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公报》副刊

我与《大公报》副刊

徐志啸

《大公报》举办百年诞辰征文,按理没有我的“分”——我虽已年过半百,但比起那些七八十岁,甚至八九十岁与《大公报》有着漫长历史的老人来,我算老几?有什么资格也摆起“我与《大公报》”的“谱”?

但是,我有话要说,至少在我这一辈的人中,我想,“我与《大公报》”这个话题我还是可以说出不少话来的,因为我毕竟与《大公报》已有了8年多的交往历史,在这8年多中,《大公报》给了我莫大的精神慰藉,尤其是她的副刊——《大公园》、《书话》、《文学》、《艺林》几个专版,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我在这几块园地上先后发表了近二百篇散文、随笔、短评,这在我们这一辈作者中,恐怕是不多的。由此,我想,我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大公报》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我是《大公报》的一位挚友。

当然,我与《大公报》的关系,主要是她的副刊,我喜爱她的副刊,我关心她的副刊,我愿意为她的副刊奉上自己不成熟的拙作——看到它们一次次化作铅字,我心中每每会升腾起亲切感和兴奋感。

我与《大公报》副刊发生联系,完全起因于一次“盲目”的“毛遂自荐”,但正是这一偶然的机缘,促成了之后“一发不可收”的友好交往。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这次机缘,让我——一个普通的作者,切身体会到了《大公报》的热情、诚恳与“海纳百川”。那是1993年春天,我应邀赴香港一所大学,从事为期半年的合作研究。当时,我所在的这所大学位于太平山山腰,而山脚下不远处,有两家在内地颇有名望的大报报馆,其中一家即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公报》。我也是心血来潮,觉得研究之暇,不妨为香港报纸写点什么,便于某日贸然冲到了这两家报馆门前。但是,事情并不如自己想像的那么容易,其中一家报馆连门都没让进,一个电话传进去,该报文艺副刊的某编辑接电话,一句“我们这儿要求名家的稿子,你……”把我顿时浇得心凉了——是啊,我算什么呢?人家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幸好,我当时还没死心,抱着再试一次的心理,走到了《大公报》报馆门前,心想,如果再失败,那我也就死心了,说明我与香港报界“无缘”,从此不生“奢念”——然而“奇迹”出现了,我居然很顺利地跨进了报馆大门——不用传电话,也很顺利地找到了副刊部,坐在近门口一位头发花白的编辑一听我的来意,马上热情地邀我到他们的谈话室交谈,这使我顿时感到十分兴奋——心想,这事成了。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的谈话十分投机,这位编辑热情邀我为副刊写稿,他与前面一家报刊编辑的态度截然不一,我感到了温暖,我受到了激励——今天回想起来,这大概便是《大公报》的精神魅力所在吧,她容纳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写稿者,她没有以“势”压人,没有以“名人”为挡箭牌,拒凡人于门外——甚至连面都不让见,一个电话便把人打发走了。我当时的心情,无法用文字确切描述,只是感到,两相比照,差异太大,我似乎成了“两个人”。

就这样,我试着写了第一篇稿,按照正常规矩,让编辑审阅。没想到,很顺利,一下子便过关了,而且发表在副刊层次最高的专版——《文学》上,这篇文章自此便成了我与《大公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公报》副刊,友好交往的发轫作、处女作。

这以后,在编辑的鼓励下,我便一篇又一篇的为《大公报》的副刊园地奉上了自己的习作。8年多的时间中,我几乎每个月都有文字见报,《大公园》、《书话》、《艺林》、《文学》,四个专栏版面,大多月见二篇至三篇,有时甚至一个月有四五篇,让我充分尝到了《大公报》的亲切和温暖。

在这8年多的为《大公报》副刊写稿过程中,我也切身体会到了编辑们极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与内地不少报刊编辑不同的编辑作风。总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其一,处理每一篇稿子,都十分尊重作者,很少有随意删改原稿的现象。我的印象中,我给副刊近二百篇稿子中,只要见刊的,都几乎很少作删改,有时实在因版面关系,作了删节,编辑还会专门来信,表示歉意,说版面太紧,只能“割爱”,这种态度,很令人感动。相比之下,内地有些报刊编辑,常会不打任何招呼地作任意删改,使作者十分难堪。其二,认真把关,凡涉与报纸办报方针有违的稿子,不留情面地不发,令人肃然起敬,这点,不仅我深有体会,且我的朋友中有为《大公报》副刊写稿的,也有体会。正是这种严肃认真、坚持原则的做法,才维护了《大公报》的良好声誉,使副刊能立于不败之地,为广大作者与读者所欢迎。其三,在与作者打交道中,不以“恩人”自居,不“搭架子”,平等待人,这与内地有些报刊编辑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年来,内地一些报刊编辑受“商风”影响,将编辑手中的发稿权,看作了与作者交往中的“名利权”,出现了不少不正之风现象。但我在与《大公报》副刊编辑打交道的8年多时间中,丝毫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苗子,他们始终把自己放在与作者平等的地位,把作者为《大公报》写稿,看作对他们工作的支持,这种精神作风,在今日中国,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每每与朋友谈及此,总会油然而生敬意。

大约正是由于上述几方面原因(应该还有其他方面,但上述三点是我本人感受最深的),使得《大公报》副刊能始终坚持高水准、高格调,立足香港,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华人,成为一块雅俗共赏、受人欢迎的园地。

《大公报》将届百岁,作为一张报纸,百岁应该只是一个历史阶段,新的百岁又将开始一个更新的历史阶段。我衷心祝愿《大公报》越办越好,越办越兴旺,在21世纪和未来更漫长的岁月中,再上层楼,再展辉煌;也祝愿《大公报》副刊园地,在编辑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作者与读者的配合下,绽放出更多美丽鲜艳的花卉,成为祖国文学大花园中一块不可多得的绿色园地。

(寄自东京)

(原载2001年12月1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