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缘起与问题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问题

2001年元旦，笔者所在的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通过无线和有线向全省播出，在此后的频道发展与建设中，该频道提出了“公共频道，咱大家的频道”的服务宗旨，并和后来纷纷成立的大多数省级电视台公共频道一起，试图探索一条全新的办台理念。近八年过去了，基于转型时期广播电视改革特殊产物的公共频道归于平淡。但也就是在参与国内公共频道创建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开始对公共频道中的“公共”两字产生了兴趣，通过翻阅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介绍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文章，我意识到国内的“公共频道”与西方的“公共广播电视”在概念与内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我对与之相关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3年是我在地方电视台从业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也是国内广播电视业变化最快的十年，太多的创新与不确定使我决定离开工作实践的一线，重返久违的校门寻求释疑解惑的答案，而公共广播电视这一课题便成了我追寻答案的切入口。

1927年元旦，英国颁布所谓的“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将民营的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改组为公营的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授予它在全国经营无线电广播的特权；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亚历山大宫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定时播放黑白电视节目，成为最早进行正式电视广播的公司。这座融广播电台与电视服务为一体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就是后来流行于欧美等国家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简称公共广播电视）的雏形。

时至今日，关于公共广播电视何去何从的争论似乎尘埃未定。作为一种传统传播制度，公共广播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太多社会各界的期望和寄托；在公共广播电视80多年的历史中，也纠结了太多与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恩怨。从中，不难触摸到西方广播电视与社会互动变迁的脉络，看到作为大众媒介的广播电视在历史与文化中的方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广播电视业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给西方广播电视的产业结构带来了深刻影响。以传媒市场化为核心的自由化、商业化和放宽管制的浪潮席卷欧美，意味着欧美媒体管理在总体指导思想上由公众原则向市场原则的倾斜。^[1]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广播电视发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公共服务广播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2]那么，公共广播电视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衰落？如何看待席卷全球的媒介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背景下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出现了哪些危机？危机背后的政治、哲学根源是什么？新的媒介环境下公共广播电视如何进行制度变迁与改革？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与实践对我国广播电视的改革有哪些启示与借鉴？这些都是本书着力研究并力求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公共广播电视作为广播电视制度中的一种传统模式，之所以历经沉浮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已经不是技术和现代化发展所能解释的。目前，围绕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合法性的探讨已经转化为传播与政治民主关系的讨论：作为大众传媒的广播电视是一种商业促销的中介，还是传播政治民主的平台？公共广播电视如何在媒介市场化情况下坚守公共利益？社会结构中传播资源的享用应如何分配才能消除不平等？解除规制^[3]后的多频道和市场竞争是否真的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如果数字化时代的商业电视使公共领域进一步私人化的话，那么，是不是需要更多的能够提供公共话语空间的公共服务广播？在这些由来已久的争议基础上，本书确定了市场化转型背景下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和变迁这个主题，试图站在社会和历史的视角探询政治和经济制度对传播制度的影响，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价值，以及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实践对当下中国广播电视改革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