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自身的传媒化蜕变

二、主持人自身的传媒化蜕变

大众传媒制造了主持人传播形式，主持人必须服从它的传播规律，适应它的社会角色。“主持人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是传媒自身的个人化形式，而对于主持人个人而言却是意味着其自身的传媒化蜕变。”^[6]这使主持人受制于媒介，成为传媒的个人化形式，被动接受蜕变。

1．大众传媒对主持人有诸多的角色规范

大众传媒制造了主持人形式，作为个人，主持人不可能逃避传媒对他的强制，每个主持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其传播规则和传播活动。主持人必须对其个体心理先在结构上进行调整，淡化由诸多主观因素组成的心理定势。他在传媒中的言行必须遵照传媒的意图，体现传媒的意志与价值标准。正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方宏进所说：“我们从来没有以个人身份说过话。我们说话的方式有一定的个性，大家自己可以写稿子，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和观点，自己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编辑节目，在演播室里录节目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对稿子加以改动。重要的是应该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自己的爱好，作为一个自然人就无所谓，别人无权指责。但是如果是在某个媒介的栏目做主持人，要表现的应该是那个媒介、那个栏目的品位和格调。”^[7]

大众传媒对主持人设置有诸多角色规范，这些角色规范出自于受众的口味、节目的要求以及传媒自身的属性。首先，主持人有着不失个性，却又能兼有集大众共性于一身的形象。主持人的声音与外形具有大众化的特征，能让受众通过他们的形象找到相互间的诸多共同之处，得到心理上“自家人”般的亲近。其次，主持人是社会公共价值标准的最完美体现者和维护人，因此他们在受众的印象中应有令人依赖的品德与良好的修养。最后，主持人还应是他或她所置身节目和所谈论领域的专家，有着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因为“一般的人是不想去听一个谈论并不比自己知道得更多的问题的人的议论的”^[8]。专业性的知识与技能使主持人在受众看来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向导。

当然，大众传媒对于主持人素质的要求并不排斥主持人个人所具备的魅力。演员之所以能成为演员，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着表演的天赋；而主持人之所以能成为主持人，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可以吸引受众，让他们感到可亲、可近、可信、可敬的个人魅力。但是必须看到，主持人的个人魅力是与节目分不开的，毕竟主持人是节目中的主持人，节目内容与节目模式直接约束着主持人，只有主持人的个人所长与节目风格相契合，主持人的个人魅力才可能得以施展。并且，主持人在受众面前所展露出的个人魅力必须经过节目的整合与规范。它不再全部属于主持人个人，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传媒意图，更多地承载了现实生活里的人们的理想和梦幻^[9]。

2．主持人必须接受传媒对于自己的规范和改造

广播电视媒体为了追求利润、占领市场、赢得受众，采取了主持人传播的方式。主持人对于收视率的影响直接为传媒带来了商业利润，主持人对于受众价值取向和行为观念的“舆论领袖”作用，配合了传媒对受众的影响。中央电视台原《东方之子》制片人时间认为，“主持人就是一个商业化的符号，培养主持人、塑造主持人、强化主持人形象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人们接受主持人，接受他以及他带领观众收视的栏目，也就是接受了栏目的影响，与此同时，广告收入增加。它是这样一种循环，这样一种因果关系。”^[10]

在这样一种观念影响下，充当大众传媒的主持人便意味着自身的传媒化，意味着要放弃自身的很多个性，意味着必须接受传媒对于自己的规范和改造。作为个人，主持人越是投入于大的传媒机构，越是拥有名气与影响力，越是意味着要更多地承担媒体责任。在这一点上，最有感触的应算2006年世界杯期间进行现场解说的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健翔。黄健翔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比赛最后一刻像一个普通球迷一样大喊一声“……万岁”，并慷慨激昂地狂捧意大利队、狂贬澳大利亚队。一段半夜里短短几分钟的解说，引来了众多外国通讯社的连篇跟踪报道，甚至还有人说事件影响了中澳两国关系……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主持人不仅代表其个人，而且还要代表媒体、代表政府、代表国家。正如张颂所说：“出现在话筒前的和屏幕上的，不是一种个人行为，我们肩负着阶级的、历史的使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