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智效民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中国人爱玩麻将,西方人好打桥牌,这说明中国人只能单干,不能合作;有人甚至由此断言,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褊狭和自私。对此,我虽然不敢苟同,却苦于找不到反驳的证据。最近读到关于《大公报》的一些史料,再浏览一下当年的报纸,看到《大公报》“三驾马车”亲密合作的经历,才觉得事实远非如此,问题也不那么简单。

所谓《大公报》的“三驾马车”,指的是“新记公司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这三个人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同窗好友,1926年他们在天津相聚,看到《大公报》因经营不善而停刊,便萌生了合作办报的念头。经过研究努力,他们买下了这家报纸,使陷于倒闭的《大公报》获得新生。

新记公司成立后,从表面上看,吴任社长,胡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好像是搞权力平衡;然而就实质来说,这是一种各得其所的领导结构:吴是银行家,熟悉外汇汇率的变化,他负责向海外购买纸张,从来没有发生失误;胡态度威严、办事认真,又是报人出身,所以在总揽人事、发行、印刷的同时,还参与编辑工作,撰写重要社评;张为人和蔼,风趣幽默,有“天下第一笔”的美称,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业务自然是非他莫属。

如果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相安无事,那也未免有失天真。事实上,新生的《大公报》之所以能够以5万元起步,经过10年奋斗,使资金猛增至50万元,并发展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民营大报,与“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有关。

关于这方面的事例很多。限于篇幅,我只能摘抄三人的片言只语略加说明。吴鼎昌有言:“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胡政之表示:“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作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张季鸾也说:“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正因为如此,该报在复刊之始,他们就以“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相互励勉,并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这才是新闻独立的要义。

需要强调的是,《大公报》是一个具有现代管理制度的民营企业,如果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制度规范,他们的合作恐怕也难以持久。《大公报》当年的成功,说明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就已经蔚成规模,一大批知识分子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作人生和事业的追求目标,并以硬性的制度相约束,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作出杰出的贡献。

(原载2001年11月14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