上的革新，狄楚青曾对人说:“我的办报并不是要革新舆论，乃是想要革新代表舆论的报界。”《时报》在报纸版面、内容及编排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最为重要的是首创“时评”专栏，即时事新闻及时事政治评论，这一新闻体裁始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并非《时报》首创，但形成专栏并产生重大影响是从《时报》的“时评”开始的。该报有三个主要新闻编辑，每人都有自己的评论专栏:陈景韩负责“时评一”，主评国内新闻;包天笑负责“时评二”，主评外埠新闻;雷奋负责“时评三”，主评本埠新闻。都是一二百字的短评，密切配合当天的重大新闻，短小精悍，应时而发，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十七年的回顾》中，胡适曾回忆自己在上海求学期间，特别喜爱读《时报》，一天不读就不舒服。“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班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我想有两大原因: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时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

其次是对于副刊的重视与革新。该报从创刊时起，就另出“附张”，开辟“小说”专栏。翻译刊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如《八十天环绕地球》(当时译名为《环球旅行记》)、《悲惨世界》(译名《逃犯》)、《哈姆雷特》(译名《海姆兰脱》)等，大部分是用白话文，通俗易懂，满足了文学爱好者的要求。设立副刊《余兴》，由包天笑主编，专载除新闻、评论以外的杂著如诗词、杂文之类。在它的影响下，当时上海著名的报纸《申报》与《新闻报》也创设了自己的副刊，一时蔚然成风。中国报纸周刊的设立也是起源于《时报》，一战后，该报设立了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周刊，在当时就成为各报模仿的榜样。

在版式与版面等方面，《时报》也有创新。在此之前，中国报纸主要采用书册式。《时报》首创对开四版两面印的现代版式。版面编排实行分栏设目，评论、重要新闻都在固定的版面位置。国内新闻分地域、国际新闻分国家编排。首先采用1至6号铅字排版，“论说批评中之主眼，新闻中之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最重要新闻用大字，次者中字，寻常新闻用小字，编排醒目，方便读者阅读。

从创刊到1911年，《时报》办得欣欣向荣，影响很大，“申”、“新”、“时”三家并称于上海。民国成立后，该报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发生经济困难而难以维持，不得不于1921年转让给黄伯惠，坚持到1939年终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作为《时报》的创办人及早期主持人，狄楚青在《时报》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狄楚青(1873—1939年)，原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别署平等阁主、平情居士等。江苏溧阳人。早年中举，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支持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走日本。1900年回上海，参加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中国国会活动。1904年在上海创办《时报》。后与保皇党人发生意见分歧，关系逐渐疏远。辛亥革命后，独资经营《时报》，还创设有正书局，出版《民报》、《妇女时报》和《佛学丛报》等。晚年笃信佛学。1939年在上海逝世。

3.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于1904年3月11日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先后在上海、长沙、香港、重庆、上海等地出版。1948年12月停刊，历时45年，是旧中国历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发行量最高时达6万份，在读者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初创时为月刊，1920年起改为半月刊。

开始时的《东方杂志》类似于文摘报，除了自撰的一篇“社说”和“广辑新闻”之外，还“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分类刊登。目的是为了让“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1911年3月起，开始大量刊载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心理、文学、历史、地志、理化、博物、农工、商业等方面的“最新论著”，兼及小说、诗词等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延请名家撰写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进入鼎盛时期，逐渐形成为一份辟有东方论坛、内外时事等近40个栏目，兼有时政和学术评论及大量文献资料，图文并茂的综合性学术杂志。

《东方杂志》初创时的宗旨是“介绍新知”和“启导国民”。热衷于立宪运动，不赞成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去改变现状。1915年新文化运动初起的阶段，《东方杂志》的态度一度趋于保守，曾经受到过《新青年》的批评。但不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广泛介绍各种资产阶级学派的学说和社会新思潮，曾刊登过《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变迁》、《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等介绍和探讨社会主义的文章。1932年10月至1933年4月胡愈之担任该刊主编时期，《东方杂志》一度成为宣传进步思想的舆论阵地。发表过不少文章，主张抗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评论国际形势，揭露德意法西斯企图控制全世界的狼子野心。抗战时期仍然坚持了抗日救亡的基调。

《东方杂志》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为核心创办起来的。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东方杂志》之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享有很高的声望，还因为它具有以下的一些突出特色:

一是始终注意保持刊物的高品位高质量。《东方杂志》在它近半个世纪的出版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平。所刊发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精品，平庸的、媚俗的、应酬的文字，很少见诸版面。二是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刊物从一创刊起，就致力于爱国救亡的宣传，强调要对读者进行“救亡教育”，要启发他们的“爱国之精神”，要他们“明耻”，进而“雪耻”。三是始终关注学术的繁荣和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探究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寻求国家富强的策略和出路。四是始终关注东方文化的弘扬，可以称得上是旧中国为弘扬东方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众多刊物中的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