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社评委员会”

《大公报》的“社评委员会”

王　鹏

1926年,吴胡张续办《大公报》以后,之所以为读者青睐,原因之一是它的言论很有特色。《大公报》的社评,每天至少一篇,国内外时事无所不评。

《大公报》续办之初,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即有约定:“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改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这个组织,存在于他们三人的默契之中,实际是无形的。在续刊后的一段时间内,吴胡张三人都写社评,稍后是胡张二人执笔,张季鸾写得最多,并且由张修改定稿。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吸收编辑部同人写社评,录取者每篇另给十元,算是工作以外的劳动。这时,偶尔写稿的有王芸生、杨历樵、马季廉等人。以后,胡政之又请张佛泉撰写教育文化方面的社评。1936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张季鸾、胡政之聘请王志莘、潘仰尧撰写财经方面的社评。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张季鸾由上海去武汉创办汉口版,当时战时电讯交通混乱,沪汉两版联络困难,沪汉两版需要分头撰写社评,张季鸾为汉口版撰写社评,王芸生为上海版撰写社评。这是王芸生独立参与《大公报》言论的开始。上海陷落,王芸生到汉口,帮助张季鸾撰写社评。武汉撤退,开办重庆版,张季鸾肺病渐重,常年休息,社评经常由王芸生写,但重要观点要请示张季鸾。

1941年9月,张季鸾病危,《大公报》的管理机构方面组织了董监事联合办事处,言论方面正式组织了社评委员会。当时担任社评委员的,重庆版有胡政之、王芸生、曹谷冰、李纯青、孔昭恺、赵恩源,以王芸生为主任委员;香港版有金诚夫、徐铸成、杨历樵;桂林版有蒋荫恩、王文彬。抗战胜利复员以后,《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版并存,先后担任社评委员的除上述各人外,还有李子宽、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贺善徽、李侠文、萧乾等。《大公报》各版虽然都有社评委员,但社评委员会形成制度则在抗战胜利、王芸生复员上海主持工作以后。王芸生每周都要召开一次社评委员会,内容是交流情况,确定议题,分配任务。社评委员没有明确分工,大致是这样:在国内问题中,凡重要的多由王芸生亲自执笔,李侠文、贺善徽分担一部分;国际问题由李纯青、萧乾、杨历樵撰写,李纯青侧重日本问题。

据当年的社评委员李纯青回忆:说他撰写社评的形式,一种是王芸生出题并授意,包括几个段落内容的安排,他便按照王的意图写作。第二种是王出题他自己考虑撰写,写后交王修改。第三种是自己出题写作。第四种共同研究定题。社评经常是当天定题,有时午夜一两点钟才动笔,边写边发排。所有社评都不与第三者商量,由王芸生总其成。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自己执笔,而且从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时《大公报》的社评,主要是表现王芸生对时事的纵横观感。

(原载2001年6月26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