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我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

过去的100年，中国社会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封建君主专制走向追寻民主共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贫穷走向小康。我们可以从新闻评论的波澜起伏中窥见已经逝去的那些惊心动魄的重要时刻、典型事件、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时代前进的足迹。透过这些岁月留下的颗颗思想珍珠，我们不仅觅见百年中国的历史沧桑，而且也可以了解新闻评论走过的发展轨迹。

追溯当代广播电视评论的渊源，我们不能不将目光投向风雨沧桑的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报纸评论曾经是广播电视评论的老师。近世以来，一代代报人笔走龙蛇，援笔濡墨，嬉笑怒骂，道出人生百态，写尽世间万象；议论风生，严谨中有风趣，诙谐中透着老辣。回眸我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报人以特有的爱国传统、理智和豪情，勤于思而敏于行，静坐书斋而心系天下，盼望中华富强。他们以文报国，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评论文章之中，力图以事实和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成为办报的主旋律。

中国报刊与西方报刊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资产阶级报刊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因此其最早出现的报刊文体是消息。而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报刊一开始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中国资产阶级自办发行的报刊，言论早于消息出现。有论者说得好，评论“是历史的草稿，老报纸的l00年是前后交融的一本书，一条线。这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奋斗与抗争的历史，是一个国家追求进步与光明的生动描摹”^[1]。

1849年，一个江苏昆山的才子——王韬，因生活所迫，到上海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做翻译，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流亡香港。1867年，他随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到欧洲，亲眼目睹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自此才有了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王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揭开了我国报刊言论史的第一页。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适应维新运动的需要，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办报高潮，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报纸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与封建顽固派展开了斗争，并培养出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健将，写下了数百篇评论文章，创立了别具一格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时务体”政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时洛阳纸贵，影响深远，最终推动了报刊政论向新闻评论的演变。

1901年到辛亥革命的10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迁的年代，也是新闻评论日臻成熟的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化。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就形成的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报刊政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质的飞跃，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评论文体开始从单一的政论向多样化发展。

资产阶级在救亡图存时期所表现的奋发求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中国早期的著名报刊政论家梁启超自由奔放、感情充沛的“报章体”体现出来，表现出虎虎生气。他们创办的报纸，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政治斗争的主战场，而政论就是斗争武器。一种真正具有新闻评论性质、突出了时效性和新闻性的评论文体——“时评”适应社会和时代斗争的需要，脱颖而出。1904年，《时报》总编辑陈景韩将政论体裁加以改变，开辟“时评”，使呆板冗长的长论变为短小精悍的短文，体现了精确、简短的原则。这种新的评论形式，对以后的新闻评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历久而弥新，至今光彩依旧。此外，作为著名报人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开辟了《国闻短评》专栏；创办《中国白话报》的林白水，首先在他的报纸上使用白话文写作评论，开启了新闻评论白话化和大众化的进程，从而推动新闻评论向白话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此时，介于政论和文学之间的杂文开始发育，编者按语的运用范围日渐扩大。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我国的报刊评论已经从政论发展成为新闻评论了。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爆发了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篇章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样一个革命与反动激烈交锋、新文化与旧思想反复较量的时代，作为时代风向标的新闻评论在经历低谷之后再现生机，一方面从“不谈政治”到揭露北洋军阀的卖国与黑暗统治，一方面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同封建旧文化展开论战，最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中走向辉煌。这一时期最具光彩的无产阶级新闻评论诞生了。无产阶级新闻评论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新闻实践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南，以质朴的语言、透彻的说理，饱满的激情，开创了新闻评论的新天地。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的几年间，无产阶级的报纸评论继续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报纸政治上逐渐右转，新闻评论再度沉寂。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纷纭复杂的多事之秋，无产阶级的报刊评论以全新的风格展现出顽强的生机和活力，培育了毛泽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他们主办的《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报刊，以其富有战斗性的革命政论文作为发动群众、提高人民的斗争觉悟、打击和揭露革命敌人的战斗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资产阶级主办的私营报纸，此时因政治环境的压迫和报纸的商业化，评论在写作风格上倾向于采用含蓄的笔法，多因事而发，借题发挥。同时，评论形式日益减少，具有感情色彩、富有号召力的评论也逐渐销声匿迹。不过，此时的评论界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上海《商报》陈布雷的评论，被称为“文坛寂寞中的异军”；而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者邵飘萍在他主办的《京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以短而精的形式，富有变化的风格，表现出很强的战斗性；曾经开白话评论之先河的著名新闻评论家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的新闻评论，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夹叙夹议，往往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风靡一时；著名报人张季鸾在这一时期，曾经写下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评论作品。

