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吕碧城与英敛之

且说吕碧城与英敛之

高增德

《大公报》不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是在近现代中国报刊史上,都有着值得称道的历史地位。

《大公报》以“忘己之谓大,无私之谓公”取名,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屈指算来将届百年。在这百年诞辰之际,作为《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世人自然不会忘记他的开创之功。然而像吕碧城恐怕知之者已经甚少了。岂不知,她在《大公报》的早期阶段,虽谈不上举足轻重,但也是一位不可小视的人物。有意思的是吕碧城晚年竟是在香港度过的,而且死后的海葬也在香港进行。

(一)

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天,号明因,后改作圣因,别署晓珠、信芳词侣等,斋名梦雨天华室,晚年法号宝莲。安徽旌德人,18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其时她的父亲吕凤歧正在山西学政任上。吕凤歧,字瑞田,清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著有《静然斋笔记》,斋中藏书甚丰,重视家教。吕氏生有四女二子,二子早殇。在四姐妹中,除四妹后亡外,皆以诗文闻于时,有“淮西三吕,天下知名”之誉。大姐清扬,字惠如,亦作蕙如;二姐美荪,亦作梅生、眉生;碧城为季,在姐妹中尤其慧秀,而虚骄特甚。诗文外,亦工画,善治印,并娴声律,还治佛学。在碧城9岁时议婚汪氏,12岁突然丧父,侍母乡居。1897年14岁时,与母亲一起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朗轩,“冀得较优之教育”^①。此后她在舅父家生活了6年,一方面可能确实受到了“较优之教育”,另一方面也许体味过寄人篱下的尴尬和凄凉,在其19岁时“濒行被舅父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②时间为1903年阴历3月,逃登火车,在车中遇佛照楼主妇,一同到了天津。她不仅没有旅费,连行装也没有。年轻气盛,铤而走险,什么都不顾。幸亏她知道舅父署中秘书方小洲的夫人住在《大公报》馆,便写了一封信畅诉艰难与曲折。这封信偶然间被英敛之所见,于是成为吕碧城进入《大公报》社的契机。

关于二人这次相遇相识,英敛之、吕碧城分别都有记述。英敛之3月22日记曰:

戢元亟来,方小洲偕夫人来,自同戢、方同春楼饭。

23日记道:

晡,接得吕兰清女史一柬,予随至同升栈邀其去戏园。候有时,同赴园,予遂回馆。少秋来。晚,请吕女史移住馆中与方夫人同住,予宿楼上。灯下闲谈。12点,少秋去。碧城女史曩作《满江红》词一阙,极佳,附录于后:“晦黯神州,忻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世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③

吕碧城在后来撰写的《予之宗教观》一文中,也曾详述她孤身从塘沽到天津的经历:

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翌日逃登火车,车中遇佛照楼主妇,挈往津寓。予不唯无旅费,即行装亦无之,年幼气盛,铤而走险。知方夫人寓《大公报》馆,乃驰函畅诉。函为该报总理英君所见,大加叹赏,亲谒邀与方夫人同居,同委襄编辑。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舅闻之,方欲追究,适因事被劾去职,直督袁公委彼助予筹办女学,舅忍气权从,未几辞去。然予之激成自立以迄今日者,皆舅氏一骂之功也。回首渭阳,怆然人琴之感。^④

从以上英氏所记和吕碧城所述,情节与过程完全吻合。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吕氏将这次贸然与舅父脱离和孤身出走,看作是幸运与机会的好事,甚至认为她所以有今天之“自立”,“皆舅氏一骂之功也”。这种对于人生及其结局的看法,从她的发展道路看,不能不说有几分哲理在其中矣。

(二)

