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的“六刊一报”

六、邹韬奋的“六刊一报”

邹韬奋(1895—1944年)，是十年内战期间出现的著名新闻出版人和报刊评论家。原名恩润，出生于福建永安一个破落的地主官僚家庭，先后就读于南洋公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1926年接编《生活》周刊，开始步入其新闻职业生涯。此后主持、创办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香港版等，人称“六刊一报”。另办有“生活书店”。伴随着其职业生涯，他由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一名坚决的反帝爱国者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11日，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宣传职业教育、进行职业指导而创办的刊物。1926年10月24日，职业社编辑股主任邹韬奋接编后，确立该刊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30]，主要刊登有关个人修养、职业修养的文章，以加强青年人的职业教育。1927年起，该刊几乎每期发表一篇署名“韬奋”的“小言论”，大受欢迎，“韬奋”也由此成名。此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刊物逐渐加强了对时事的关注，期望通过公正的言论，精当的评述^[31]，引导读者的社会责任意识。1929年12月，刊物在形式上也由原来的单张改为16开本册装。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使刊物发行量节节攀升，由最初不到2000份上升到1928年的4万份，再到1930年的8万多份。

“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是大量刊载与时政有关的材料，宣传抗日救亡，完全变成了“新闻评述性质”的刊物^[32]。二是大胆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国民党官员的贪腐丑行，成为受读者欢迎、遭当局忌恨的刊物。三是1932年以后，公开发表一系列拥护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33]。1932年《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禁邮。7月，邹韬奋决定成立生活书店。该刊发行量不降反升，超过15万份，创当时全国杂志销量最高纪录。

1933年6月，邹韬奋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7月，《生活》周刊宣告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由刚成立的生活出版合作社出版发行。7月14日，邹韬奋即乘船出国，流亡欧洲。《生活》周刊由胡愈之、艾寒松编辑，出至同年12月16日第8卷第50期被当局查禁。

流亡期间，邹韬奋考察了英、法、美、苏、德、意等国，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并将其陆续写成通讯寄回国内发表，这些通讯最后汇编成《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两部书，为读者看清世界大势、认识中华民族的出路提供了启迪。

1935年8月27日，邹韬奋回国。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发刊词宣称，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34]为奋斗目标。结合当时的国内形势，该刊重点揭露了日本策划“华北自治”的阴谋，抨击了国民党镇压抗日军民的罪行;以大量篇幅刊载“一二·九运动”期间，各地学生爱国活动的报道和图片，并发表评论表示支持;积极报道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团体的活动，刊登其宣言。《大众生活》成为当时救亡运动的舆论机关。在编排方面，《大众生活》周刊设“大众信箱”、“星期评坛”、“时事在地图中”、“社会漫画”、“国难课程教材”等栏目，内容十分丰富。此外，封面、封底、画页的设计讲究。图文并茂的《大众生活》成为读者喜爱的杂志，发行之初即销售15万份，很快又增加到20万份。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至第1卷16期被当局查封，邹韬奋流亡香港。

一到香港，邹韬奋就开始筹办酝酿已久的《生活日报》。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该报为一中型报，略大于4开，每日出2张8版(本埠为3张12版)，周日出《生活日报星期增刊》3张12版。《发刊词》称:“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坚持“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生活日报》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内战，成为了抗日救亡活动的舆论阵地，得到中共的赞许和支持。1936年7月31日，接受中共南方局建议，《生活日报》自行停刊，迁上海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为《生活日报周刊》继续在港出版。

在上海，《生活日报》未获当局登记许可，无法出版。1936年8月22日，《生活日报周刊》改名《生活星期刊》，迁至上海出版，邹韬奋任主编兼发行人。该刊在原来12页文字之外另加了4页图片，内容更加丰富。并从11月1日第22期起，改原来的报格式为16开本。11月22日，邹韬奋与上海救国会其他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等“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生活星期刊》出版至12月中旬第28期停刊。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出狱不久的邹韬奋很快在8月19日创办了《抗战》(一度改名《抵抗》)三日刊，积极宣传全面抗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该刊迁至武汉。1938年7月7日与李公朴主办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任主编兼发行人。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全民抗战》迁至重庆。1941年2月22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全民抗战》周刊和“生活书店”。邹韬奋愤而出走香港。

