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与百姓同在

杨刚与百姓同在

陈　朴

为了给长辈扫墓,到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去。这是京城老百姓的墓地。这几年,公墓也在开拓创新:山顶盖起了办公楼,零乱的墓穴作了整理,修筑了通向各墓区的通道……

就在崭新的办公楼一侧的路边,我忽然发现一块高约4尺的墓碑,上面刻着“杨刚同志之墓”,墓旁围了一圈瘦小的柏树。看来这座墓原是淹没在拥挤的墓群之间,随着通道的开辟,就显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了。墓紧挨着路边,不留余地,墓碑更显得引人注目。

看到墓碑,我不禁惊讶:杨刚的墓怎么会在这里?凭我的想像,以她的党龄,她曾经担任的职务,她的贡献,当然,她的墓应该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共和国奠基人的陵园里面。(注)

1946年,我进上海《大公报》馆工作时,杨刚是报馆的驻美特派员,虽闻大名而从未得见,只是读到她从美国发回的一篇篇通讯。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来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随军南下,到上海主持解放后的《大公报》,这才见到了她。她一点没有在美国居留过的那种女性的味道,一身灰布列宁装,伏案工作时不停吸着烟卷,言谈举止比男子更有男子气。她的豪爽正直,言论精辟,待人诚挚,很快在原来并不熟识的同事中博得好评。不久,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宣告《大公报》属于人民。杨刚完成任务后即回北方工作。后来听说她在外交部当了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抗美援朝开始后,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开城谈判的工作;后又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社负责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并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正在为她庆幸时,不幸的消息接连传来:1955年秋,她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中遭遇车祸,造成严重脑震荡,留下头痛难忍的后遗症。1957年秋,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而当时正在反右的政治风暴中,这使她紧张万分,终于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眠不起,终年51岁。从此就听不到有关她的音讯了。

27年之后,1984年,萧乾选编的《杨刚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使怀念杨刚的亲友、同志感到莫大宽慰。读了杨刚的作品和附录的纪念文章及年谱,才知道了更多有关她的情况。她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在校期间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备受酷刑,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她不仅当过《大公报》记者、文艺副刊主编,还是早在30年代就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的作家,又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胡乔木为《杨刚文集》写的序言对杨刚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单是她的散文集《沸腾的梦》,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她还是世界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并兼任过岭南大学教授,讲授过“翻译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她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还为党做过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她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有男人而不能做男人的妻子,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丈夫分手后牺牲于日机轰炸,幼小的独生女儿送往延安,自己长期过着没有家庭的生活。建国以后,她仍然独身一人,忘我工作,不分昼夜。周恩来非常器重她,曾对毛泽东说杨刚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

这部《杨刚文集》出版时,扉页影印着邓颖超1983年9月的题词:“《杨刚文集》出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刚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现在我看到,邓颖超的题词竟被刻在杨刚墓碑的上端,像是一个文件的批示。我不知道原来安葬时有什么样的墓碑,而这块墓碑是1987年1月重立的,离杨刚逝世已达30年之久。

凡是上了一点年纪、经历过过去年代的人都会理解:为什么逝世后该进革命干部陵园而没有进去;为什么安葬时未能及时立一块恰如其分的墓碑,而在重立碑石时还要刻上领导人的题词。据说,杨刚生前“没有受过任何责怪”,当然更谈不到受什么处分了。仅仅由于她逝世的特殊情况,本来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都成为不可能了,甚至连称呼一声“同志”也成为问题了。显然,有了邓颖超题词的评语,杨刚的一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不仅足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而且就有理由大书“杨刚同志之墓”。在不算短暂的30年间,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不受处分而有处分待遇、不称平反而得平反之实的过程。但尽管如此,这位忠诚的革命家还是被摒于革命公墓的陵园之外。

正如墓碑碑阴镌刻的杨刚的两位外孙署名的铭文:“姥姥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杨刚一生热爱人民,无私奉献,她安息于人民公墓,身处平民百姓之间,也许更符合她的夙愿罢!

(原载1999年1月26日《大公园》)

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八宝山南麓,除殡仪礼堂外,设有革命干部陵园,骨灰堂;人民公墓在八宝山北坡,除办公楼外,是一片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