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在重庆的岁月

《大公报》在重庆的岁月

伍江川

《大公报》重庆版创刊于1938年12月1日,到1952年8月15日停刊,在重庆经历了近14年的岁月。14年间,它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合作;从3年内战到新中国的成立。在此期间,《大公报》曾获1941年度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并由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发表了题为《自由与正义万岁!》的对美广播演讲。《大公报》重庆版的最高日发行量达到了9.7万份,居当时陪都各报发行数量的首位。《大公报》重庆版当时的口号是:以文字并生命献诸国家。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一大批优秀记者活跃在国内外新闻热点上,萧乾、马廷栋、黎秀石在欧洲采访;杨刚、朱启平在美国采访。在国内各地采访的有范长江、子冈等人。他们以自己的笔,真实地记载了40年代的中外大事。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重庆版

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创刊。社址设在下新丰街19号(后迁重庆西郊李子坝建设新村自建新址),并在中山一路96号设营业部。张季鸾亲自主持重庆馆。创刊当天,发表《本报在渝出版》的“社评”,表示要“以文字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率的使用。”12月2日,发表《抗战大局》的社评,说“我们要彻底觉悟,现在中国只有战斗求生的一条路,绝对没有和平。”

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大公报》天津版曾在“九一八”事变时主张“缓抗”,总经理胡政之说“不轻于主战”,现在看来,这一主张是受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报社的立场很快便得以明确,用胡政之的话说,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一个文人所能发出的豪言壮语已到了极点。其实,在创立《大公报》重庆版之前,随着国内战局的发展,《大公报》已先后迁移至上海、汉口、香港等地出版,作为一个私营企业,就经济利益而言,丢掉一个报馆,重新建立一个报馆,建立之后,又丢掉一个,这是极不容易的,这也正反映了《大公报》抗战的决心。

抗战初期到中期大约4年间,《大公报》重庆版社论由张季鸾主持,后期由王芸生主持。这段时间的《大公报》社论,继承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传统和“文人论政”的作风,密切关注国内外局势。1939年8月25日,发表《弃妇怨》社评,嘲笑德、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为德国所弃。9月22日,总编张季鸾以“记录者”笔名,用对话体发表《千变欧局一杯茶》,谈论德苏瓜分波兰问题,扬苏抑德。1941年3月18日,发表《美国援华与远东前途》社评,说,“美总统(罗斯福)明言,中国必能得到美国之援助。这是我国抗战4年来所得到美国当局第一次最肯定最正式的一句话。”“今天以后,在精神上中国已经不是单独抗战,而有了强有力的伴侣。”1944年8月5日,发表《延安视察的感想》社评,提出“主张党派团结”,“拥护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之分裂”。1945年6月,总经理胡政之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创立会议。

抗战时期,作为新闻媒体的《大公报》,也时常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1939年,大公报社在德国购买单座滑翔机一架,赠与中国航空委员会。该机被命名为“大公报号”,由韦超驾驶,表演飞行多次。

1941年,《大公报》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荣誉奖章,5月15日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庆祝大会。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大公报》的国际地位为世界新闻界承认。

1941年5月,《大公报》重庆版和周恩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起因于中条山战役,三周之内,国民党军队被日军击败,损失5万余人。由于听信谣言,王芸生撰写了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指责十八集团军近在咫尺却坐视国军困战。当夜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季鸾、王芸生辟谣,指出中条山并无十八集团军一兵一卒。5月23日张季鸾又写了一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次争论已被历史证明是《大公报》的错误,但却引发了关于《大公报》和张季鸾所持政治立场的讨论,《新华日报》、历史学者以及众多新闻工作者都参加了进来。到了今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公报》的历来做法是对事实不抹煞、不捏造、不歪曲。抗战期间《大公报》透露了不少事实真相,消息既暴露了国民党的黑暗,也宣传了共产党的进步事业功绩。这次失误瑕不掩瑜。周恩来在解放后也曾多次说:“《大公报》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对重庆《大公报》的工作作风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年内战期间的《大公报》重庆版

国共内战期间,由于坚持自己的报道立场,《大公报》重庆版承受了空前的政治压力,国民党对各地的新闻事业的控制和迫害越来越严重,报纸被查封,记者被拘捕、杀害的事件接连不断。1947年6月1日,国民党政府以防范“暴动”为名,派出大批特务警探在重庆大规模逮捕学生、教师、民主人士和新闻记者。《大公报》采访主任曾敏之、外勤记者张学孔、方蒙,英文翻译廖忠管等八人被捕。《大公报》重庆版的外勤记者只剩下丁涪海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大公报》重庆版经理的王文彬会同刚到重庆的《大公报》社评委员萧乾(同时也是联合国文教组织代表)一道,一边营救被捕同仁,一边组成了新的采访班子,坚持出报,并未作一丝一毫的让步。

作为《大公报》重庆版发行人和经理的王文彬也由于政治原因,数次遭到控告。1947年3月4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读者投书”栏公开揭露广安县长蔡天石贩烟包赌,纵匪贪污等罪行。蔡天石怀恨在心,向重庆地方法院控告《大公报》发行人王文彬“诽谤名誉罪”,经法院开庭调查,判决王文彬“免刑”,但要向原告蔡天石县长“登报道歉”。

国民党政府也对《大公报》采取了压制政策。1948年底,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长陈去惑奉重庆绥靖公署的指使,到重庆地方法院控告,列举重庆《大公报》所谓“十项罪证”,称,1948年2月25日《大公报》刊《严寒的东北》,有“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夸大东北危机”罪嫌;同年4月25日刊《杯酒一席谈》,内有“政府得到美援,并未应用于国家,为一班中饱分子贪污了,又带到美国去置产业”,并说“毛泽东是革命者”,有“诽谤政府,为匪辩护”罪嫌,等等。企图惩处《大公报》停刊3日。这件案子经过半年的反复调查,在《大公报》的据理力争下不了了之。

解放前夕,还发生了重庆《大公报》被国民党政府劫收的事件。国民党政府还煞有介事地任命了新的负责人,委派彭革陈(曾任国民党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为社长兼发行人,唐际清(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社总社编辑主任)为总编辑,还于1949年9月18日刊出所谓《本报改组启事》,后被证明不过是一场闹剧。

《大公报》与《重庆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4日《大公报》重庆版正式取得报刊杂志登记证,并发表了题为《本报以后努力的方向》的社评,其中说:“本报向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申请登记,已获准发给报纸杂志登记证新字第四号。……本报获准登记,职工同人甚为兴奋,深感今后任务的重大。”这样,到1952年8月停刊,共出版了两年九个月零几天,中间没有任何间断。

《大公报》重庆版是重庆新闻界私营报纸最后停刊的一家,停刊主要原因是因为报道重心的转移。1946年,《大公报》总管理处由重庆迁至上海,总经理、总编辑等主要负责人都已分散到了上海、香港等地。解放后,总管理处想集中力量办好上海和香港的《大公报》,所以赞成重庆《大公报》停刊。

1950年10月,重庆市政府派雷勃担任重庆《大公报》编辑主任,算是《大公报》重庆版正式公私合营的开始。1952年,重庆市委宣传部筹备创刊《重庆日报》,在听取意见之后,决定先改组《大公报》,并在此基础上组建《重庆日报》。

1952年8月5日,由邓小平题写报头字的《重庆日报》正式创刊。

(原载2000年6月16、17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