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区革命派报刊

二、上海地区革命派报刊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是革命派在国内办报进行宣传活动的中心之一，与海外、广州、武汉等地的宣传活动互为呼应。

上海之所以成为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上海水陆交通便利，可以方便地辐射长江沿岸内地。其次是因为当时的上海工商业发达，又是全国的重要文化中心，为报刊的印刷出版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再次，当时光复会的成员大都是江浙人，主要在上海活动，同盟会和光复会的一些重要机关都常驻上海。最后，上海有租界这一特殊条件可资利用。据统计，到1910年，上海租界约有60万中国人，13000外国人，几乎占上海总人口的一半。租界享有所谓“治外法权”，租界当局当然不会袒护革命报刊的宣传活动，但清政府要想查禁租界内的革命报刊，困难相对较大，根本无力取缔所有带革命倾向的出版物。所以，革命派往往以租界为基地进行革命宣传。

从1902年到1911年，革命党人在上海办了20多种报刊。从时间上来讲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902年底到1905年3月，计有《大陆》杂志、《童子世界》、《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女子世界》。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查封，革命党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进入为期1年左右的沉寂。从1906到1911年，计有《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越报》、《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天铎报》、《克复学报》、《锐进学报》、《大陆报》等。

《大陆》杂志创办于1902年12月9日，是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初创人戢翼翚，月刊，共出47期，1906年1月停刊。

《童子世界》是清末革命派所办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刊物，由“爱国学社”创办，日刊，1903年4月6日创刊，同年6月16日被迫停刊。

《女子世界》，1904年创刊，1906年停刊，创办人丁初我，以引导女子参加政治活动为目的，是当时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

《中国女报》，以通俗文字为主的妇女杂志，秋瑾于1907年1月创办，月刊，仅出两期。

《大陆报》，英文名为China Press，创刊于1911年8月29日，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英文报纸，目的在于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由孙中山在国外募集资金，委托美国朋友密勒、克劳、佛里许创办。“二次革命”失败后变为美商报纸。

1.《苏报》与“苏报案”

《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胡璋(1848—1899年)，字铁梅，清末著名画家，我国海派早期山水画家中风格独特，画技尤佳者。擅长人物山水，兼善画梅。胡璋曾旅居日本，以“润笔极丰”而享誉日本艺坛，追随学艺者络绎不绝。日本天皇闻讯后，特召胡璋入宫，请他给素胎胆瓶作色绘画。画成后，大加赞赏，赐金牌以致谢意。胡璋死后就葬在日本神户。

胡璋以日籍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向上海的日本领事馆注册，于是《苏报》成为一家日商报纸。与日本外务省和黑龙会的关系密切。胡璋往往利用报纸肆意吹捧或攻击他人，然后又向当事人要挟勒索，所以报纸声誉不佳，导致经营困难而出售给了陈范。

陈范(1860—1913年)，字叔柔(一说叔畴)，号梦坡，晚年更名蜕庵。常州府阳湖县人，著名报人。1889年考中秀才，后任江西省铅山县知县。1894年以教案被劾罢官，退居上海。1900年购得《苏报》，“苏报案”后东逃日本，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结识后，往来于东京、横滨、香港。1913年初病逝。

民国初年，所谓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而陈范绝口不提任何功绩。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范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陈范接办《苏报》后，言论上倾向于改良，1902年后，思想渐渐倾向于革命。1902年夏天，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发生了集体退学风潮。《苏报》竭力报道事件经过，对学生表示同情。退学学生50余人在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又名章太炎)等人创办的中国教育会帮助下，于当年11月成立爱国学社。陈范欣然出席开学典礼，并每月资助100元，学社师生则轮流为该报撰稿。1903年，南京陆师学堂的退学学生章士钊等40余人，也因同样原因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

与爱国学社合作后，《苏报》便开设了“学界风潮”专栏，大量报道各地的罢课、退学、散学风潮，以至“国内学子都以罢课为当然，江南一带学生均受此影响”。还有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刊出，《苏报》实际上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这些言论很快引起清廷的关注，当时的湖广总督端方和江苏巡抚恩寿大约在1903年四五月间，就注意到上海爱国学社所进行的革命宣传活动，并决定“严密查拿，随时惩办”。

1903年5月27日，陈范礼聘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章士钊(1881—1973年)，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等，湖南长沙市人。1903年章士钊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闹学潮失败后到上海爱国学社，入主《苏报》时年仅22岁。

