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大公报》·白话文

胡适·《大公报》·白话文

王芝琛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誉为“首举义旗急先锋”(见陈独秀著《文学革命论》)的胡适,就大力倡导和鼓吹白话文。“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就十分赞赏胡适鼓吹白话文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10倍”(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页)。然而,倡导白话文并非易事,由于当时我国一些文化人早已习惯于用文言文写作,一时白话文还难以推广。

胡适推广白话文不躁不馁。看来,他早已瞄准好《大公报》这一家有相当影响的报纸,作为他倡导白话文的“鼓吹手”和“示范园”。

1931年5月22日,适值《大公报》自创刊发行满1万号之际,胡适除热心帮助《大公报》1万号的国内征文外,还亲自撰写题为《后生可畏》的祝贺文章,发表于《大公报》1万号的第4版上。他除了肯定《大公报》的成就外,还提了批评和希望,文中说:“在这个20世纪里,还有哪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懂的古文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当即《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亦在当日1万号第19版《编辑余谈》中作了回复,张季鸾说:“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写白话文,先打算办到文语并用。”胡适的《后生可畏》一文是使用白话文,估计是他的“习作”。说句实话,此文的文采较之他过去的文章,确稍逊色。

时过3年,1934年1月7日,也是该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大公报》刊出第一篇“星期论文”,就是胡适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显然,胡适是想利用《大公报》新辟的“星期论坛”,对白话文再作推动。

胡适的文章开篇就说:“近几年来,中国报纸的趋势有两点最可注意,第一是点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话部分的逐步增加。这两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报纸的文字容易懂得。”

胡适首先强调“标点符号”的重要性。他说:“古书的难懂,不全在文字的难认;识了几千字的人,往往还不能读没有句读的书。”胡适进而对白话文运动进行了总结,更加以“再提倡”。胡适总结道:1918年复活的《新青年》杂志才有一班文人决心用白话为大众作文章。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发生了无数白话小杂志,造成许多少年的白话文作家。10几年来,国内的杂志,除了极少数的几种之外,差不多完全白话化了。日报副刊的编者与作者大都是新少年,所以白话化得也特别早。所以日报的白话化,同日报标点分段一样,是从“报屁股”上白起的。现在有许多日报已经白到头上了,白话化到社论栏里了。

胡适还以天津两家最大日报《大公报》和《益世报》来作统计:

《大公报》(1月4日14版)《益世报》(1月3日14版)

文白合计　4版3版半

白话合计　两版半两版半

广告合计　7版8版

图画　半版零

胡适还鼓励《大公报》说:“在《大公报》6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占38%。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进而告知报界一个“浅显”的道理说:“报纸的文字越易懂,销路自然越好,影响也自然越大。”

胡适在此文最后再一次呼吁:“我们睁眼看看世界,今天还有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文报纸用死文字的吗?报纸应该领导全国,所以我借《大公报》的新年第一次星期论文的机会,很诚恳的提议:中国报纸应该完全用白话。”

胡适的这篇“星期论文”,较之前那篇《后生可畏》来,在运用白话文上,不仅得心应手,而且相当流畅,犹水“涓涓细流”,畅通无阻。《大公报》这篇首打“星期论文”,影响很大,把已经形成的白话文“巨浪”,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不仅《大公报》自此基本上改用白话文,而且影响全国的出版物。

胡适和《大公报》在推动“白话文运动”上,一搭一档,胡适冲向前,大声呼唤;《大公报》更像“扩音喇叭”,传播四方。两者都身体力行,身先士卒。

胡适与《大公报》在推广白话文上各有其功,然笔者以为,胡适当之无愧该领“首功”。

(原载1998年9月8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