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入桂林《大公报》为练习生的回忆

我考入桂林《大公报》为练习生的回忆

黄克夫

《大公报》桂林版创刊于1941年3月15日。当时我正在桂林“广西教育研究所文史地教学研究班”学习,“研究所”设在七星岩南侧的东灵街,西头是著名的桂林八景之一的“花桥”,西边接连东旭路,《大公报》营业部在东旭路的中正桥头,是我们出入必经之路。《大公报》馆址在七星岩后面的星子岩。七星岩长达四五里,可容数以万计的人,是很好的天然防空洞,洞内空气清新流畅,有小溪流水淙淙。旁有洞口通东灵街,若有警报,我们很方便进入七星岩中部。七星岩后的出口,正对《大公报》馆(编辑部和排字印刷厂)。占地约三四十亩,房舍是竹壁批荡的简易建筑,建有砖砌的围场。5月底《大公报》刊出一则广告:招聘4名外勤练习生。我到东旭路《大公报》营业部报考,我对接见的人(后来才知道是王文彬先生)说明我现在还在学习,要7月才毕业,可否报名?王先生说:“可以”。过两天接通知到报馆(星子岩)饭堂笔试,约三四十人应考,围着四张吃饭的圆桌,主考人是外勤主任张蓬舟。笔试作文一篇,印发文言文一篇,要将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又印发白话文一篇要译为文言文。这些正是我们“研究班”学习的功课。还有些时事问答题,其中有一题问:中国有哪些报纸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章?我答了:“只有《大公报》一家”。考完试,交了卷。主考张蓬舟说留大家在饭堂吃午餐。每桌四菜一汤,有红烧肉、白切鸡、猪肝肉片汤……有白米饭和馒头。每桌8个人,大家惊喜不已,抗战时期,能吃到这样丰盛的美食,真不简单。张蓬舟说:“这是我们报馆员工的伙食标准,不是特别招待你们的。”再过一个星期,我接获录取通知,说明试用3个月,合格继续留用,不合格则辞退。当时获录用的4人:赵范如(女,湖南人),黄克夫、何××(忘记其名,广东人),曾在广州《现象报》、《越华报》当过记者、编辑,30岁左右,年纪算最大的。潘××(忘记其名,广西田阳县人),是我们“研究所”数理化教学研究班的学生。试用期间,我们练习生每天要早上7点起床,7点半到星子岩报馆饭堂用早餐。8点钟到编辑部剪报纸整理资料,当时报馆刚开办,积聚了好多国内外的中文报纸。由3月间创刊时招收的第一批练习生之一的罗承勋负责资料工作,准备成立资料室,罗承勋在我们4位第二批练习生上班前,把堆积的报纸分4堆放在长桌上,各人一把剪刀,一瓶浆糊,一叠裁好的贴剪报资料的白报纸。4个练习生坐在一张长桌上,罗告诉我们剪报的要点、分类、贴资料时注意资料完整等。开头工作进度很慢,熟悉情况后,就快了。剪贴资料至12时,午饭前,张蓬舟主任(他夜里要编报至清晨,睡至11时后起床)来检查我们剪贴报纸的资料,认可验收。12时我们用完午餐,就离开报馆进城开始采访活动。当时报馆只有两名记者,陈凡跑桂林绥靖公署、广西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桂林市政府、警察局、市党部等军、政党机关。张鲁琳(女)与我是南宁高中同学,她高我两班,毕业后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大公报》当记者,她跑教育、文艺、妇女工会、商会等机关团体。张蓬舟指定我由陈凡带领,跑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市政府,市警察局,市法院和市警备司令部。赵范如由张鲁琳带领采访,姓何的自报熟悉新闻采访业务,独立采访活动;姓潘自报喜欢体育活动。当时桂林公共体育场所,不时有篮、足、排球比赛,潘喜欢看球赛,兼顾一些社团活动。试用期间姓何的请了两次病假,第三次再请病假时,张蓬舟就到他的住所“探病”,看到他正和人打麻将,并非真病。当时是试用期中第3个月,张蓬舟向王文彬(经理)、蒋荫恩(编辑主任)汇报后,决定立即将何解雇。姓潘的觉得时常到球场看球赛,很辛苦,试用第3个月自动辞职离馆,他和我说还是回“教育研究所”学习,将来当个中学教员吧。

