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六年在桂林

抗战六年在桂林

王文彬

《大公报》重视广州地区新闻

1937年,上海“8·13”抗战期间,我负责《大公报》的采访工作,兼本市新闻3个版主编。3月日本侵略军包围上海,租界地区成为“孤岛”,《大公报》和《大公报临时晚刊》停刊。我被《大公报》派到香港,参与香港《大公报》创刊工作,先在香港作了2个月的调查研究,后被派到敌机天天轰炸中的广州,组建《大公报》驻粤办事处,负责采访广州市新闻和组织广州市附近几十个县的通讯网。

《大公报》广州分馆是营业性质,专办报纸发行和接收广告。这是我兼管经营管理业务的开始。因敌机天天轰炸,我们在广州官禄路还有职工宿舍,兼办伙食团。我先住宿此处。家眷由上海经香港到广州时,我家住在近郊东山住宅区。这里住户大都迁走了,空房较多。我租住四层楼房,只花了8元租金,实际上我们几口人只住用两层。直到敌人进攻广州时,我妻带儿女和职工一起逃往香港,我一人仍在广州工作。敌人侵占广州前夜,我一人始逃往粤北,仍进行战地采访,发专电到香港报馆。在粤北翁源、韶关、连县、乳源等地工作两月,始经湖南衡阳乘湘桂铁路火车到桂林,幸未遇到敌机。

《大公报》桂林办事处

1939年初,我由粤北韶关乘京广铁路到湖南衡阳,转乘湘桂铁路到桂林。那时的铁路交通十分拥挤,因是抗战期间,车中不分软席硬席,一律平等对待,更没有什么“卧铺”。

到桂林后,首先在市中心正阳路1号二楼居住,房子虽然低矮但干燥,楼板很薄,我们每次走动,都惊动了楼下住户,因为地点适中,门牌号数好,总算有了落脚处。

我负责组建的《大公报》桂林办事处,主要任务是进行新闻采访。首先到邮电局请朋友介绍来一位译电员黄梵,他电码记得最多,译电很快;又由军队的朋友介绍来一位转业士兵王秉正做交通员,负责取稿件、送电报。他会做一般饭菜,兼任炊事员。广西省会,刚由南宁迁到桂林,作为战时省会。桂林人口只有10多万人左右,仅有四开纸《广西日报》一家。我在报上刊出招聘记者小广告,很快就选聘到浙江人钱庆燕,他性格谦和,写作能力强。我们两人分工采访新闻。这样,4个人的办事处就正式组成了。

直到1941年,桂林《大公报》创刊时,我们办事处便成了《大公报》创刊筹备处,先要迅速完成两大任务:一是找报馆的合适地址;二是就地招聘合格的人才。

“乐群社”部分的常客

桂林小旅馆不少,但官办的招待所,当时只有乐群社一家。总干事耿亚麟,我们认识比较早。乐群社来往的新闻人物多,我常去采访新闻。

这里的长期住客,只有王深林,他是留德学生,广西绥靖公署参议。山东人,非常豪爽、健谈、好客。他常住的106号房,便成了朋友们日常聚会的活动中心。这里来客很多,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位朋友:

刘仲容,广东人,留德学生,也是广西绥靖公署参议。他最受广西军队首脑白崇禧的信任,实际上是白公馆的“总管家”。他思想进步,处事周到。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外语学院院长。

焦菊隐,抗战前是北平戏剧学校校长。他来乐群社时,桂剧名演员“筱金凤”(尹曦的艺名)也常来向他请教。他知识丰富,也导演话剧。

方镇华,是四川军界首脑人物之一,邓锡侯的驻广西办事处处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办事处。因日寇常轰炸桂林,他一人独住在桂林郊区农民家里。他天天到王深林房间来,和朋友们畅谈国家大事,到夜晚才回家。因此,天天带有硬木棍,作防身武器。解放后,曾任重庆文史馆馆长。

