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大公报》种种

早期《大公报》种种

王　鹏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法国租界狄总领事路(又称6号路乙,即现在天津哈尔滨道42号)创办《大公报》。初期,由英敛之一人兼经理、撰述、编辑诸务,主笔聘方守六担任,馆务由英敛之的两个弟弟实夫、粹夫佐理。当时,全馆工人30余人,人均月薪仅30元。由于设备简陋,《大公报》初出为书版式,用国产毛边纸印刷,仅印单面,日出8页。除广告外,每天大约刊登消息、评论、文章等万余字。《大公报》注重发行,在国内大中城市和南洋、日本、美洲等地,设有代派处和代销点60多个。《大公报》初版只印3 800份,3个月后增至5 000份。

《大公报》为了扩大营业收入,兼营印刷业,赢利不少。盈余后英敛之才开始给员工们加薪,但即使是加薪,粹夫月薪不过20元。当时,为报馆写稿的稿酬也很低,每条新闻不过1至3角钱。初创时,全馆每月采访薪金开支仅30元。到1907年,郭定森任主笔,才把访薪增至60元一月。

英敛之主持的《大公报》朦胧地接触到社会主义。1903年3月31日,在《大公报》“论说”专栏下,刊登了题为《20世纪之新注意》的文章。文章说:“于20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则社会主义是也。……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则欲变少数人之国家为多数人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这是当时的《大公报》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从1905年开始,英敛之与法国人产生矛盾。为了摆脱法国人的干扰,他于1906年3月借款1万元,在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四面钟对面租地建设馆舍。1906年9月5日馆舍施工完毕,就把它作为新的社址(即现在天津和平路241号)。从这时开始,《大公报》改用洋粉连纸印刷,成本降低,发行量扩大。1914年,欧战爆发,西洋纸货源无着,《大公报》便改用日本纸印报。

1907年7月29日的《大公报》载文自称“本报销行京津第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称“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1907年,广东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灾,英敛之亲自筹办,在《大公报》发起募捐;他还组织书画慈善会,他个人也参加写字义卖,赈济灾民。

英敛之主持的《大公报》,既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反对孙中山革命党人。它不时对清王朝抱有幻想,又不时抨击清王朝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对长驻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不时加以攻击和揭露,被士大夫赞誉为“北方清议之望”。英敛之曾几次拒绝袁世凯的利诱,不作袁官。英敛之以办《大公报》而赫赫有名,他抗大官而自己不为官。严复赠给英敛之一幅对联云:“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就是赞扬他不作官的。英敛之的妻子爱新觉罗淑仲因有机会到皇宫,她常为《大公报》写点宫廷趣闻,颇能吸引读者。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英敛之面对袁世凯窃国、军阀割据,办报意志消沉,曾以“外出”为名,在北京香山静宜园避居。此时的《大公报》笔政由樊子熔、唐梦幻等维持。1915年发生“二十一条交涉”,《大公报》严词反对,是年底袁世凯称帝,《大公报》继续反袁,对“洪宪皇帝”作嬉笑怒骂的抨击。

1916年9月,英敛之将《大公报》盘售给旧股东、安福系财阀王郅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