在香港，1941年5月，邹韬奋复刊了《大众生活》周刊。该刊宣传抗日，倡导民主，出版至年底香港沦陷时停刊。经中共南方局安排，邹韬奋辗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因耳癌返上海治疗，次年7月24日病逝，享年49岁。根据其临终要求，中共追认他为党员。

纵观邹韬奋一生的报刊工作，热心为读者服务，立足大众立场是其办报思想的核心。这不仅体现在其所办刊物普遍开设“读者信箱”、“大众信箱”、“信箱”等栏目，一心为读者着想上，在其他方面也都体现出来，如选稿坚持“有价值与有趣味”的标准，文风追求“明显畅快”的平民文字，报刊经营强调维护读者利益，不登害人、骗人的广告，等等。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思考题

1.试述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网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格局。

2.简述十年内战期间国统区主要左翼报刊和新闻团体以及它们的活动情况。

3.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是怎样建立的?有何特点与意义?

4.评述十年内战期间《申报》的变革。

5.评述《新闻报》股权转让风波的缘起、经过及结果。

6.简述张竹平“四社联合办事处”的经营模式。

7.十年内战期间《大公报》在政治倾向、新闻业务及经营管理方面有哪些特色?

8.简述《立报》新闻业务的特点。

9.简要评述邹韬奋的报刊出版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注释】

[1]程沧波:《七年的经验》，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2]何应钦:《本报的责任》，《中央日报》1928年2月10日。

[3]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台湾:中央日报社1981年版，第124页。

[4]王崇植、恽震:《无线电与中国》，文瑞图书馆，1931年版，第126页。转引自哈艳秋:《简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5]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6]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在北平招待各界演讲。http:// www.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6/0005/0008.htm．

[7]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8]《红色中华》发刊词。

[9]金耀云:《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新闻研究资料》1979年第1期。

[10]《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申报》1931年9月1日。

[11]马荫良:《回忆陶行知与〈申报〉》，《上海新闻学会通讯》，1986年第16期。

[1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

[1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14]《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申报》1931年9月1日。

[15]《史量才欲垄断报业，并吞新闻报统一望平街》，天津《大公报》1929年1月15日。

[16]据《新闻报》“本埠新闻”栏登载的统计，短短10多天，声援的来电来函达130多件。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17]1929年1月13日《国民日报》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作出决议，警告新闻报“不得将福开森股份售予反动分子”。1929年1月18日天津《大公报》载，1月17日国民党中宣部记者招待会上，中宣部发言人要求各方对新闻报加以援助。

[18]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19]1931年8月，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全国日报销量统计的数据:《申报》15万份，《新闻报》15万份，《时事新报》5万份，《大公报》3.5万份，《时报》3.5万份，《益世报》3.5万份。数据转引自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第4期。

[20]《大公报》1930年4月24日《启事》。

[21]《大公报》1928年3月21日社评《第三国际与中国》。

[22]《大公报》1930年4月11日短评。

[23]《全国同胞只有一条路》，《大公报》1932年2月2日。

[24]《大公报》1932年5月7日。

[2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26]方晓红:《中国新闻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27]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28]五项命令是:一、《民生报》永远停刊;二、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三、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之文字;四、不得在任何公共集会作批评政府的演说;五、以后如果离开南京，无论到任何城市，应当向当地最高军警机关报告行止。成舍我:《由小型报谈到“立报”的创刊》，转引自方晓红:《中国新闻史》，第234页。

[29]梁家禄、钟紫、赵玉明、韩松:《中国新闻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30]邹韬奋:《我们的立场》，《生活》第6卷第1期，1930年12月13日。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

[31]邹韬奋:《我们的立场》，《生活》第6卷第1期，1930年12月13日。

[32]邹韬奋:《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1932年1月9日。

[33]邹韬奋:《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1932年1月9日。

[34]《我们的灯塔》，《大众生活》周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