许瑾是桂林《扫荡报》女记者,常穿鲜艳的红上衣,她和丈夫莫自新都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莫自新常来乐群社也是为了采访新闻。她和王深林等很谈得来。在当时桂林市新闻界是最活跃的人物。抗战胜利后,她夫妇带儿女定居美国。她儿子莫虎,曾任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后来从事律师业务。母子俩曾回祖国各地观光。

范长江、胡愈之、黄药眠等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设在环湖路楼上,条件比较差,夜晚没有床,大家睡在楼板上,挤在一起。夏衍任桂林《救亡日报》总编辑时,每天写长篇社论一篇——“今日话题”。他们召开的学术座谈会,我也应邀常去参加。在陈侬菲(就是陈同生)任“青记”南方办事处秘书时,我们也常在一起,直到“青记”桂林分会成立,他就离开重庆了。

关麟徵将军支持《大公报》

1941年桂林《大公报》创刊时,桂林《广西日报》、《扫荡报》、《力报》(以上3报,均系日出对开纸一张)、《救亡日报》、《自由报晚刊》(以上两报,均系四开张报)等报,早在桂林出版。

《大公报》负责人决定在桂林创刊时,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既安全(靠近山洞)又方便推动业务的地方。比较好的地址,均被各部队驻桂办事处和各报馆占用。我们桂林办事处几个人到处奔走,都找不到合适的馆址。后来,经过在湘北指挥作战的关麟徵将军驻桂林办公处处长胡性安(我们是陕西同乡)协助,他愿迁让他们的驻桂办事处,又经关将军来电同意无条件帮助《大公报》在桂林创刊,始解决了我们无法解决的难题。

当时星子岩(是我们命名的孤独小山)洞口极小,仅能供一人躲雨。胡处长建好的几间茅草房,不适合我们办报用,只好拆掉。先请石工试挖大洞口,挖出一个大岩洞,高度可建三层楼。这样,我们发电、印刷及储存纸张材料等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特请著名建筑师林乐义设计绘图,在山阳、山阴修建印刷厂、编辑部、经理部、“季鸾堂”(平时是职工饭堂,也是职工俱乐部,开会、演戏均可)、“胡公馆”(专为总经理胡政之住家,是一处地势较高的山坡)、职工宿舍、补习学校、篮球场、足球场等,都是从先打水井开始,在大荒地上建成的,包括四围篱笆墙,大门警亭,院内花圃等,共计占地37亩。这是抗战时各地《大公报》中最大的报馆。

我还请木炭动力专家汤仲明工程师在岩洞内设计、安装木炭动力发电机,解决了照明和印刷机动力问题。

还雇用临时工修好了从星子岩到簸箕岩能用板车运报的石子路,还有一段路是职工义务劳动修成,改善了交通运输。

在桂林招聘的职工

旧社会有句俗话说:“十家报馆九家穷”。因此,我开始考虑怎样既办好报纸,不断提高报纸质量,又能达到业务收入较好,自给自足,不依赖银行的贷款,也不靠资本家来投资。

在《大公报》桂林办事处组成时,我开始有了用人权。接着,筹备桂林《大公报》创刊,我登出广告,公开招聘记者、练习生。我选任的各课主任,《大公报》总管理处全部批准。

在桂林考进《大公报》的新同人计有:陈凡(笔名周为)和他的妻子陈如雪,后来陈凡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

罗承勋,后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多年;

张学孔在重庆工作时,是我选用到《大公报》。后来到香港,曾任《香港商报》总编辑多年,直到退休,病故。

曾敏之也是在桂林考进《大公报》的。他长期在桂林和重庆主持采访工作。他到香港后,曾任《文汇报》副总编辑、代理总编辑。

当时参加《大公报》采访工作的,还有高学逵、黄克夫等。长期驻成都的是廖春圃,即廖公诚,驻湖南衡阳的吉彭信,驻柳州的钱庆燕,驻贵阳的是金慎夫。因此,《大公报》的新闻较多、较快。

