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一批杰出的新闻记者

三、民国初年一批杰出的新闻记者

民国初期，由于各报加强了新闻报道，记者以获得独家新闻为能，报纸以发表精彩的通讯取胜，在新闻界的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新闻学修养和办报经验，又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其中最为杰出的是黄远生和邵飘萍。

1.黄远生

黄远生(1885—1915年)，原名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江西九江人。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1904年中进士后，获得“知县即用”资格，但他不愿做官，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1909年学成回国，清政府任命他为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他不甘心“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便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述。辛亥革命后，辞官不就，全身心地从事新闻工作。

黄远生的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此后，他又编辑过《庸言》杂志，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日报》的撰述，还经常为《国民公报》、《论衡》和《东方杂志》撰稿。他长于采访，勤于写作，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著称于世，是中国第一个专业记者，也是我国通讯文体开拓者。黄远生的新闻通讯有以下几个特点:

(1)注重报道的时效性。

黄远生的新闻敏感性极强，他的报道很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这一点从他采写通讯的标题就能看出来。如《最近秘密之政闻》、《最近之袁总统》、《最近之大势》、《最近之北京》等，他采访的材料大多都是新近发生的实事。黄远生不仅善于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还特别注重新闻事实背后的相关信息。如1912年6月的《政界小风潮零记》报道了裁军问题的同时还透露出萌芽状态的其他问题，即“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的动向，预报了事态的发展，既是新闻，又是信使。

(2)注重题材的重大性。

黄远生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留过学，又在前清做过官，民国成立后他有机会周旋于总统、总理、各部总长和政党要人之间，对民国初期的政坛非常熟悉，因而他能采写到许多别人采访不到的重大新闻及内幕。他报道的人物有孙中山、袁世凯、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梁士诒等，他们大多是中国政府与中国政治的代表，黄远生善于抓住这些人物并从他们身上发掘重大新闻，如《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写的就是1912年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其中既反映了孙中山让权和志在建设的态度，也揭示了袁世凯“权谋百出，专以手段胜”的伎俩，同时还含蓄地告诉读者孙袁会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黄远生报道的重大事件很多，如袁世凯大借款、内阁接二连三倒台、外蒙古的独立、日本提的“二十一条”、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被杀等，对当时政坛风云作了真实而详尽的记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的通讯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3)报道生动具体，善于抓住细节。

黄远生把文学手法引进新闻写作，真实客观、及时报道政局，他的通讯善于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进行绘声绘色的描绘，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鞭辟入里。如《外交部之厨子》，通过描绘一个自前清到民国的外交部姓余的厨子，他“连结宫禁，结交豪贵”，并花钱买了“花翎二品衔”，有一次外交部长官汪大燮在赴贺庆王宴会时，刚进门则“遥见厨子方辉煌翎顶与众客跄济一堂，愕然不能举步，厨子见汪大人来，则亦面发赧而口嗫嚅”。汪的惊诧，厨子的窘态，旧官场的腐败，跃然纸上，生动具体，入木三分。

(4)语言通俗易懂，行文不拘一格。

黄远生提倡“以浅近文艺普通四周”，因此，他追求通讯语言的通俗和生动，行文十分浅近，且不拘一格。他时而将背景材料置于篇首而娓娓道来，时而先交代事件结果然后再逐步展开，他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贴切的比喻表现出来。如《奈何桥上之大借款》说的是1913年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事，此事的现状、发展、结果如何，一下子很难说清，但读者一看“奈何桥上”，一切也就明白了。《乔装打扮之内阁》、《虎头蛇尾之国税厅》、《春云初展之政局》、《蝉曳残声过别枝之弹劾案》等也都同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意味深长。邹韬奋曾经评论他的文风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5]。

此外，黄远生的政论也很出色，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他对官僚政客痛加针砭。他的政论继承了“时务文体”的特点，以深刻见长。如《游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中国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文中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荼毒如故”，今天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总统”而已。黄远生能在1912年就论述辛亥革命的失败，这是很不容易的。

