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由于《五·一六通知》明确地把新闻界规定为批判和夺权的对象，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新闻界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首当其冲的是中央和北京市宣传方面的领导人及新闻单位。1966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被打倒。《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和吴晗遭到由《文汇报》、《解放军报》带头的全国报刊的围剿，分别被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和“反党工具”。在中央的号令下，许多省、市委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以“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为由，将所属新闻单位(主要是报社)定为首先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派驻了工作组，领导报纸批判本地“三家村式的人物和文章”，发动群众搞鸣放，揭批主要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言行”。而随后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的兴起，各省、市委机关报普遍受到社内外“革命群众”、“造反派”的批判与冲击，不少地方的报纸因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而一度中断出版或停刊，大批的新闻工作者被批斗、下放基层劳动。“文化大革命”成为当时新闻宣传的唯一中心，经济、文教、科技等各方面的报道都与“造反”挂钩，在国际报道中也用上了领袖语录。

在对新闻界进行彻底批判与“夺权”的同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大部分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和半瘫痪、全国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长期直接把持新闻媒介，乘机兴风作浪，煽动极“左”思潮，愚弄群众，抬高自己，打击党内健康力量，把新闻媒介变成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由此，新闻媒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宣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二是推动“个人崇拜”的宣传;三是批判“走资派”的宣传;四是宣传“左”倾思潮及极“左”路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伴随着群众性的“造反”狂潮，从1966年夏秋到1968年秋，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文革小报”，当时较为正式的泛称是“革命群众组织报刊”。据统计，这些小报全国多达6000余种。这种小报，最先出现在北京的大专院校，是大字报和传单的延伸。这种小报都在极“左”的思潮的统治下，积极宣传“文化大革命”，狂热地鼓吹“造反”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小报对运动在基层的广泛展开起到了重要的鼓动作用，成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的新闻媒介。1968年8月以后，随着毛泽东和中央对群众组织政策的改变，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小报和群众组织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