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公报》的点滴回忆

我和《大公报》的点滴回忆

刘　诚

今年是《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我和《大公报》有深厚的感情,只要提起《大公报》,心中就涌起一股暖流,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工作20余年,我的黄金年华是在那里度过的。《大公报》作风正派,同仁相处融洽,宛如一个大家庭。几十年的岁月如流水般逝去,但昔日相处的情景,却依然清晰地留在记忆中,一切都历历在目,下面点滴回忆是我20多年的感受。

(一)衣着朴素、文质彬彬——钱其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大公报》将在上海复刊,录取了一批青年学生,其中有钱其琛,他在会计课工作。我是1946年3月进报社的。钱其琛给我的印象是,衣着朴素,文质彬彬。会计课的一群小青年工余之暇谈笑风生,十分活跃。钱其琛话不多,脸带微笑,十分随和。我和他较多接触,是他调到总管理处当稽核时有较多联系,他态度和气,讲话时面带笑容。大约1948年冬他离开报馆,以后没再见面。

1979年改革开放,我是香港《文汇报》驻京特约记者,那时钱其琛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我曾3次去外交部与他联系工作,他热情接待,支持我工作。除请人代为接送外,他自己每次总是送到楼梯口,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

原《大公报》副经理金诚夫先生去世,钱其琛前往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遇到上海《大公报》的老同事一一握手,亲切问好。原副总编孔昭恺先生去世,适值春节前夕,当时钱其琛已是外交部部长,自己抽不出时间,特请秘书前来送花圈,慰问亲属。

这些事情虽小,却反映了钱其琛为人品质,不忘旧情。

(二)风趣幽默的——王芸生

原《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我在文革中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1969年《大公报》停刊,报社职工集中在北京市委党校“学习”。每天清晨跑步。部分老弱病残,如王芸生、常芝青等约20人组成早操队,我因患腹膜结核,负责“老弱病残”队。年近古稀的王芸生先生,对清晨锻炼十分认真,不管严寒酷暑,从不缺席,迟到。夏收的时候,大部分人下乡支农,“老弱病残”队留下劳动拔草,整修操场。芸老很积极,大汗淋漓,大家要他休息一下,他仍坚持劳动,在场的人都为他的毅力所感动。

芸老非常幽默风趣。解放初期,上海采访课记者陈楚雄结婚,请他当证婚人。他说“楚国之大雄,我喜欢。”原来新娘叫余悦,引得满堂大笑。

文革中停止派他坐的汽车,后来形势好转,请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天安门前步步为营的警卫,一次又一次要他出示请柬,后来他将请柬放在帽檐边上,省去了许多麻烦。

文革后期,同事间可以往来。我们和芸老同住一个宿舍,每逢春节,我夫妇俩(方蒙也是《大公报》记者)到报社前辈家中贺新春,芸老也总要来我家中,每次交谈的时间都较长,感到亲切愉快,仿佛又回到报社的大家庭的情景。

2001年9月是芸老的百年冥寿,在京的部分同事,邀请芸老的子女王芝琛、王芝瑜聚会。由戴文葆主持讲话,他深情地回忆芸老为新闻事业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奋斗终身。在座的同事们也深切怀念这位献身新闻事业的前辈。王芝瑜在美国特别印制了《王芸生百年纪念卡》,分赠给大家留念。

(三)不拘言笑,工作严谨的——曹谷冰

我进上海馆时,年尚不满20岁,对报馆领导既尊敬又惧怕,从不高声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女同事在楼道讲话声音大了,刚好总经理胡政之走来,我们立即闪在一边,恭恭敬敬叫胡先生。当时我们尊敬领导认为是正常的礼节。报馆领导对我们视同自己的晚辈,态度严肃,却从不形之声色,即使工作中有失误,也是和颜悦色地指出,几十年如一日。例如经理曹谷冰先生,不苟言笑,交待工作非常客气。他曾留学德国,所以养成对自己工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他交来的稿件,字迹工整,虽有改动,但条理十分清楚。他和职工一样按时上下班。他的办公桌和抽屉,永远干干净净,整理得有条不紊。他也很体谅下属,记得在上海报馆时,他叫我到他办公桌盖请柬章和核对地址,时间久了,他说你累了,要我休息一下再工作。

(四)生活节俭,当家理财的——李子宽

《大公报》的领导层各有特点。上海馆经理李子宽先生,生活节俭,不讲究衣着,花白头发,对报馆经营管理尽心尽力。出纳课课长陆联芳先生说,李先生经常把发的工资放在抽屉里,当报社“头寸”周转不开时,他把自己的工资先垫上。解放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职工向报馆预支薪水,凡经过李先生批借条总要打折扣。而副经理费彝民先生比较体谅职工生活的艰苦,请他批条很顺利就取到钱。那时报馆经理部设在南京路,从报馆一楼至三楼都装了6个电灯泡,代表胡政之、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费彝民、袁光中,电灯亮就表示他们在报馆。只要看到费先生的电灯亮了,工友就把职工借条送上请他批。据说有一次一位社评委员,妻子生了孩子,请李先生批,照常打折扣,这位社评委员说自己从不预支薪水,气得当场将借条撕了。由此可见,李先生对事不对人。有人在背后说李先生脾气太倔,不讲人情,大权旁落是自找的。也有人说胡政之先生是伯乐,选李先生任上海馆经理能当家理财,他放心。

李先生的书法很好,特别是行书,所以很多人请他写扇面。李先生和瞿秋白是常州同乡同学,文革中抄李先生家,取走了瞿秋白早年为李先生刻的印章。

(五)关心群众生活,善做统战工作——孟秋江

原《大公报》副社长孟秋江先生,是著名记者“两江”之一(范长江、孟秋江)。1953年夏我到天津才见到,他没有一点架子,走过来与我握手,说“你来了。”他给我的印象深刻,高高的个子,整齐的发型,雪白的衬衣,风度翩翩。孟秋江外表严肃,实际平易近人,他有时参加报社举办的“舞会”,有时和我们打扑克。有一次在报社理发室,他问我与刘海粟、刘叔培是否同族。我说是,刘海粟是我伯父、刘叔培是我叔祖父。他说,你从上海来,要注意衣着,加强思想改造。又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母亲在常州,希望来北方和我共同生活。次年底我就分到房子。1956年金诚夫先生60寿辰,那时我怀孕,酒后身体不适,秋江先生用他的汽车送我回去。我生了孩子,他也来家中看我,高层领导对一个普通职工如此关心,我很感动。

1953年一批日本归国华侨定居,其中有一个16岁的女孩吕招治,回国不久患肺结核,孟秋江买了水果多次到宿舍看望她。

孟秋江统战工作也做得好,对副总编张琴南先生,政治上很关心,经常深夜促膝谈心。不久,琴老加入了共产党。

(六)上海《大公报》馆的“练习生”

解放前上海大小日晚报有几十家,其中工资最高的是《新闻报》,其次《申报》,《大公报》大约排第三。《新闻报》、《申报》待遇比《大公报》好,但我们并不羡慕,自认为《大公报》地位高,以能在《大公报》工作感到自豪。《大公报》工作稳定,福利也比较好,供应食宿,早晚有车接送。年终奖金分甲、乙、丙三等。甲等3个月奖金,乙等2个月,丙等1个半月。职工结婚有3个月的工资,1个月婚假,可以报销部分医药费,父母死亡有丧葬补助费,子女入学有补助费等。

当时被录取的一批小青年,时称为“练习生”,按现在解释就是“学徒工”,底薪60元,1947年改为50元。由于当时物价飞涨,职工每月工资按上海市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乘本人底薪,即职工每个月的工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