黄远生在新闻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对新闻记者提出的“四能”要求，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他说:“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6]黄远生本人也是实践这“四能”的模范，所以他虽然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长，却能成为著名记者，被称为“报界之奇才”。黄远生曾为北京《亚细亚日报》写过文章，尽管他曾宣布脱离一切政党而独立，也曾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和批评，但始终得不到国民党人的谅解。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时候，曾对他进行多方拉拢。他为了摆脱袁的纠缠，于1915年9月避往上海，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表明反对帝制的立场。12月初避往美国，又在报纸上发表反对帝制的声明。然而，就在他到达旧金山不久，国民党美洲支部即派刺客将他枪杀，年仅31岁。他死后，友人将其著述汇编成卷，出版了《远生遗著》，共收集论说、通讯、时评、杂著200篇，其中通讯153篇，是我国第一本报刊通讯文集。

2.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年)，原名振青，浙江金华人，13岁就中了秀才。1906年赴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辛亥革命后期，因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萌发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思想。学生时代的他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上海《申报》投稿，并被《申报》聘为该报特约通讯员。1911年浙江宣布独立后，他怀着为民主共和而战的激情奔赴杭州，协助著名报人杭辛斋创办浙江军政府机关报《汉民日报》，任主笔并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报人的生涯。

1913年初，杭辛斋当选为国会议员，《汉民日报》交由邵飘萍主持。在《汉民日报》期间，邵持论激烈，抨击地方官僚，抨击袁世凯，1913年“癸丑报灾”中《汉民日报》被封，邵飘萍亦被捕入狱。1914年出狱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浪人寺尾亨为中国人办的政治学校——东京政法学校。在此期间，他曾登门拜访孙中山先生，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及新闻界的朋友，如张季鸾、胡政之、潘公弼等，并与潘公弼等三个同学创办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写东京通讯，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运动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1915年冬，邵飘萍应友人邀请返回上海，为《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撰写时评。1916年下半年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北上北京，从此北京就成为了他进行新闻活动的舞台。为了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他于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他每天都向《申报》发去新闻专电和内容较为详细的《北京特别通信》，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及国会的动态作出翔实可靠的报道，成为了有口皆碑的著名记者。1918年10月，他在北京独力创办日报《京报》，自任社长，他以“铁肩辣手”为座右铭，以新闻报道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同时还参与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师。1919年8月《京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政策被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出任大阪《朝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年回国后恢复《京报》。

邵飘萍的采访技巧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1923年任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认为:“中国有报纸52年，足当新闻外交而无愧者……仅得二人，一为黄远生，一即邵飘萍。”他赞扬邵飘萍的采访“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亦不能自已。”张季鸾也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政评，官僚无知之何也。自官僚渐识飘萍，遂亦渐重视报纸，飘萍声誉，以是日隆。”^[7]

邵飘萍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趣，愿终身以之。”正是这种对新闻事业执著的追求和献身精神，使他在政治上紧随时代步伐，在业务上精益求精。邵飘萍本人对采访的重视，的确超过了同时代的记者。他认为:“盖政治上、社会上各种新闻现象，皆因人而发生，大事即为各有关系人物之言动，故外交记者必留意当代人物。”邵飘萍还认为:“我国今日尚在幼稚时代之新闻纸，却以‘新闻材料缺乏及所载消息不确’为两种极大祸根。”要使报纸转变为新闻纸，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让记者重视采访，亲临采访第一线，据实报道。邵飘萍主张新闻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时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强调记者具有“一闻而如香色味立能辨别”的新闻敏感。

邵飘萍既办通讯社又办报纸，既精通采写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既从事新闻实践又从事新闻教育，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曾在多所大学里讲授过新闻学课程，还主张将“新闻知识列为普通国民知识之一”^[8]。并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于1923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邵飘萍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可惜他在1926年被奉系军阀杀害了。