章士钊应聘当天，便发了一篇《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并发表邹容《革命军自序》，激烈鼓吹反清革命。第二天清晨，陈范急忙去找章士钊，声称《苏报》不应如此肆无忌惮，现在这样做，是自取覆亡。当时的情况是在国外的报纸清廷鞭长莫及，但对国内宣传革命、攻击清廷的报刊查办非常严酷。他要求章改变态度，务必温和，不要激进。章士钊面壁无言，自思助人办事，覆人之产，坏了人家一家的生计，确不应该，但是，违背自己思想，作违心之论，也不愿意。章士钊在《苏报案始末记叙》中说:“正彷徨无计间，傍晚而梦坡(陈范)至，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执余手曰: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余大喜过望。”

章士钊立即将《学界风潮》提到头版加以突出，并增设《舆论商榷》栏。宣称:“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随后，激烈的革命文章便在《苏报》层出不穷。

自与爱国学社合作之日开始，到1903年7月7日被封之日，《苏报》发表了几十篇反清革命文章，尤其是从5月27日开始的40多天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有慷慨激昂鼓动革命的文章出笼。《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纷纷转载，当时人称其为善造风潮之报。其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一是对《革命军》一书的宣传，二是刊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

1903年4月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邹容写了一部两万多字的小册子《革命军》，力主推翻清朝统治，反抗外国侵略，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该书由革命党人集资在上海出版。此书出版后，人们为其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章炳麟非常欣赏邹容，说《革命军》“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此不可!”并为之作序，称“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逐异族而已矣;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当革命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苏报》为《革命军》一书做了很多宣传工作。6月9日在“新书介绍”栏以《介绍革命军》为题，评介该书“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笔极锐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同一天刊载章士钊所写的《读〈革命军〉》一文，盛赞《革命军》“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第二天，又刊出章炳麟所撰序文。这种宣传，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军》的影响，该书曾辗转翻印，总销量超过100万册，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次空前的纪录。

6月29日，在显著位置刊登章炳麟所写《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该文是针对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而发，为章炳麟写给康有为万言公开信的一部分。有力地论证了革命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其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词句，断言“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不革命是不行了。

早在1903年5月间，江苏巡抚就命上海道台向租界当局发出照会，要求捉拿《苏报》及爱国学社有关人员，但租界当局没有理会。6月26日，两江总督正式派出南京候补道台俞明震，与上海道台袁树勋一起加强查封《苏报》的活动。6月29日，章炳麟的文章刊出，直呼光绪的名字，且讽刺其为“小丑”，这在当时实属“大逆不道”。当天，俞明震和袁树勋就向租界当局提出控告，最后约定，由租界工部局抓人，在会审公廨由中外官员会审。

当天，巡捕到《苏报》馆抓人，先抓走了账房程吉甫。陈范就在报馆中，但巡捕不认识，当巡捕问“陈范在吗?”陈回答:“不在。”巡捕就扬长而去。第二天，众人纷纷逃避，蔡元培事先已经到了青岛，吴敬恒与陈范、邹容躲了起来，章炳麟坚决不走。当巡警再来捕人时，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邹容本来躲到了一位教士处，听说章被抓，感于义气，自动投案，最后共有6人被抓。而《苏报》的主笔吴敬恒与章士钊因与俞明震的儿子有交往，且章士钊与俞明震有师生之谊，竟然没有被列在抓捕名单中。所以《苏报》由章士钊主持继续出版，7月6日还刊登了《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章炳麟针对《新闻报》记者的攻击，宣称“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第二天，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报馆，并没收报馆全部财产，此即“苏报案”。

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法庭，驻沪各国领事与清政府上海道在租界审判该案。这场官司，历时10个月，先后7次开庭。期间清政府多次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但租界当局出于维护其“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的考虑，加上当时舆论的反对，没有同意。直到1904年5月21日，判决章炳麟3年监禁，邹容2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邹容不堪狱中折磨，身染重病，于1905年4月3日亡于狱中，年仅21岁。章炳麟于1906年6月29日出狱，同盟会特地派人从东京来上海迎接，当晚便东渡日本。

“苏报案”是晚清革命风潮中的标志性事件。其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其在租界公审，引起了国内外的一致关注。正是通过这一案件，许多外国人才知道中国有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力量。孙中山在《总理全集·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说:“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为了表彰邹容的功绩，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追赠邹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大将军”。

2.《苏报》后继起的革命派报刊

“苏报案”发生后，革命派没有灰心，在上海陆续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

(1)《国民日日报》

《苏报》被封后一个多月，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就创刊了。章士钊、陈独秀等筹办，章士钊任主编。以“高尔茂”(A·Gomoll)的名义在英国领事馆注册。

