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情境下“同性恋社区”的话语建构与交流识别

网络情境下“同性恋社区”的话语建构与交流识别

吴畅畅

长期以来同性恋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落，他们与主流社会的隔阂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近年来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宽容尺度的增加以及文化多元化局面的逐步形成，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但内地主流传统媒介对于同性恋行为和现象报道的滞后和“不作为”现况仍未改变。网络媒介的出现，恰好为同性恋族群找到一条相对安全并且自由的表达渠道，因此网络在关注该社会边缘群体上相应地承担了更多责任，作出了更多努力。社会情境下“自我身份隐藏”的压抑和电子媒介传播中形象“缺失”的遗憾，在网络情境中得到了完全释放和高度弥补。它起码在三个方面发挥效用：将同性恋纳入日常报道视野，推动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演进，消除市民和主流媒介对他们的歧视心理；协同建立并维系该群体的共文化现象，使其得到共享和传递；形成虚拟范式的网络社区，要求成员敢于“现身”并帮助他们获得自我肯定和社会认同感。

一、从大众传媒（传播）情境到网络（传播）情境

“情境”理论来源于梅罗维兹在其专著《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提出的媒介理论，他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有机地融合，提供了一种别样视野下的媒介研究理论。

“情境论”主要涵盖三个方面：“情境”应被视为信息系统，不同行为的分离取决于不同情境的分离，电子传播媒介的普及促成情境型式的变化^[1]。具体考察了受众—媒介—情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处理了媒介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形式，从而证明受众的类型、特点、人数多少以及受众群体的分离和结合样式，实际上影响着传播模式^[2]。同时梅氏也注重媒介“强效果论”，新媒介的产生、应用和普及打破旧有的情境界限，促成不同情境的合并，而情境及联结方式的分离又导致受众交流方式的变化以适应具体的新情境，即受众使用媒介的行为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媒介（这里主要指的是大众传媒）作为次级系统被框定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尽管梅氏的研究中心是电视传播对社会信息环境和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对网络技术的潜在社会影响鲜有涉及，但仍然为我们研究网络媒介及其相关的新型传播系统的社会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媒介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环境的监测雷达和对社会舆论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共装置，它建构人们几乎所有的常识，构成了当代社会“新的权力核心”。由于大众媒介主流观点的强势传播将有可能造成一种表达权利的失衡，如弱势群体在社会地位、消费能力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就会被排斥在一些服务意识淡薄的媒体的报道范围之外，这种“话语权势”则会对视听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步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支配力量，引导他们的欣赏水平和价值观念。比如同性恋群体，长期以来在内地就被视为“越轨”、“反常”而备受斥责和歧视，即使大量史实和文献表明同性恋在人类社会的开始就存在，但大多数的内地受众对同性恋（人和事）还是比较无知的，这些无知最终转化为对同性恋的偏见，而且形成一种植根于不平等权利基础上的压迫，造成同性恋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不满、压抑和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对同性恋有诸多刻板印象的人，竟然有9成以上是从未认识或有同性恋朋友的。不仅如此，一般人即使勇敢地说出“同性恋”这三个字，也不由自主地将它与违反自然、病态、滥交和艾滋病等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鉴于同性恋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目前我国法律、社会规范对同性恋现象所持的态度，内地大众传媒对同性恋的报道多采取避讳态度，常常忽略这一冷寂群体的存在，即使报道，所关注的焦点也多以同性恋圈子内混乱的性关系（如卖淫、滥交等）为主，以“越轨”情感为报道基调。因此，同性恋族群虽说不上被内地主流传统媒介“妖魔化”，却依然属于“缺失”或被“曲解”的边缘群落，出于权利空间和生存压力的考量，他们往往对受众认知度的逐步开放和学术界要求正确对待的强烈呼吁置若罔闻。

传播学者Harris在1964年提出，弱势群体意识到自己的附属地位导致强烈的族群孤立，因为当一个群体长期被歧视，其成员对此群体的归属感逐渐形成，且日益强烈，而对于主流社会日渐疏离甚至仇视。因此，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性恋也日渐需要某些合理的活动空间和社交场合来公开他们的性取向和自由交流（如餐厅、酒吧、社区、广场甚至厕所），而网络由于其便捷、自由和保密的优势正日益上升成为他们表达欲望、争取权利和相互沟通最重要的渠道。笔者曾经做过一项小范围调查，检验电脑在与他人传播中的运用，如网络、信息服务等，结果发现，排除年龄和经济因素的限制，接受调查的对象无一例外地使用网络媒介作为他们的联络和传播方式。此外，同性恋者还习惯于将网络用于电子传播，满足的多是群体内部联系、社会认同、逃避现实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在大众传统媒介情境下，同性恋者无法受到客观的反映并常常处于“失语”状态，诉求渠道的不通畅和表达能力的受限使得这一“地下”群体转向了新兴的、在内地仍然属于非权威、附属色彩浓厚的网络媒介。社会情境下族群的边缘状态与网络媒体的非主流诉求模式获得了高度重合，再加上网络的跨国性、全球性，及其传播情境下表达意愿的充分实现，网络作为同性恋社群和地缘的公共空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该弱势群体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

媒体与语言的使用是一种传播行为，两者皆有权力关系的本质，在社群认同与内部关系的维系上，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网络情境下的媒体权力呈现分散与共享的特点，消解了原定形成的媒介霸权，并有助于少数群体夺回自我形象的诠释权，即打破现有媒体的权力生态，将最基本的说话权力，交还给这一相悖于主流背景和思想的社群，使他们能够透过自身来传达自己的观点。