经过考试,参加《大公报》的业务人员也多,比如:搞广告工作的吴则刚(广西人)、搞发行工作的李子谦(河南人)、搞总务工作的张朗秋(上海浦东人),都是经理部的主要骨干。当然,还有《大公报》老同人带着大家共同前进,发展本报业务。如编辑部校对室主任左芝蕃,工作很认真负责,是《大公报》错字少的原因之一;电务室主任王树生等,能收录重要的国际新闻。经理部发行课主任郭继先,工厂管理课主任张绍庄等都是《大公报》的老同人。实际管理工厂业务的还有田满堂、陈广文等。《大公报》职工同人长期团结合作,没有发生过怠工罢工等情况。

为抗日前线战士募寒衣

1940年,桂林各界为抗日前线战士募集寒衣时,聘我为交际总干事,首先让我推荐名媛闺秀作交际干事300人,以便让她们募集捐款。我当时虽然交际较多,但立即开出300名女干事名单,确有困难,经过各界熟朋友的帮助,还是按时交出名单,让各界募集寒衣委员会发出聘书,约请她们来会服务,主要靠她们义卖报纸,义卖鲜花,募集寒衣捐款。

我还有两大任务:

一是举办桂林市名媛闺秀的时装表演。这个表演人数少,比较容易办,我约请了10多位小姐参加时装表演,各人自带最漂亮的衣裳来参加。我记得我在广州认识的两位小姐:李新瑛、李骝两姊妹愿意参加,还有上海来的,北方来的小姐共10多人都按时来报到了。但是怎样表演,我完全不懂。幸得到电影界前辈孙师毅的帮助,他临时任导演,先让小姐们试演后,再正式登台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买票来看。

二是邀请桂林市各戏院的名演员举行便服清唱,京剧名演员金素秋、桂剧名演员筱金凤、话剧名演员唐若青及豫剧、评剧等名演员都来了,但是她们都不愿唱“开锣戏”,一定要唱“压台戏”。这就使我这外行人无法解决。最后请来著名戏剧家、广西艺术馆馆长欧阳予倩来和大家协商,排出先后出场清唱名单,这样才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

胡政之先生精于经营管理

胡政之先生专心钻研报业经营管理,特别注意新闻界的专业人才。对报馆内部同人,要求更严。各部门负责人,几乎都有馆内的兼职,谁也没有空闲时间。馆外兼职,既不允许,也不可能。

他知道人们有面子问题,决不当众批评任何同人。凡发现谁有错误或有什么问题,总是叫到他办公室内才批评。他日夜在馆内各处、印刷厂内到处转转看看,遇到同人略谈、略问几句,实际上他不断联系群众,起到检查、监督的作用。

胡先生对我没有表扬过,也没有批评过,更没有约到他办公室去谈过。只有一次,我在上海《大公报》工作时,因为本市版刊出“上海烟毒总调查”,约占一个版的80%的篇幅(因恐有人说情,故决定一次刊完),他在编辑部公开对我说:我们刊出这篇报道,上海市政府他们很不满意,但不需要更正。

胡政之先生对同人,随时都在冷眼观察,实际检查多,随时了解同人情况,坚持不轻毁誉的原则。《大公报》的工资福利,在新闻界并非最优厚,但比一般较高,所以,大家比较安心工作,团结协作好。总的来说,政之先生待人厚道。

胡政之先生教我写社评

1942年,胡政之先生和夫人顾俊琪夫妇定居重庆后,有天,胡先生在胡公馆约我谈话,主要教导我学习写社评的重要性,并出了一个题目,让我试写“广西精神”的艰苦奋斗,加强本报和广西当局的联系,争取广西读者对本报的支持和帮助。

我试写了这篇社评,经过胡政之先生修改后发表,以后我和编辑主任蒋荫恩每周各写一二篇社评,我忙于业务发展,写得少些。大致他写科教文化方面,我写广西地方性问题。国际问题社评,系香港《大公报》寄来社评小样,蒋荫恩略加修改才发表。财经问题社评还有千家驹、秦柳方等专家写,每周还有名流学者的《星期论文》。

在桂林《大公报》的言论主张方面,胡政之先生曾写过赞同新闻检查制度的社评,大意说没有新闻检查,新闻报道如果出了问题,本报非完全负责不可。如果经过新闻检查,本报就不会发生什么麻烦。