该报辟有“社说”、“讲坛”、“外论”、“中国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评”、“地方新闻”、“文苑”等近20个栏目。宗旨仍以革命为主，发行后不久就风行一时，被时人称为《苏报》第二。《国民日日报》以大量版面详细报道著名报人沈荩被慈禧残酷杖死的惨状，发表了很多追悼沈荩的诗文。对《苏报》的被封经过与审理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连续报道，控诉政府的迫害，号召进行武力反抗封建君主专制。同时，该报对保皇派“立宪”、“维新”、“温和主义”论调进行了批判。此外，设有文学附刊《黑暗世界》，可以说是《中国日报》开辟的以文学副刊形式宣传革命的延续，曾连载长篇小说《南渡录演义》，借宋人抗金的历史故事作革命宣传。

在宣传策略上，《国民日日报》吸取《苏报》的教训，不作过于激烈的宣传。宣传手法上，采用冷静态度，迂回曲折地宣传革命思想。在处于反动统治下革命报纸如何开展宣传，如何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该报出版后，清政府发布命令禁止阅读，禁止邮政局邮递，妄图将其扼杀，但效果有限。可惜的是，数月后，报社内讧，竟然导致停刊，时间大约在1903年12月3日后。

(2)《俄事警闻》

1903年10月间，沙俄出兵占领奉天(今之沈阳)，引起了全国性的拒俄运动。刚从青岛返回上海的蔡元培组织了“对俄同志会”，创办《俄事警闻》以宣传鼓动拒俄运动。

该报创刊于1903年12月15日，由中国教育会会员陈竞全出资，蔡元培、林白水、江允宗、柳亚子等担任编辑撰稿工作。该报大量刊载揭露俄国侵占东北和清政府外交失败的稿件，启发人们将拒俄与反清结合起来。设有“社说”、“要闻”、“外论”、“现势”、“杂录”、“时评”等栏目。最有特色的是“社说”和“漫画”。“社说”每天刊登文言和白话评论各一篇，既注重向知识分子宣传，也注重向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宣传。所刊漫画，附有解释性的文字浅近的“图说”，力求通俗。这也是我国报纸最早刊登的漫画作品。

(3)《警钟日报》

该报是《俄事警闻》的延续，1904年2月26日出版第一期。开始由蔡元培任主编，半年后由汪允宗接任。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本与沙俄为重新划分在我国东北及朝鲜的势力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对俄同志会”由此改为“争存会”，《俄事警闻》也改名《警钟日报》，以便“一面为对付俄人之策，一面又宜为对付日本人之策”。

该报贯彻了《俄事警闻》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宗旨。初期详细报道日俄战争的进行，以后又对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侵占我国主权的行为进行猛烈抨击。谴责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抨击其无能。同时对官吏贪污、腐败、无能的情形进行揭露。

1905年春，《警钟日报》揭露德国侵占山东权利的种种罪行，遂被德国领事勾结上海道台于3月25日强行查封。

3.于右任与“竖三民”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逐步加强了在国内的宣传活动。在上海，从1906到1911年的5年时间里，先后出版了10多家报刊，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在这些报刊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于右任先后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后三份报纸一脉相承，且其报名中均含有一个“民”字，版面为竖排，故被称为“竖三民”，在中国新闻史上有重要的影响。

于右任(1879—1964年)，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曾用名刘学裕、原春雨，后以谐音“右任”为名;笔名“神州旧主”、别署“骚心”，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

于右任是光绪年间举人，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中有“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方能不自囚”，“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的词句，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进入震旦公学。

于右任从家乡逃亡到上海后，深感革命报刊宣传的重要性，于1906年到日本考察报业并募集资金，得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返回上海前，孙中山任命其为长江大都督，勉励他办一份革命机关报，联络东南八省党务，开展宣传工作。

《神州日报》1907年4月2日于上海创刊，于任主编，其他主要人员有杨笃生、王无生、李梦符等。取“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实，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而定名《神州日报》。《发刊词》中表明其宗旨是“挥政客之雄辩，陈志士之危言，澡雪国魂，昭苏群治，回易众听，纪纲民极”，宣传民族、民主思想。

该报为革命派所办的第一份现代化对开大报，内容上广告与宣传文字各半，日发稿量2万3千字左右。

该报内容丰富，除用大量篇幅对各地武装起义的消息进行报道外，还对揭露清廷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新闻进行报道。另开辟“本埠商情”、“商务调查”等栏目，详细报道上海地区有关金融、经济、税收、企事业发展等动态消息。

《神州日报》宣传手法上比较隐蔽，版面上很少有刺目标题，也很少有激烈词句。所发大量革命运动消息，一般不由本报记者出面，而是以“有闻必录”为借口，刊载政府文告、通报以及转载外报、外电。评论中也很少直接鼓吹革命，而是旁敲侧击，如以指责沙皇暴政来影射清廷的专制。

