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青年》改组
五四运动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社会主义。1920年8月,陈独秀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紧接着,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这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有自己阶级的新闻舆论工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于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大批报刊、通讯社,我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便应运而生。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新青年》改组,一方面从组织领导方面,编辑部虽然由陈独秀继续主持,但这时陈独秀已经由激进民主主义立场转换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并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等也加入了编辑部,成为编撰骨干。在印刷发行上,解除原来和上海群益书店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刷发行。这就从组织上、经济上加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对《新青年》的领导;另一方面《新青年》在编排形式和宣传内容方面也有明显变化,自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据沈雁冰回忆说,这一设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从这一号起,《新青年》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出至第9卷第3号止,共发表36篇文章,绝大部分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所载有关苏俄的情况,各方面的政策,关于列宁生平及其著作的介绍和资料,其中注明译自纽约进步刊物《苏俄》周报的最多。这一专栏的设置,为中国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提供了丰富材料,起了树立旗帜的作用。在言论上,改组后的《新青年》,通过“论说”、“通信”、“随感录”等栏目,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方向来引导读者。
改组后的《新青年》,仍然保持原来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面貌,与在北京的编者、作者保持联系,照旧采用他们的来稿。这样,既争取了原有民主主义作者、读者逐步跟上来,同时也避免打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招来反动当局的注目。尽管如此,还是受到了胡适的反对。1920年底至1921年初,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改组后的《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提出要《新青年》迁回北京编辑出版,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他还在北京同人中散布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2]。他还寄明信片给陈望道,反对“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胡适这一把《新青年》北迁置于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控制之下的图谋,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没有得逞。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1922年7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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