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变的政治压力

二、多变的政治压力

在美国，作为市场补充的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从诞生之日起就预示着其多舛的命运。如果说欧洲的公共电视为了避免政府的控制，设计了专门的管理和财政系统对公共电视进行资助，但在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法案》中，虽然建立了一个管理机构CPB，但只是受托分发联邦政府的定期拨款，金融资助的主导权则在于联邦政府。其结果是，即便是公共广播电视的资金被授权应该在保证三年供给的基础上，每两年进行一次预算，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资金问题就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政治议题而被白宫政府踢皮球。

1967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承诺公共广播电视将获得一个长期的资助计划，但这个计划随着他在1968年总统大选中的落选而落空。新当选的理查得·尼克松总统认为，越战期间，公共广播电视扮演了自由派记者大本营的角色，他们拿着政府的资助却在公共事务上制造偏见，所以不能给予更多资助。到了1970年，尼克松内阁对公共广播电视播出的一些纪录片如“银行与穷人”大为不满。这个节目深刻揭露了银行的一些举措加剧了城市中的贫穷，关闭了总共有133名参议员和众议员参与或直接担任要职的银行机构，而他们正是越战圣歌的幕后指挥者。这样，白宫决定对公共电视采取牵制措施。联邦资助是带在公共电视头上的一个紧箍咒，白宫也正是通过这一杀手锏，对CPB的拨款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1972年6月30日，尼克松总统否决了CPB的授权取得资助的法案，认为公共电视过于集中化成为了“第四广播电视网”，通过对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和其系统所谓集中化的指责，白宫希望藉此造成CPB和PBS、NPR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他们真的达到了目的，此后，CPB内部董事成员之间，CPB与合作伙伴全国教育电视台NET之间的关系均出现了问题，后者曾是CPB“银行与穷人”节目的合作制作方。这一策略在改变CPB的董事会成员和转移公共电视关注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上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它也使白宫免于戴上插足或审查公共电视报道的罪名。在后来的两个月中，公共广播电视公司的主席、经理和主任相继辞职，8月底，尼克松政府在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后，签署了1973年度的公共广播电视拨款法案。

发生在尼克松总统与CPB之间的政治斗争产生了三个结果：首先，它显示出了公共广播电视很容易受到来自政治，尤其白宫方面的压力，这是从决定公共电视要接受联邦政府的定期资助时便被预言的。第二，它意味着公共电视要建立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尽可能避免在将来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这一必要性带来了一种新的分散的节目基金分配方式，电视节目委员会SPC成为了从1974年到1990年期间公共电视节目的主要提供者。SPC的出现是试图减弱政治势力对CPB节目干预的尝试之一。第三，公共电视系统意识到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尤其是从私营部门寻求资助以摆脱对高度政治化的联邦政府拨款的依赖。最重要的，尼克松总统的否决案使公共电视的制片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保险企业，于是，大的石油公司成为他们优先选择的节目资助来源。这三个方面的变化贯穿了美国公共电视的发展历史，而1972年的尼克松否决案也开了政治干预公共电视系统的需要和结构的先河。

与尼克松时代相反，卡特总统采取了对公共电视相对温和的政策，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士继承了支持公共电视的传统，公共电视和民主党部门之间的关系趋和也暂时缓解了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但到1981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公共电视又重新面临着来自白宫方面的政治、经济双重压力。某种程度上，对公共电视的敌意已经达到了意识形态层面。里根政府采取了广泛的取消政府规制措施，它不赞成公共电视应有政府资助，也就是说，公共电视是里根政府中不受欢迎的公共机构。另一方面，这种敌意又带有党派遗风，尼克松时代所谓的公共电视的新闻自由主义倾向又老调重弹，里根政府在1981年的公共电视修正案中又进一步削减了资助份额，公共电视的联邦资助方案再次遭到围攻。在多变的政治压力下，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不得不面临着在夹缝中生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