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民主的传统

一、政治思想渊源：欧洲自由民主的传统

欧洲是西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发源地，公共广播电视制度之所以肇始于欧洲，与欧洲自由民主的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起代议制的君主立宪政体（因此又被称为宪政革命），并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保证人身自由的法案《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标志着民主政治的确立。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颁布的《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原则奠定了欧洲自由民主的思想根基。19世纪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为欧洲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自由民主革命的历史相呼应，欧洲宪政民主主义的思想自17世纪开始兴起和发展，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应当成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公众的议论在英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标志着公众舆论成为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洛克把“舆论法则”作为一个范畴，与“神法”、“民法”相提并论，认为公众舆论是一种合法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法律和政府行为。18世纪，欧洲政治思辨的中心转到了法国，最有影响与特色的是法国大思想家卢梭的民主思想。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不仅突出了洛克的舆论法则所强调的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还进一步强调了民意的立法功能。他提出，舆论是一切法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它“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他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1]

卢梭所强调的舆论，不仅来自淳朴民风和善良心灵的习惯和风俗，而且可以进一步上升为一种集体的普遍意志，即“公意”。公意是至高无上的，是主权的所在，而政府仅仅是公意的仆人，是执行公意的工具。同时，它也构成了对社会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具有效力的道德标准。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基于公意产生的，其成立的基础就是转让，毫无保留地转让。国家的产生也是基于公意，人们为了生存才不得不让渡自己的权利从而组成国家的。正是如此，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也只能属于人民。卢梭还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政府只是人民为执行契约而创设的，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中间体，它的职能就是使二者相互适应，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

作为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和法国的卢梭都提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奠定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它为理想的政治社会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在他们的影响下，对法治、宪政、权利、契约政府等的要求构成了17、18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的主流，并在19世纪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政治上，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转变，建立了代议制政府；经济上，以英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浪潮，建立了工业化生产体系。18世纪至19世纪也是西方社会精神大发展时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如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主义哲学、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等，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并逐步形成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社会意识形态。前者强调自由与进步，后者重视权威与秩序，两者相互冲突又互相融合，推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可以说，“主权在民”思想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赖以产生、确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石。

事实上，西方文明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多元性不仅是它以多种政治势力并存、多种法律制度竞争、多种个人诉求抗争的形式保留和继承了原始氏族制度下三级权力机构的民主遗风，而且经由封建时期的混乱、斗争和妥协，最终发展演进为近代三权分立与制衡、主权在民和宪法之治；开放性是欧洲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优势，它没有广袤的土地可以长期自给自足，也没有天然的屏障可以抵御游牧部落的侵袭，这种看似弱势的地位却促成了欧洲内部的竞争、交流和向外开拓、进取，平等、自主和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正是在这种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得以发展，自由、独立、创新和宽容的思想观念、权利意识也在这种开放性中得以培育。

传播制度建立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传播制度的性质、功能和模式取决于社会的根本制度。既然民众是国家的主权者，政府是实现民意的公共权力机关，那么，民众就有权通过各种方式，其中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渠道，来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以做出正确的判断，选举出信赖的政府成员，并对他们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在欧洲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和多党执政的政体影响下，选择反映多元化表达和公共利益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就在所难免。另外，欧洲自由民主的传统使其在二战后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的制度，公共广播电视被当作了一种社会福利事业存在。在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是博物馆、图书馆、成人教育等公共文化机构从君主专制时代发展到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因为公共广播电视在四个方面有利于形成一种民主的文化：第一，即便是在受到一定威胁的情况下，公共广播电视与私人资本和国家权力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为不同的表达和公开的辩论提供一个潜在的空间；第二，享用这个空间可以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的特殊服务费用；第三，公共广播电视通过提供包含不同经验、观点和争论的综合节目，为不同政见之间的协商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形成提供了一个平台；第四，它把受众视为作为公众的公民，而不是仅仅把他们看做消费者。公共广播电视的这些品质正是对欧洲自由民主精神的传承和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