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文人论政

张季鸾与文人论政

曾敏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张季鸾先生可称文人论政的典型人物之一。

文人论政是有历史传统的,就儒家提倡的“文以载道”而言,实寓论政性质。西汉时代贾谊的文章也可说是文人论政,到了明清时代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及顾炎武诸贤,见于他们的著述,就多有文人论政的内容。

一

季鸾先生幼承家学,后来得从经学大师刘古愚学习治经世之学,对《资治通鉴》、《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史记》、《汉书》以及《新五代史》、《明鉴》……都曾博览精研,打下了国学史学的基础。18岁赴日留学,更是触处留心,注意国际情势,并及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嬗变迁,究其因果,索其趋向,于是形成了他学通中外、明察古今的器识。当他从日本回国,应于右任之邀,投身于新闻事业,从办《民立报》起,他就确立了作为报人以忠、勇为立身立言之本。他认为忠即忠于主张,勇则勇于发表,这是报人的天职。因而他后来与吴鼎昌、胡政之接办新记《大公报》,更进一步把忠勇的内涵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大公报》的方针。他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执掌笔政,躬行实践这四“不”主张,并与胡政之相约不作官,师承了司马迁提出的“戴盆何能望天”的真义,他深知新闻记者的言论记载,都与政治有关,如自己从政,就会失去立言的自由。可以说这就是季鸾先生要求文人论政、文章报国所持的基本态度,也正是他论政的德行表现。

二

具备了上述的德行条件,季鸾先生还特别重视博采知识,通晓群言,深思明辨。他任笔政垂30年,有仁者之风,他广交朋友,“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都乐于结识相处,倾听各方面的进言、意见。发而为文,不带成见,力争反映民意,反映舆论,是是而非非,以明是非而与社会共识。据统计,季鸾先生从辛亥革命时代参加《民立报》起,到他主《大公报》15年,前后30年间写了大约3 000篇文章,大抵属于政论,他的才识是惊人的。就文章而论,他表现的见识修养,鉴别评判,不落俗套,叙事行文既准确贴切,又通畅生动,不以深奥、典故炫人。周恩来对张季鸾的评价是:“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①,“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②

三

季鸾先生的论政文章,知人论世的立场观点,是全凭胆识的,他对主张能忠直不惑,发表则无所禁忌。他认为:“我们常有一种觉悟,就是要做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必须由做人开始,个人的人格无亏,操守无缺,然后才算具备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的基础。”季鸾先生的胆识,正是他“人格无亏,操守无缺”形成的,所以有与流俗作战而准备失败的精神准备。他以“不望成功,准备失败”为办报的秘诀,因此见于他的政论文章,就敢于坚持正确主张,不为威胁所动。如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南京将失守,陶德曼奔走调停,形成和战不决、危疑震撼的局面。季鸾先生撰文力陈和局之不可保,只有继续抗战之一途。他的谠论一扫群疑,万诼息响,对抗战时局起了澄清作用。

再就季鸾先生的胆识探讨,他的政论不畏权势,抨击当权人物有过光辉的纪录。他曾以《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为题,指斥20年代的汪精卫,说他反复无常,“矛盾变化之多,殆中外古今政治家所罕觏”。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汪精卫这个变化无常的政客,于抗日战争时走上遗臭万年的汉奸道路,终于成为民族罪人,证明季鸾先生之知人论事真是高人一等。又例如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于广州、武汉、上海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手段之凶残,规模之扩大,令季鸾先生愤慨莫名,发为辨是非、究责任的言论,严正指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为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③更进一步分析:“宁沪所标榜之反共,吾人姑不论政策,而论蒋介石之责任。孙中山末年之联俄容共,孰倡之?蒋倡之。孰行之?蒋行之。故共产党之发展,蒋实为第一责任人。然爱之则加诸膝,恶之则投诸渊,前后之间,判若两人。且取缔则取缔已矣,若沪若粤,皆杀机大开,继续不已,是等于自养成共产党而自杀之。无论事实上理由如何,道德上不能免其罪也。”^④

试想正当蒋介石气焰嚣张,大权在握,倒行逆施之时,敢于逆其锋芒,为无辜青年申辩,追究蒋介石应负罪责,非具政论家的胆识是难以做到的。

四

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季鸾先生对列宁逝世撰文所作的分析评价,实具有前瞻性的卓识,他在《列宁逝世》一文中指出“列宁逝世之报,将永为人类历史上特笔大书之事,何则?由一种意义言之,彼乃千古之一人也。”接着写道:“历史上所谓大英雄,其事业往往仅代表一民族或一国家为止,而列宁之理想,则为人类的,其事业则世界的。列宁以前,固亦有若干世界主义之理想家,然辄空言而止。列宁则独能于世界一大君权国中,除破坏其政治组织之外,并将其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根本推翻,创空前未闻之劳工专制政体,以外抗强邻,内压政党,巍然为世界资本主义之一敌国,以至今日。就此而言,千古一人而已。”

这样的立言,是除成见以衡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五

最后,还应体认季鸾先生政论文章的抒情与文采。他是讨厌“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俗人与俗文的,因此他写政论文章,也重去俗,重抒情,试举一例可证。

季鸾先生曾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婚姻,以《蒋介石之人生观》一文讥讽,因为蒋介石扬言“有美满的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称“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季鸾先生以洋洋洒洒、亦庄亦谐的长文驳斥蒋浅陋无识以眩社会的谬误,指出蒋曾说过“出兵以来(按指北伐),死伤者不下5万人”。于是质问蒋氏此辈“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他不禁慨叹:“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季鸾先生所引的是唐代诗人陈陶《陇西行》的七言绝句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沉痛地说军人已战死沙场,化为枯骨,他家里的妻子全不知情,仍旧日夜梦丈夫早日归来呢!

在政论文章最贴切地加以抒情描写,怎不感人至深?

综观季鸾先生的生平,真是达到文人论政的崇高境界,“做人无缺憾,成就迈前贤”^⑤。堪当中国报界之一代宗师!

(原载2002年2月20日《大公园》)

注:

①引自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②引自周恩来、邓颖超悼张唁电。

③④引自《党祸》一文。

⑤引自重庆《大公报》社评《敬悼季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