吕碧城这次孤身出走天津,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她遇到了识才而又爱才的英敛之。

英敛之,本名英华,字敛之,别号安蹇斋主,系正红旗籍,满族姓赫奢礼。他于火烧圆明园后的次年出生,在那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和压抑气氛中,英敛之形成一种刚毅不屈、忧国忧民的性格。他胸怀大志,自学成才,苦思冥想的是要寻找振兴民气、挽救国家之道。他认为慈禧政权腐败透顶,病入膏肓。只有改革旧制,全面学习西方,才能救亡图存。他是立宪党人,1898年在32岁时参加了康梁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到南方,直到1901年仍未敢回北京,只得在天津隐居下来。然他学习西方的志向不仅未改,而且更加执拗。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将全部精力投入,从1902年至1912年,10年来的报纸社论都由他亲撰。报纸创办之始,即申明其宗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报纸办得甚有特色,成为当时华北第一大报,以敢言而著称,被誉为北方报界首脑。此时还和马相伯一起创建了辅仁大学(其时称辅仁公学),他兴文化、启民智之举,矢志不渝。

吕碧城在进入《大公报》社后,以采访接触名人和刊发诗词而名声鹊起,“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吕氏三姐妹一时间以才情引人瞩目,而最为令惊羡的当数吕碧城,“一时中外名流投诗辞鸣钦佩者纷纷不绝”。其中不仅有吕氏的父执、一代文宗樊增祥(字嘉父)、易顺鼎(字实甫、实父、中硕等),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诗人,而且还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字寒云)、李鸿章之子李经羲(字仲仙、仲宣、仲轩等),这些官宦、子弟在当时自然是社会名流了。她先后还同严复(字又陵、几道)、严修(字范孙)、傅增湘(字润沅、沅叔)、马相伯(字良)、叶恭绰(字裕甫、誉虎等)等名重一时的重要人物有往来,甚至连袁世凯、唐绍仪这样的权重人物,都在吕碧城的交流网上。加之吕碧城倡扬“女权”,在当时已经响起“男女平权”的时代,吕氏之言论当然会产生轰动效应。难怪当时会出现“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⑤的景象。吕碧城如此的影响,除了自身的才学和能量之外,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英敛之的推崇荐介之功了。

在《大公报》期间,吕碧城的重要经历是她与20世纪初女性解放的先驱人物秋瑾的相识。秋瑾生于1875年,长吕碧城8岁。秋瑾与吕碧城各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对于她们都很重要的1904年,却成为二人人生轨迹中值得纪念的交遇。有关此次相识,吕碧城这样追述道:

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目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矇眬,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嗟呼!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申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凡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⑥

由此可见,“风度已异庸流”的秋瑾是得到了吕碧城的理解和敬重的,而慨叹“知音寥落,将伯谁呼?同心缺少,臂助无人”的秋瑾是从吕碧城这里受到了鼓舞和支持的。虽然吕碧城未响应“同渡扶桑”革命的建议,却应诺“任文字之役”。当秋瑾1907年1月于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时,虽然该刊仅仅出版了两期,但每期都见有吕碧城的言论,创刊号上登载了她撰写的《发刊辞》,第二期刊发了她的论文《女子宜急结团体论》。就在同年7月秋瑾被捕牺牲时,吕碧城尽管曾因在《中国女报》发表文章而受到牵连,险遭不测,但是秋瑾就义后,她仍然不避风险,写出了追怀纪念诗作《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云韵》^⑦,显示了吕碧城做人的原则及其独特风范。

从英敛之的日记看出,秋瑾参加革命工作,不光吕碧城知道,英氏也可能参与其事,就是袁世凯的那位幕士傅增湘,也不例外地协助或参与过。可以说,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初衷,所遵循的路线都是要维新变法的;当英敛之知道秋瑾革命失败,在绍兴被处死的消息后,在《大公报》撰文抨击当局,标题十分醒目地称《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就是应吕碧城之约而作的。

(三)

吕碧城在《大公报》工作期间,英敛之对于吕氏三姐妹都给予爱护与多方关爱,也都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除了和碧城之外,同惠如、梅生的不睦,不仅极其偶然,而且时间短暂。至于与吕碧城,从英敛之日记可见,一方面英氏感情极其丰富而又容易冲动,另一方面吕氏则性格极强而又特立独行,这两种相异的性情,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处事原则及其行为,以至于后来不断发生矛盾,实在是预料中的和不可避免的事。为此,吕碧城与傅增湘夫妇、与英敛之,常不相投,常有极不愉快的时候。不过英敛之即使对吕碧城在一些事情上有其不满,但是在该帮助的重要事情上,英氏照样毫不惜力地尽心尽力。这从两件事上看得最明显:

其一,在乙巳(1905年)2月间,英敛之虽然对吕碧城已有所不满,但是仍然筹编《吕氏三姊妹集》。在3月1日天津《大公报》千号纪念日,刊出了《吕氏三姊妹集》的序跋各一篇,序中详述英氏同吕氏三姐妹的交往经过,高度评价吕氏三姐妹的诗词,极力推崇她们的高风亮节,认为“碧城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梅生性豪爽,有古侠士风,言吐慷慨,气度光昌。素不屑弄事词翰;然落笔清灵,极挥洒之致,亦颇与乃姊乃妹并驾齐驱,各树一帜,何天地灵淑之气独钟于吕氏一门乎?”

其二,英敛之还在《吕氏三姊妹集》序中说:“予久蓄兴女学之志,惟苦于师范无人。得此天假之便,乃奔走组织,获诸君子力,为天津公立女学堂。”吕碧城在天津创办官立女学堂,可以说是英氏集合了众多朋友们的力量助她成功的。然而吕碧城与英敛之友谊之裂痕,恰从女学的事权争执上而产生。同时,吕氏姐妹之间也时有分歧与争执,英氏和梅生的友谊或恋情,在某种程度上说比对碧城还更深切些;后来梅生在事前不让英氏知情的情况下结婚,这其中定有不能互谅的隐情存在。但是,最后终于绝交的仅碧城一人而已,这正是她一生难于自解的一个难题。她最后所以皈依佛法,独身以逝,恐怕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位志高而倔强的奇女,以独身主义终其一生,成为她必然的结局。

从英敛之1907年阴历9月13日现存日记最后一日所记看,英、吕二人绝交的直接原因是:“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司,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有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不来馆。”就这样,二人分道扬镳了。当然,他们最终的分歧,还在于信仰上的不同,一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另一个却执著地走向了佛门。尽管英敛之曾苦口婆心,而吕碧城却始终“沉哀凝怨”,所维系的不过是一段“道义交情”罢了。由此也可见东西文化在两人关系上的深层矛盾及其纠葛因素。

(四)

文章的最后,还想再将吕碧城以后的经历作一些简要的介绍,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位几乎已被世人遗忘了的奇女才女。

吕碧城出任北洋女子公学校长时,年仅23岁。她在《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中,早就深感中国女子教育不发达,特别是北方风气未开,她立志要以宏教育开文明为己任,做出贡献。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她被袁世凯聘为公府秘书,筹安会起,即行辞职,体现了她的是非原则。1914年参加南社,被引为南社的骄傲。1918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并兼职上海《时报》特约记者。1922年自加拿大回国。1924年曾旅居香港。1926年再游欧美六国,以宣扬佛学为职志,尤其重护生戒杀,倡导蔬食。国际每有此类会议,她都出席发表演讲,并在各报刊发表文章,或向国内报刊报道西方禁止虐待动物及改善屠宰方式等。1929年出版《吕碧城集》五卷。

抗日战争爆发后,吕碧城再次赴欧,此时的欧洲也正在酝酿着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劫难。她所到之处都以宣扬护生为主旨,希望唤醒世人良心,以仁克暴;然而其之努力也未能阻止一场灭绝人性的倒行逆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1940年初吕碧城返回香港;香港沦陷后,吕碧城寄寓宝莲禅院。1943年1月24日念自撰佛偈而卒。遗命火化,和面为丸,投入海中,与水族结缘,她的遗产捐入宝莲禅院。可谓奇人奇事终其一生也。

　　2000年8月18日初稿　　

　2001年2月12日改定速朽斋

(原载2001年4月2日、3日《大公园》)

注

①②④⑥见《欧美漫游录(鸿雪因缘)·予之宗教观》。

③见《传记文学》(台湾)第六卷第六期。

⑤见《信芳集》卷首《题辞》。

⑦见“清末民初文人丛书”《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