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欧洲媒介研究的影响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欧洲媒介研究的影响

除了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欧洲，格雷厄姆·默多克和彼得·戈尔丁等也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影响着一批传播学者。他们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与传播的经验研究相结合，证明统治阶级在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后，通过大众媒介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或现代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虽然是可变的，但根本上是不平等的。这使他们关注“传播体系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与更广泛的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阶层的中轴——阶级结构的关系”^[20]。

以默多克和戈尔丁为代表，当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学者把大众媒介看作是社会控制的机构，阻碍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发展，并维持社会现状。他们从研究大众媒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作为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大众传媒遵循20世纪资本的运作规律，即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传媒产品与一般的生产生活用品相比具有特殊性，能对受众和消费者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更可以形成公众舆论，干预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过程。^[21]

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欧各国纷纷推进了广播电视商业化进程，大众传播业全面沦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正是从关注公共利益、社会民主等立场和视野出发，深刻揭露了媒介私有化不但破坏完整的公民权以及损害政治平等，而且进一步扩大收入的不平等。同时，他们还从公共领域这样的概念出发，概括了媒介私有化对于公共领域的损害。

虽然传媒的市场化作为一种现实需要势不可挡，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其宏观的历史视角，审视了社会权力与传播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相互构建关系，其从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个维度对媒介市场化的剖析，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立论的依据和解构分析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