我在陈凡带领下采访桂林市政、军、党机关,经陈介绍认识一些主要官员以至局、处、科负责人,陈教我怎样从交谈中取得新闻,回来怎样写成新闻稿。写稿一式两份,陈凡审阅后,一份送去官方新闻审查处,一份送编辑部。一两个星期后,他就放手让我独立采写新闻,我也自觉上手了。外勤主任张蓬舟当时还兼本市新闻版编辑和地方通讯课主任,他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每天要求练习生如常剪报贴资料,还要将《大公报》本市新闻版面与桂林3大报《扫荡报》、《广西日报》、《力报》的本市新闻版面相比较,若人家报上有独家新闻,《大公报》没有,那就是漏了新闻,他会责问:“你昨天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漏了新闻?”语气似追究责任。记者、练习生下午6时前回到报馆写稿,吃晚饭后,要交稿送“审查处”。从8时到12时轮流在采访部值夜班,到桂林火车站接衡阳和柳州开来的特别快车,看头等车厢有无要人、名人来往,以便为本市新闻版的“时人来往”小专栏撰写新闻稿。还要到要人名人入住的乐群社、大华饭店、环湖酒店、南京饭店查阅旅客登记簿,往往在夜里12点钟,张蓬舟打电话到采访部查问值夜班的记者或练习生。在试用3个月期间我是全情投入采访写稿工作的,第一次采访桂林南门汽车站打群架,死了1个人,当时是晚上7点多钟,我到现场时打架的人已经散去,看到死者被救护车载走了。访问了到场查处的警官,了解死者身份姓名、年龄、打架原因,回来写了四五百字的社会新闻。第二天拿来与广西日报对比,我写得简单枯燥,广西日报以特写专栏报道,有新闻背景,有打架现场紧张气氛,我自觉很失败,很难过。张蓬舟把广西日报“啪”一声扔到我的桌上,以责备的口吻说:“你看人家写得这么生动,你是怎么搞的?”我难过得掉下泪来。又有一次是值夜班,刚查了火车站和乐群社等重要宾馆酒店回来,接到张蓬舟电话要我立即去体育场,找桂林市运动会的参加单位名单,这本是姓潘的练习生的责任,我说:“潘不住营业部……”话还未说完,张蓬舟从电话中大吼一声:“我就是要你立即找到这份名单。”“啪”一声挂上话筒。我立即跑步赶到体育场,管理人员已回家,找不到负责人,也不知姓潘的住哪里。体育场和市运动会是市教育局管的,我夜奔教育局秦局长家,把他叫醒了述说来意,求他相助,我说:“若明天《大公报》上没这名单,你这运动会的主办人也难向读者交代。”他即派专人带去市政府科处长宿舍把负责人找到,赶到体育场将报名册交我带回,我以万米长跑的速度把报名册于深夜12点钟送到星子岩编辑部,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汗湿。编辑主任蒋荫恩笑笑对我说:“这就像《大公报》记者了!”张蓬舟也高兴地打开抽屉,拿出他的私人饼干款待我。事后不久,我经过体育场,看见场内站了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人群,也有军队、警察,机关职工……主席台上有白崇禧等高官,我向警卫人员表明身份,他们请示后,让我上主席台,站在纪录员台侧,掏出笔记本,记录白崇禧、当时他以军委会副总参谋长身份回桂视察,当天的集会是桂林市防敌人空袭空降军民演习的“总评”,台上没有其他3报的人,凭我的记录,把白崇禧的讲话写成一篇二三千字的稿子,第二天张蓬舟以“总讲评录”大字黑体字标题,在本市新闻版以大辟栏刊登,是《大公报》独家新闻。试用3个月尚未期满,我获加薪10元(法币)。

在我们4位练习生试用期间,张蓬舟带我们4人到总经理寓所听胡政之训话,用意是勉励我们安心为《大公报》工作,只要不犯错误,称职勤力,欢迎我们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当时,我是深受感动的。并下定决心以《大公报》记者为终身职业。当时桂林《大公报》经理部和编辑部工作人员是很少的,经理部王文彬经理(1941年底香港沦陷,港馆人员转到桂林,由金诚夫任经理,王文彬为副经理),会计主任李树藩,广告课主任戚家祥,出纳主任张根生,发行课主任李清芳。编辑主任蒋荫恩,国内要闻编辑何毓昌、国际要闻编辑李侠文,本市新闻编辑兼外勤课主任张蓬舟(兼任通讯课主任又兼编文艺副刊)。校对课有徐西东、刘更生、易锡和、陈伟球。桂林《大公报》刚创刊招了第一批练习生,他们是罗承勋、高学逵、高翔、唐承令、吴则刚、林克用以及记者陈凡、张鲁琳、衡阳办事处主任吉彭信、柳州特派员钱庆燕。我们第二批练习生进馆时高学逵已派去赣州为记者,但到赣州不久即被蒋经国扣留,后经胡政之出面营救获释。1942年初港馆人员到桂林,编辑主任蒋荫恩离馆去成都燕京大学出任新闻系主任,张蓬舟也调任渝馆成都办事处主任,桂林《大公报》总编徐铸成兼任采访主任,陈凡调去柳州为特派员,钱庆燕调桂林接陈凡的工作。张蓬舟离桂后,本市新闻编辑由港馆来的章绳治接任。

《大公报》同人来自五湖四海,但相处融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就似一个大家庭。从胡政之老板至各级负责人,对所有职工,都平等对待。如张蓬舟虽然性情急躁,要求记者、练习生很严格,批评责备时令人难受,但他是从工作出发,并无私心。报馆管理现代化,重视职工生活,如职工伙食,经理部负责人十分重视,胡老板时常检查,宿舍管理、工厂管理都很有规矩,从桂林版创刊,我看到经、编两部的工作业务蒸蒸日上,广告和新闻配合发展,大家工作得都很开心。陈凡、钱庆燕结婚,经、编两部的负责人都亲自到贺,同事多有赴宴。后来我被派到《大公报》衡阳办事处与吉彭信一起工作,凡是《大公报》不管是港馆、渝馆,甚至已停刊的沪馆、津馆的同事及家属,经过衡阳,需要办事处协助解决困难的,我们都尽力而为,亲切接待。

1944年秋,日寇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湘桂溃败,退入贵州,桂林沦陷前夕,我因病请长假离馆。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到重庆,金诚夫经理欢迎我返回《大公报》继续工作,胡政之总经理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回到重庆,金诚夫陪我见胡老板,也欢迎我重返工作岗位。回想当年考入桂林《大公报》为练习生时,年方22岁,至1982年底离休正好一个甲子,已完成当年决心为《大公报》新闻事业奉献青春的意愿了。

(原载2000年7月2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