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天津阅报社

《大公报》与天津阅报社

侯　杰　樊爱香

随着近代报纸的出现,人们追求新知的兴趣的提高,阅报社、阅报栏开始进入日常生活。而报纸的流行,除了取决于其自身内在品质以及主导思想、文章内容等方面的因素外,还需要一些与之相配的、有效的传播渠道和途径,特别是在报纸刚刚问世的那个阶段。阅报社既是这样一种新型舆论传播渠道,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阅报社早在1902年就在天津出现了。起初是设在创办人的家中,影响比较小。1904年,由《大公报》等发起成立的阅报会,推动了这样一种新形式在开发民智、促进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阅报处在天津的大量出现,与《大公报》的宣传、提倡是分不开的。

《大公报》曾在《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中不厌其烦地鼓动天津人多设阅报处:“我们中国的报纸,虽是不如外国多,到底也总算不少了。中国顽固的人多,阅报的风气不大开,你劝他付钱买报看,他势不肯的。就算买报看的,也不能买得许多。但靠着一两种报考察天下的事,究竟所知道的事有限。要打算多买,又买不起,惟有设立阅报处最好。这阅报处,拣那极好的报买些种,任人观看,不但于明白人有益处,就连那顽固人,也可以渐渐的化过来。……你们看北京城,不多的日子,立了许多阅报处,这个方才创办,那个闻风兴起。大宛试馆也已设立,开照相馆的王子贞也肯兴办,就连医生卜广海,也肯热心天天演说报章。可见人之好善,谁不如我,只怕没有开头儿的,有了开头儿的,就有仿办的了。……假如(再)有人仿照北京的办法,多立阅报处,不但是入学堂者可以开通,学堂以外的人,也可以得开智的益处。天津有志之士甚多,必不至于专让北京人作这个好事,我们今天给天津的志士们提个醒儿。”(《大公报》1905年5月30日)

1910年《大公报》在《推广阅报社之益》的论说中,再次强调:“大抵开通民智之难,莫难于使之自愿。故强迫不可也,劝导无效也。使之自愿之道,殊无过于广设阅报社。阅报社之设置甚易,只须择公有地方数处,略备椅桌,购置各种日报而已。”而且“非惟城邑所不可少,乡镇之间亦宜同时举办。”(《大公报》1910年4月2日)

《大公报》既宣传鼓动,又大量报道天津各界人士创办阅报社的事迹,以便推广。1905年,和尚昌岩见芦台集资办阅报处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遂提供自己盖的白衣庵充作阅报社,并且还提供一切必要的设施、工人,免费供应茶水。“公益阅报社”不久便门庭若市(《大公报》1905年8月9日)。意租界的居民很少看报,有位商人自己出钱买来各种报纸,每天早上10点悬挂在墙壁上任人观看,以开通风气(《大公报》1906年11月1日)。王国铎在武清县河西务河厅任内设立了河西务阅报所、宣讲所、半日学堂等开民智的机构(《大公报》1906年2月20日;《大公报》1907年5月21日)。本来河东陈家沟曾设置了两处阅报牌,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董事们议决在董事办公处内添设一处阅报社,为更多阅报的民众提供便利(《大公报》1911年2月4日)。海河邓善沽镇的士绅筹划组织阅报社,并在附近大小各个村庄遍贴白话报(《大公报》1910年2月25日)。东门外的绅士郑万青对于地方自治非常留意,又很热心公益,特意在自己家的附近制作了一个阅报牌,每天贴上各种报纸,以便利阅报的人(《大公报》1911年5月21日)。住在河北大街的桐春茶叶铺老板王维周在肉架胡同设置一个阅报牌,贴上各种报纸,供路人观看(《大公报》1911年6月11日)。家住河东小集的绅商宋君瑞在1910年设立了一个阅报牌,由于效果不错,到1911年8月,一位返乡的绅士打算进一步扩大阅报社的规模(《大公报》1911年8月19日)。同月,坐落在东马路上的“福升照相馆”在店门口搭了一个木架,贴上各种报纸,兼营开启民智的工作(《大公报》1911年8月21日)。“日新阅报社”的房间由奥国领事捐助,正好在天仙戏园旁边,每天去看报的人多达200至300人(《大公报》1910年9月5日)。这一时期,在天津开办的阅报社中比较重要的有:1905年7月创办的益智阅报社(《大公报》1905年7月5日);1905年7月16日由王新铭、张仲岩、曹幼占等人创办于河东施嫫厂的日新阅报社(《大公报》1905年7月13至14日),启文阅报社(《大公报》1905年7月15日);1905年冬设立于葛沽镇的阅报社(《大公报》1905年12月10日);1906年1月2日设于过街的阅报社(《大公报》1906年1月2日);1906年10月28日创办的启智阅报社等(《大公报》1906年10月29日)。其中,位于东马路一品茶楼附近的“启文阅报社”,原名为“启明阅报处”,成立于1905年,后改现名。从开办章程中可以看出,这家阅报社筹划得相当周密。特点是:一、开放的时间很长,从早晨8点到中午12点,从下午1点到6点。二、为读者考虑的周全,室内既有椅子方便读者阅读、休息,还有桌子供人喝茶抽烟,另备有纸笔供读者抄录报纸上的内容(《大公报》1905年7月21日)。三、形式多样,经常讲报并在讲报前,挑选出比较特别、难懂的字来加以讲解,然后讲解一两段有益民智的报纸文章(《大公报》1905年7月23日)。由于财力相对充裕,经营用心,这间阅报社受到人们的欢迎。次年,就有人提供房舍,在城隍庙后开了分社(《大公报》1906年4月15日)。内容还不断翻新,“添挂木牌、黏贴画报,以便行人阅看而开风气”(《大公报》1906年11月16日)。直到1909年因为经费问题,乃要求天津议事会协助,最后经天津议事会议请天津董事会承办,接管了阅报处(《大公报》1910年3月27日)。它也曾附设宣讲所,每星期一、三、五晚上向民众开讲(《大公报》1909年11月4日)。

阅报社、讲报处开办后,人们对读报、听报的兴趣提高了,一些茶馆备有多份报纸,供人阅读(《大公报》1902年10月18日),如天津劝善茶社内陈列着各种善书和白话新报供客人随意取阅。把善书和白话报并列,说明对于很多人来说,两者在功能、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大差别,同样是劝说一般人向上行善。而茶馆和寺庙一样,不分贫贱、阶级,人人都可以进出,很容易达到普及的目的。在乡村社会,茶馆的地位更显重要,成为人们社交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交换情报,取得信息的最主要场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捐的筹募是由天津的阅报社发起的,并通过宣讲、演说、演戏等方式予以推动。1906年惠兴不惜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唤醒国人、兴办女学的悲壮事迹被名伶田际云搬上舞台,在北京引起轰动。天津租界内“天仙茶园”的老板赵广顺趁热打铁,在3个月后,邀请原班人马,到天津演出《惠兴女士传》,加收票价,也一律捐作国民捐(《大公报》1906年8月27日)。

(原载2001年12月5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