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传播学取向的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研究

二、批判的传播学取向的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研究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公共广播电视研究

在欧洲和北美公共广播电视事业发达的国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公共广播电视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和方法。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始自达拉斯·斯密塞（Dallas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并影响了新一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其中，达拉斯·斯密塞的政策研究关注公共利益、公共广播电视系统、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等，并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了“受众为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的理论，认为大众媒介的运作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再把他们卖给广告商的过程。斯密塞还在其主要学术著作《依附之路》（1981）中，用辩证分析法揭示了加拿大依附发展问题中的垄断资本现象。和斯密塞一样，经济学家出身的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建立在美国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转变的大背景下。席勒的第一本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帝国》（1969）揭示了美国政府、军方与大众媒介如何联合，共同控制社会和进行全球资本扩张的过程，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观和政策。他随后的著作《传播与文化主宰》（1976）还对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可以说，斯密塞、席勒的研究始终将传播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揭露传播与权力的关系，而新一代的学者如美国的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1999）等更积极地将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政策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主要有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与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等，他们认为阶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所在，代表著作有默多克与戈尔丁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1974）和《资本主义、传播与阶级关系》（1979）；加汉姆的《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1979）等。加汉姆一直是英国传播业中的工会运动活跃分子，他联合格雷厄姆·默多克、彼得·戈尔丁等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对英国的广播电视与电信系统解除管制与私有化进行了批评。默多克与戈尔丁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聚焦于公共传播的符号与经济层面的互动作用”^[21]，并对传播的公民权问题进行过专门论述，这些观点与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遥相呼应。此外，以研究第三世界传播问题著称的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欧洲传播政策的争鸣，他认为文化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国家或企业结构的问题，它与公共领域私有化、商品化的过程紧密相连，使得公共领域可供传播业充分利用。

对于欧美关注公共传播事业的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媒介非中心化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分析了权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关系，商品化与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社会阶级分化与抗争的情况等，突破了媒介研究的孤立和封闭状态，把媒介置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考察，是一种宏观与中观的研究视角。欧美传播学者如詹姆斯·卡瑞（James Curran，1996）、麦克·罗博依（Marc Raboy，1996）、帕特夏·郝兰德（Patricia Holland，2003）等普遍认为，目前公共广播电视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来自意识形态、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挑战，认为新右派以及商业因素是导致公共广播电视处于“两难境地”的主要原因。

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呼应的还有公共领域的思想，该领域的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89）、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2001）认为，以公共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新型“公共领域”已经重新被“封建化”，并不得不与商业电视进行争夺受众的竞争。新哈贝马斯主义者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做了最新的定义，他们认为公共服务广播应该是现代公共领域的制度保证和手段，公共服务模式要比市场主导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自由和自我实现。

（二）媒介政策视野下的公共广播电视研究

在欧洲，除了与北美遥相呼应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有一种主流化的立足媒介政策的公共广播电视研究。这类研究的代表学者是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从他最早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1）到和克润·休那（Karen Siune）合编的《媒介政策：集中、单一和商业化》（1998），以及后来的《媒介政策范式的转变》（2003），可以说记录了西方媒介政策变迁的历史。其他还有诸如彼得·汉弗莱（Peter J.Humphreys）的《西欧的大众媒介和媒介政策》（1996）、雅若·卡茨（Yaron Katz）的《21世纪美国和西欧的媒介政策》（2005） 等，其中无一例外把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危机与变迁作为研究的重点。《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7年秋季号以“媒介历史”为专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回顾审视20世纪媒介发展轨迹。另外，英国学者约翰·科纳（John Corner）等在《国际媒介研究：批判性考察》（1997）从国家、市场和传播体制的角度探讨了北美和欧洲媒介政策的变迁。至于原来存在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欧洲国家，学者们对各自国家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与变迁也给予了很多关注，这些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欧洲传播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Culture ＆ Society）、《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新媒介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国际性的学术期刊。

当然，作为一种曾经垄断性的欧洲传播制度，公共广播电视引发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批评的观点主要包括公共广播电视的家长式作风（Collins，1998），公共广播电视的商业化倾向（Curran，2000），公共广播电视作为民主传播系统的衰微（Harrison and Woods，2001）等。加汉姆（Garnham，1995）指出，如果公共广播电视愚蠢地抛弃民主而不能充分代表公共利益，那就没有合法存在的基础；默多克（Murdock，2000）认为政治民主的危机导致了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迈克尔·崔西（Michael Tracey，1998）则进一步指出了现代人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民主政府、多元社会的确立和存在使大家觉得没有必要保留公共广播电视，但同时民主社会也倡导有质量的文化生活，于是维护公共广播电视又显得很有必要。

正是基于公共广播电视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必然联系，引发了更多关于传播与公共利益、公民权的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默多克和戈尔丁的《信息贫穷与政治不平等：媒介私有化时代的公民权》（1989），他们着重研究了媒介市场化背景下媒介与公民权的问题。他们以英国为例分析指出，随着大众媒介市场化、私有化进程的加剧，人们平等使用信息服务与信息设施的权利受到削弱，信息像商品一样成为可以买卖的东西，而一旦信息的供应由市场来保证，公民对信息的使用就会受到各种限制，特别是经济的限制，使完整而有效的公民权所需要的资源保障就会被破坏。总之，欧美学者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其对构建现代民主社会的作用，公共广播电视的式微对民主国家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