3.其他著名记者

这一时期负有盛名的新闻记者还有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

刘少少(1870—1929年)，原名鼐和，字少珊，湖南善化人。青年时代就学于岳麓书院，为湖南学政徐仁铸所赏识。1905年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学习法政，期间曾协助杨度创办《中国新报》并撰有《苦政治与改治家》等文，开始办报活动。1909年回国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开始用“少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笔名撰写政论鼓吹立宪，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武昌起义后回湖南，先后担任《湖南公报》、《公言》、《中华》等报刊的编辑、记者、主笔。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曾被聘为主笔，但1915年上海《亚细亚日报》聘他为主笔则被他拒绝，并发表文章，反对帝制，因而遭到袁的通缉。1918年后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研究老庄哲学。以宣传太极图说和反对白话文受到鲁迅的讽刺。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倾向保守，然其为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有报界“怪杰”之称。

徐彬彬(1888—1961年)，名凌霄，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铸都是戊戌时期著名的维新派官员。受他们的影响，徐彬彬在政治上认同改良，与立宪派、共和党关系密切。1916年起，继黄远生之后任上海《时报》、《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由于他擅长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又对当时一些政界要员的身世经历较熟悉，因而在他的通讯报道中常透露一些有趣的内幕材料，文笔流畅而又富于情趣，颇受读者欢迎，成为民国初期最负盛名的记者之一。他对京剧颇有研究，邵飘萍的《京报》创刊后，他应邀担任特约编辑，主编副刊并撰写剧评，所撰剧评多有创见。1927年7月起，曾和其弟一士合撰《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上连载，达10年之久，内有不少新闻界的掌故。30年代起，长期担任天津《大公报》副刊主编。在《凌霄随笔》、《凌霄汉笔记》等栏目上连载文史短文，介绍我国文物、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与黄远生、刘少少一道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1961年逝世于北京。

林白水(1876—1926年)，初名林獬，又名林万里，字少泉，笔名白水、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福州人。少有文名，曾中举。报界先驱，曾任养正书塾讲席。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1902年赴上海，与蔡元培等成立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参与创办《童子世界》，并为《苏报》撰稿。“苏报案”后走避日本，旋回沪创办《中国白话报》。1906年再度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兼习新闻，专攻法律和新闻，是我国最早学新闻的留学生之一，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福建法制局局长，投身共和党，被选为国会议员，入京后又受聘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5年他参与筹安会活动，并发表过鼓吹帝制的文章。袁垮台后他于1916年9月创办北京《公言报》，充当安福系的喉舌。1921年《公言报》被直系军阀捣毁，又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后改名为《社会日报》)，面向市民群众，注重社会新闻，反映民众疾苦，颇受欢迎。林白水写的新闻和评论，挥洒自如，辛辣尖刻，“好议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故积怨于军阀。1926年8月因在社论中屡次抨击军阀张宗昌，被张逮捕杀害。他的文章通俗浅显，常能“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颇能吸引读者。著有《剑绮缘》、《生春红室金石述记》、《各国宪法源泉》、《林白水先生遗集》;“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是他永不褪色的诺言。

胡政之、张季鸾也是民国初年有影响的新闻记者，二人新闻生涯的巅峰期出现在20世纪20—40年代主持新记《大公报》时期。下章详述之。

思考题

1.试述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出现短暂繁荣的原因和表现。

2.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是如何扭曲自由新闻体制的?

3.民国初年有哪些杰出的新闻记者，各有什么贡献?

【注释】

[1]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电文》，载《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2]《上海时报》，1913年5月24日。

[3]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2页。

[4]王文彬:《中国报刊的副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5]邹韬奋:《经历》，上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页。

[6]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2页。

[7]《京报特刊》，1929年4月24日。

[8]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东方杂志》1924年3月第2卷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