“九一八”事变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闻评论在激烈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得到了洗礼，焕发出生机。国统区的新闻评论一方面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歌颂奋起抗战的将士，代表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呼吁；另一方面，谴责和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评论则在反对蒋介石的“围剿”，揭露其不抵抗政策，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评论在战斗的洗礼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报刊评论家邹韬奋在《生活日报》的小言论代表了报纸评论的大众化趋向。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作品，为杂文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世界日报》张友渔和张恨水的时评和杂文，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7年，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发展不平衡，因此也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立场和世界观的新闻评论。但总的来说，报纸评论的战斗性比以往大大加强，批评不利抗战的各种弊端的评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评论和军事评论大量刊载，与抗战无关的评论一度绝迹。新闻评论在严酷复杂的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评论，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为代表，以深刻中肯的洞察力，高屋建瓴的气魄，尖锐泼辣的战斗文风，在新闻评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生动鲜明、朴实通俗的群众性评论，标志着评论走向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的时代。进步的私营报纸的评论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性。《申报》、《大公报》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脍炙人口的评论作品。此外，新式标点符号逐渐普及，促使评论文字迅速通俗化，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抗战形势、投入抗战洪流的要求。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报刊言论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和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一时期集中围绕着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人民战争、反蒋反内战三方面发表评论。解放区的报刊评论中，1947年《晋绥日报》的反对“客里空”，使评论的思想性、论战性增强，同时以风格明快的编者按语活跃版面，引导读者，很受欢迎。无产阶级新闻评论具有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报刊评论的风格：坚持宣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问题，做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权威性，切实担负起了发动民众和指导革命的重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闻评论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从1949年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一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评论逐步发展起来，各级党报对评论尤其是社论高度重视，新闻评论数量增加，出现了编辑部文章这样一种评论体裁。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是继《解放日报》改版后党报的第二次改革，评论的题材扩大，群众言论进入新闻评论领域，文风上也大有改进，贴近生活的百姓话题日益增多。

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曲折发展时期，到1966年“文革”前的10年间，评论工作出现了“左”的偏差。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报纸评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新闻评论沦为“无中生有、无须论证、无限拔高、无限上纲”的“四无评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起哄式评论，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无物的“演绎法”评论。评论形成以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以往经验及最近的典型事实为说理的依据的“新八股”。新闻评论几乎成了“四人帮”制造政治谎言的工具，成了他们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段。由于“四人帮”把持新闻舆论，新闻评论在“文革”中滑向堕落的泥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并于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既是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也是新闻评论观的重建时期。新闻评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新闻评论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新闻评论也在这场讨论中逐渐摆脱了“左”的流毒的影响，在内容上坚持实事求是，在文风上呈现出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清新气象，出现了一批很有特色的评论作品。

1982年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此后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随着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以及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考验，也切实推动了新闻评论的发展，深度报道崛起，新闻述评得以广泛运用。新闻评论选题范围拓展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普遍社会意义。小言论、群众作者撰写的微型言论大放异彩。值得一提的是体育评论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新闻评论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发挥舆论先导作用，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评论文章。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新闻媒介经营走向市场，促使新闻评论贴近生活、贴近市场、贴近受众，追踪社会热点、受众关注焦点。新闻评论专栏增多，出现了一批名专栏、名评论员。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同时面临“入世”的挑战，各种深层次矛盾、新的思想理论疑惑需要澄清，述评成为报纸最受欢迎的优势新闻体裁之一，同时新闻评论朝着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

在当代社会，随着传媒业的发达，传播方式的变迁，报纸已经进入集团操作的“厚报时代”，广播电视也已步入“频道频率专业化时代”，网络更成为亿万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人们在不经意间可以发现，当代传媒所传播的大量信息中，言论性信息的数量呈大幅度增加的态势，如报纸纷纷开设言论版，广播电视开办各种类型的评论性节目，网络媒体开辟名目繁多的论坛及BBS讨论区，公众用发送手机短信表达看法，也成为各类媒体吸引公众参与、扩大影响的重要方式。这说明，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信息渠道不断扩展、媒介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独家报道”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独家角度”、“独家观点”正成为不同类型媒体共同争夺的又一个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