后来,他写的社评,新闻检查官仍然“吹毛求疵”,随便修改,他曾和新闻检查官争论过,人家仍然奉命办理。

与张季鸾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在西安(1927年)任陕西青年社“总务”,即主要负责人时,认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后来,他任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董事长,介绍我到民治学习。毕业后,他又介绍我到天津《大公报》认识张季鸾先生。后来,我先后参加北平《华北日报》和《大公报》工作,都是张季鸾先生推荐。但我参加《大公报》以后,几乎没有和他谈过工作问题。我几次请教他,他总说“多听政之先生意见”。大概是他们两人的分工关系,所以我与胡政之先生接触较多。

我任桂林《大公报》发行人,副经理兼社评委员时,张季鸾先生没有来过桂林馆,除写社评外,他还用“老兵”笔名写过若干篇通讯。仅有一次从香港飞回重庆时,我们事先约好趁飞机在桂林机场停留半小时,我们在机场见过一面,我们边散步边谈,他只看看桂林山水,也不谈报馆工作,托我问同人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1941年,我听到张季鸾先生肺病严重时,曾专函邀请他来桂林养病,具体说明桂林风景多么好,山洞多,安全有保障。我有内科名医朋友,看病不成问题。他很快回我一信,说他病情已到晚期,不宜迁地疗养,他也不想多旅行了。这是最后写给我的信,不久,就病逝在重庆。

桂林馆的解散

《大公报》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奖章时,重庆市新闻界首先举行庆祝会,名义上是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和中国新闻学会主办,由国民党《中央社》社长、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萧国兹主持,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宣部主办的,由张季鸾先生发表演说。

同时,桂林市各界9个社团发起庆祝,在露天举行各界代表庆祝会议,100多人参加,胡政之先生特由香港乘飞机来桂林,亲自接受祝贺,并致谢词,还写了社评,特向各界人士郑重致谢。

1944年夏天,日本侵略军开始从湘北南侵,广西地方当局惊慌不安,宣布在桂林实行“紧急大疏散”,要求约60万人的桂林市民在几天之内迅速离开市区,造成极大的混乱,各报纷纷停刊,或减缩出版。《大公晚报》先行停刊,职工一部分调赴重庆《大公报》馆,另一部分给资遣散;《大公报》减成四开小报,仅留四五十人最后撤退。职工家属早离桂林赴重庆。经理金诚夫买得飞机票先飞往重庆,总编辑徐铸成等到紧急时写好停刊社评,也乘飞机赴重庆了。直到市区内居民疏散完了,各报全部停刊了,只有北火车站人山人海,极度混乱。市内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用。我和最后撤退的四五十位职工商洽后始放弃星子岩报馆一切,决定不走火车路线,先步行到桂林以北小县,然后转往黔桂边区少数民族地区。我身上没有一文钱,只背有小蚊帐一顶,小床单一条,手持一竹竿走路。始终和大家一起生活,步行半个多月,到贵州独山县,始雇到木炭汽车,我和职工家属及全部行李上车,还有部分青壮年仍步行,经过贵阳后到重庆。

1944年6月桂林“大疏散”

桂林各报9月12日同时停刊

桂林《大公报》是1941年3月15日创刊;出版至1944年,销数已达到3.5万多份,已能自给自足,略有盈余,实际参与了桂林“战时文化城”的活动。

桂林《大公晚报》是香港《大公报》停刊后很多职工同人退到桂林,故于1942年4月1日创刊;出版至1944年,因湖南敌军向南进犯,桂林国民党当局实行“紧急疏散”,《大公晚报》先于6月27日停刊,职工一部分调重庆《大公报》工作,另有一部分给资遣散。

桂林《大公报》先缩减为四开纸一张,出版至9月12日,和桂林各报同时一律停刊。最后撤退的职工数十人,因无任何交通工具可用,仍有组织地步行离开桂林。我们先向北走,通过黔桂边区少数民族地区,步行半个多月,始到达贵州省独山县,雇到木炭汽车,先到贵阳,后到重庆,已到了11月,看到了一场白雪。

(原载2000年9月27、28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