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泛娱乐化倾向凸显

二、电视泛娱乐化倾向凸显

市场具有驱利的本性，在市场化驱动下的大众媒介容易表现出对弱势群体的抛弃和对强势人群和生活方式的张扬，表现在电视媒体上就是泛娱乐化倾向的凸显。也许会有人主张，平民也可以娱乐化，娱乐是人的本质需求，百姓需要娱乐，生活需要娱乐，市场也需要娱乐。的确，电视观众在观看或参与娱乐节目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这种满足既包括生理上也包括心理上。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压力太大，生活节奏也前所未有地紧张，看电视本来就是为了松弛，缓解压力，而娱乐节目正是这种松弛的最佳良剂。可以说，娱乐节目是对矫情的贵族意识的嘲笑和对虚伪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瓦解，为处在生存压力下的大众提供了一种“假释”，是一种万众同乐的平台。

但是，正如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报刊的描述常常具有“欺骗性”，使人们产生误解，在我们的头脑中制造了有关“外部世界”的歪曲图像甚至完全虚假的图像。他的理论显然更适用于电视媒介，电视以其精美的图像剪辑为我们展示了生活中可望不可即的图景，夸大现实生活的“虚拟性”。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极度张扬违背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贵族生活方式的再现及饕餮大餐式的广告带来的是人的物质欲望的觉醒与疯狂，由于消费主义赋予了某些产品或品牌以明确的身份、地位等特征，经过大众媒介的推动和扩散，使现实社会越来越等级化，人们开始以媒介所描绘的生活方式判断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是撕裂的、不稳定的。与娱乐化相伴的是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暴力与凶杀充斥荧屏。近些年来，国内影视剧中的暴力镜头日益增多，动画片、卡通片中的打斗场面泛滥。而社会研究已经表明，“在电视暴力与儿童显著的攻击行为之间有强相关关系”^[3]，这些镜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少年的观念、性格和行为的形成，还会影响其成年后的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电视娱乐化是公共领域私人化的产物，是社会心理压力的释放，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和政府功能的发挥，认为当代传媒开始强调身份认同而不再是权力，电视媒介更多的是把受众建构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在电视面前，观众宁愿沉浸在一种较为轻松的视听感受中，而不愿像过去那样，接受由新闻尤其是政治新闻所提供的公共空间。仔细分析，一方面这一观点忽视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在哈氏看来，理想的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不受“私人”控制，大众传媒就是这个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所以，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本身就违背了哈氏公共领域的本意；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没有了基本的政治认同，也就丧失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认知，谈何真正的身份认同？只不过是沉浸于消遣与娱乐中的被动的受众——消费者而已，社会和政府的压力当然会随之减轻，但这样的社会将因政治认同的弱化而缺乏凝聚力。在西方民主最发达的国家瑞典，笔者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发现，瑞典受众的媒介素养普遍较高，许多瑞典市民更喜欢读报看书，他们认为读书与看报给了他们更多思考的空间，他们不愿意当做“沙发中的土豆”接受电视被动的灌输。不过，当涉及到政党大选、换届等重要公共事务时，他们则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参与度，十分负责认真地投票选举，发表见解。这显示出社会政治经济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作为消费者意识的淡薄，作为公民自主意识的觉醒。

总之，对弱势群体的表达不力和电视的泛娱乐化是广播电视公共话语缺失的表现，在这种媒体失职的背后，显示了广播电视体制中的某些制度缺失。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广播电视改革而言，如何在稳定而系统的制度保障下，建构传媒公共领域、完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