《神州日报》问世后不久即成为当时上海最畅销的报纸之一，发行量超万份。但出版仅37天，就因隔壁房屋失火殃及池鱼。报社全部设备、资料都被烧毁。幸而报社事先投了保险，在保险金的支持下，仅中断一天即恢复出版。然而由于人事关系及重建事务的繁杂，于右任在1907年6月20日宣布辞职，其主持《神州日报》仅80天。之后该报由叶仲裕、汪彭年主持，革命色彩逐渐淡化，民国后一度沦为袁党报纸，至1926年停刊。

于右任离开《神州日报》后，得到陕西富商柏筱鱼、信成银行协理沈漫云等的资助，筹资6万元，于1909年5月15日创办起《民呼日报》，于自任社长，陈飞卿为主笔。

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重在揭露官吏鱼肉百姓的事实。特别是集中全力揭露陕甘总督升允三年匿灾不报，税赋不免，造成陕甘赤地千里的罪行，就此遭到忌恨，升允勾结上海道台蔡乃煌，唆使他人以诽谤罪向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诬告《民呼日报》毁坏名誉。最后将于右任逐出租界，报馆查封。《民呼日报》仅出92期。

于右任被释后即与同盟会派来援救的景耀月筹办新报。于1909年10月3日在法租界创刊《民吁日报》，由朱葆康任发行人，范鸿仙任社长，于在幕后负责。

于右任自述报名由来:“以吁为呼，字形相近，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而分析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幽默意味。”

创刊后，即重点揭露日本妄图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和种种侵略行径。10月下旬，日本前首相、策划中日甲午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在访俄途中，到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被年仅22岁的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民吁日报》在事发第二天即以整版篇幅进行详细报道，并配发评论。之后又进行连续报道，前后共发文60多篇。赞扬安重根的爱国行为，嘲弄伊藤博文，说他是“淫昏”的“歌舞英雄”，死得其所。

日方恼怒至极，驻沪日本领事松冈以《民吁日报》“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两国邦交”为由，照会上海道台蔡乃煌，要求惩办该报。蔡便伙同租界当局，以会审公廨判决:《民吁日报》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民吁日报》仅出48天即被迫停刊。

于右任并不死心，积极谋求东山再起。幸得时任上海中国区商会会长的沈漫云相助，集资10万元，于1910年10月11日创刊《民立报》，报名“民立”，暗寓立定脚跟，为民喉舌，继续呼吁之意。

创刊之日正值重阳节，于右任以“骚心”为笔名发表《中国万岁民立万岁》的发刊词，将《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写得文采斐然，传诵一时。

创刊不久，日发行量就达到2万份，是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日报，也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一家革命报纸。

该报编辑采访力量雄厚。于自任社长，吴忠信、董弼臣任经理，宋教仁任主笔，编辑班子有范鸿仙、陈其美、徐血儿(天复)、章士钊、张季鸾等报界俊秀，还在巴黎、伦敦、华盛顿、柏林等地聘请了专职记者和兼职记者。

该报设有“社论”、“外论”、“小说”、“天声人语”(时评、小言论)、“上谕”、“宫门钞”、“专电”、“译电”、“新闻”、“通信”、“杂录”等栏目，内容丰富而精彩。尤其是漫画与图片最具特色，几乎每天一幅漫画，作为小说连载、时事评论或社会新闻的插图，效果明显。

《民立报》创刊之时，正是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期。该报在站稳脚跟后，对清廷攻击尖锐、辛辣，成了革命宣传的重镇。革命党人往来日本、香港、南洋等地，以及在长江中游的活动，多以《民立报》社为联络中心，使之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枢纽。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极力封锁消息，严禁各报登载所谓“乱事”消息。《民立报》在两天后，即冒着很大的风险，在上海各报中率先对起义消息作了报道，之后又做大张旗鼓的连续报道。

孙中山回国后，首先访问的就是民立报馆，并亲笔题词:“戮力同志”、“UNITY”。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景耀月、宋教仁等多位《民立报》成员入阁，社务就由范鸿仙主持。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范鸿仙被暗杀，于右任逃亡日本，《民立报》随之停刊。

于右任所创办的《神州日报》和“竖三民”，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功不可没，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对于这四份报纸，于右任曾说:“《神州日报》以沈郁见长，《民呼》、《民吁》则以发扬蹈厉见长，《民立报》时代可算是同盟会运动的急进时代。我们的任务一面在揭发清政府之鸩毒，唤起民众;一面在研究实际问题，作建国的准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