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评论主体地位的确立

第二节　广播电视评论主体地位的确立

改革开放之前，广播电视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新闻评论，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主要是播发报纸的社论和评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伴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和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广播电视要“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独立发表意见”，才真正终结了广播电视“播读”报刊评论的状态，所以在1978年以前，人们通常是把新闻评论看作报刊文体的一种。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广播与电视都把新闻评论作为重要的节目类型加以开发，从口播广播电视工作者自己撰写的评论，到使评论更加口语化，更宜于“口说耳听”，继而逐步把重点放在使评论更符合媒介自身的传播特征上，即：广播如何在运用声音符号进行评论时，使声音符号的种类和表现力更为丰富；电视如何运用视听结合、声画兼备的手法使其评论既具有形象感，又具有思辨性。广播电视工作者为此作出了辛勤的探索。这种探索大约进行了15年，直到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以及同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创办，才使广播电视评论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空前增强。

广播电视评论的崛起，到它作为在广播电视新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突变，事实上，它是从传统报纸新闻评论的母体中脱胎出来，不断从母体中吸收养分和生命力，不断从体裁与样式上继承与创新，它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渐变的过程，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可以从广播电视评论中时不时地感受到报纸评论对它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各地广播电台的谈话节目开始兴起，80年代中期音响评论出现并逐步走向完善；1987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开播，强化了主持人在杂志板块型节目中的串联与评点；同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今日论坛》节目，曾经风靡上海舆论界，“每天清晨，打开收音机，听众都能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日论坛》节目。这是1987年5月创办的一个评论节目。这个五分钟、千字文的节目，选题讲究，立论求新，有褒有贬，尖锐泼辣，颇有说服力和吸引力”^[2]。90年代初期广播谈话节目从“为说而写”向“以说为主”转变；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了《新闻纵横》栏目，这种“以焦点类新闻事件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评论性节目”很快为大多数广播电台所采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频率专业化的推进，直播式热线谈话节目逐渐成为广播评论类节目继音响评论后又一主要的节目形态。

1980年7月12日，央视开设并播出《观察与思考》栏目，它标志着我国大陆第一个固定的电视评论性栏目问世，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报刊、广播评论，更具电视传播特征的电视评论样式的出现；1994年4月1日开播的《焦点访谈》，以央视的特殊位置、《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每天一期的高频率、关注中国放眼世界的大视野，使电视述评及深度报道类节目走向成熟；1996年3月推出的《实话实说》及其后的《对话》等栏目，将西方媒体中较为成熟的“脱口秀”节目移植改造成谈话体评论节目；而杂志型、现场直播节目中主持人的有机串联与适时评点，也使其成为电视评论的又一特殊样式。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新闻评论已成为一个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及网络媒体，由各种传播符号构成、囊括不同类型的体裁与节目样式的传播系统。

从传播学的视野来考察，当代广播电视评论主体地位的确立，在传播功能上对整个新闻传播是一种富于理性的健全与完善。

其一，是从舆论引导为主，到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相结合。一批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广播电视评论栏目广受好评。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新闻媒介的神圣权利，也是新闻媒介生存竞争和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舆论监督在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江泽民同志曾说：“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表达意见、表达自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自由。”^[3]这表明社会主义的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舆论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同时也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舆论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报道事实、评论事实，或设置议题、组织讨论。

其二，广播电视评论从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到传播事实性信息与意见性信息相结合的趋势，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以往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主要报道事实，后者着重分析、议论。现在新闻报道与评论边界的日益模糊，不同报道样式与评论样式更多地穿插组合运用。广播电视评论节目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迅速崛起，至今已成为新闻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增强竞争力、提升传媒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有力手段。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是全息组合、深刻透视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富有理性思辨的一种评论方式。央视评论节目《焦点访谈》的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基本原则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栏目宗旨是“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增强传播效果”。1996年5月央视又推出调查型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有学者称前一种深度报道为“主观性”意见评说；而后一种为“客观性”意见评说。两种意见评说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让观众自己去把握与领悟“新闻背后的新闻”、“原因背后的原因”。

其三，从对事实一般的评说议论为主到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解读相结合。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程度、社会分工的细致化程度日渐提高，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加，仅靠简单的是非判断已很难满足受众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专业性很强的国际评论、法治评论、财经评论等往往比一般的思想评论、社会评论更受人关注的原因。当电视成为我们时代各种声音的代言，普通观众只需要端坐于电视机前享受影像带来的“视听快感”（某种程度上观众的眼睛也成了鱼龙混杂的各种思想观念的跑马地），学人需要警觉的却是“谁是话语的主体”^[4]，电视是在替谁发出这种声音，声音的内容构成、指向又是什么。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谱系中，电视新闻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处于轴心位置，而这种轴心位置一定程度上是由以《新闻联播》为主的传统类型的电视新闻来确立的。自1982年起，《新闻联播》就被授权比其他媒体早一天独家发布重大新闻，从而一举改写电视在传统媒介阵营中的从属地位^[5]。中国电视由于更多地解读了新闻事件，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才不断被加固和强化其在传播中的核心地位。

其四，原先受报刊评论影响很深的痕迹在广播电视媒体中逐渐淡化，而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特点的评论在逐渐增强；从意见发布为主到意见发布与意见整合相结合。广播电视评论已从过去发表单篇评论为主，到今天更注重相关评论的整合。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才真正开始步入人们普遍公认的“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四重转型同时展开；就业矛盾、城乡矛盾、东西地区差异等诸多矛盾纠缠错综。“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征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征。”^[6]由此，多元文化的浸淫、统一声音的缺失和生存压力的加大，人们开始“碎片化”地游离于原本笃信不二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在现实情境逼仄下，人们开始怀疑曾经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开始从想象的世界与生活的真实落差中积蓄不满和郁闷，开始为曾经清晰而美妙的今天、模糊而遥远的将来心生迷茫与忧虑。在阵痛和动荡中的人们，不会去理解什么个体与大局、眼下与未来之类的抽象观念，即使潜在的感觉世界正在日新月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依然成为时代的特有图景。依旧日日赞歌的新闻传播模式自然难以被认同，虚无缥缈的电视剧也被人们疏远，人们需要的正是基于生活的有效的安抚、交流和宣泄，一种有现实可能的想象空间，或者说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的关系”^[7]。但特殊时期这种本应由传媒特别是直观的可视的传媒——电视执行的“按摩”作用因为传统传播方式“高高在上，俯瞰苍生，冰冷生硬，千人一面”而付之阙如了，公众与官方沟通的良好渠道（或者说是公众单向度接受的政意下达通道）被阻断，原本严密有效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输出系统因为陡然失效而处境尴尬，在这种背景下，广播电视倘若再因袭传统的旧有的传播方式，是没有前途的。广播电视要自己走路，就必须寻找新的节目形式与传播方式。而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崛起与再造，其实是有着内在逻辑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