为此，笔者进入www．homosky．com/links/pages“同天搜索主页”，里面基本上涵盖了内地所有同性恋网址，根据点击率、等级的高低以及综合性、普及性程度，笔者选取了4家同性恋专属网站作为内容分析模本：

“爱情白皮书”（网址：www．gaychinese．net，由两位男同性恋爱人Kevin和Keinng于1999年创建，点击率710，等级10）；“男孩之间，同天网络”（网址：www．homosky．com，点击率1 228，等级8．73）；“我们啊我们”（网址：www．weandwe．com，点击率1 677，等级9）；“阳光地带”（网址：www．boysky．com，号称目前大陆人气最旺的同性恋站点，点击率667，等级10）。

通过对以上4家网站的内容分析，力求真实、客观地反映出内地同性恋者通过网络向社会传达信息以及寻求社会认同，网络情境下同性恋者的交流模式和识别以及欲望表达，带有同性恋亚文化印记的虚拟社区的建构。对于同性恋者的研究本应包括男性和女性两个部分，但由于目前所接触的样本皆以男同性恋者为主，加上女同性恋者多被划归为激进女性主义思潮中的一部分，因而本文的分析对象仅仅限于男同性恋者。

二、“后传播”时代下的虚拟空间：平权和重构

网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文化传播媒介，它使人类文化的交流真正突破了时空的界限，标志着文化“后传播”时代的到来。网络的“个人主义”特性、“平民化”色彩和“反中心”的准无政府主义状态以及松散的传播模式，正好弥补了同性恋群体在传统媒介中“形象缺席”和被剥夺话语权的不足，他们很容易将其作为一种便利的文化传播载体，表达欲望和呼吁平权的“公共领域”。

在对上述4家网站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每家网站都把关于同性恋的新闻资讯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涉及娱乐、影视、社会、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尤以“爱白”为甚，作为资历最老的同性恋网站之一，它所提供的同性恋信息资源高达7 000条，并因其内容的全面、权威，已经发展为记录中国内地同性恋发展历程的资料库，业已成为异性恋者以及主流社会了解同性恋状况的必登网站。

“爱白”网站首页制作简洁，分类事无巨细，基本涵盖了同性恋知识的方方面面，如“观察”就常常针对大陆发生的同性恋新闻事件做深度调查和连续性报道，利用该网站的权威性展开一系列的网上民意调查，并邀请相关业界人士发表看法。例如轰动全国的“南京同性组织卖淫案”，该网站就做了“你认为生活中，同性倾向的人群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有哪些”的在线民调，还邀请各地（如重庆、江西省等）人民检察院和法院有关人员从不同角度解读该新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部分传统媒介对于此事居高临下式的“审视”态度和过于“猎奇”的报道方式，作为传统媒介新闻报道的一种边缘性补充，较好地体现了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

而“观点”则偏重于同性恋知识的传播和身份认同，它向主流社会传达的信息是同性恋现象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时援引金赛报告、“酷儿理论”、福柯著作、精神分析、内地性社会学者李银河等人的观点来探讨同性恋成因并对此现象进行道德思辨，由过去“充当”角色、躲藏姿态转变为辩护甚至出击姿态，由对少数群体的自身研究转变为关注同性恋关系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启示。

在分析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由于信息源的缺乏和极度模糊，四大网站的同性恋新闻几乎大同小异，新闻文本无论从用语、内容、结构还是报道角度而言，区别不大，且多以正面报道为主，与内地主流传媒的报道基调和角度大异其趣，如某个国家或地区对同性恋容忍尺度的扩大，传统媒体（国外为主）对同性恋的客观报道，影视剧中此类内容的增多，即全面反映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努力和进步；但与此同时，同性恋圈中开放的性关系、色情、凶杀、抢劫、疾病等负面消息却被有意无意地抹掉了。作为同性恋信息发布的“公共领域”和“资讯超市”，同性恋网站的新闻传播和流通已经失去其原生态势，在最大限度满足该群体成员获取信息需求的同时，更强调同性恋平权运动与文化形貌的转换形态和重构企图，它“提示了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提示了超越性别界限的可能性，更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力的挑战”^[3]。

过去，同性恋不仅仅在传统媒体中“消亡”，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陆同性恋者由于社会传统的束缚，绝大多数都隐藏身份，被迫扭曲性取向而纳入异性恋婚姻模式。如前所述，大众传播对许多弱势群体（妇女、民工、残疾人等）都带着有色眼镜，但媒体对于同性恋族群态度的改变却是迟缓和滞后的。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宽容度的增加，尤其新世纪以来国人眼界的进一步拓展，他们正在消释对异己事物原有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同性恋者也不失时机地利用网络有意识地组织行动，力求改变社会对于自身群体的看法甚至预期重构现有的（社会婚姻）秩序或模式。网络情境下的同性恋新闻传播已经异化为一种强迫式的同性恋平权运动，借由网络媒介的力量逐渐转化和导正一般人对于同性恋族群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大量正向和进步而非负面和消极的同性恋新闻发布，力图持平和均衡异性恋沙文主义思想主导的大众传播媒体关于同性恋的反面报道，尽管这种努力在后者强势传播状态下显得微不足道，但还是使得一般人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中立和平衡的报道。

三、亚文化交流范式：识别和共享

同性恋作为社会上一个少数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感情世界、群体交往、价值观念存在趋同，他们运用旧有和新式的成分建构出他们自己的身份，形成以敏锐、反叛、颠覆、取乐为风格和策略的专属性亚文化。由于性取向的特殊，大多数同性恋不愿公开其真实身份，这和网络与生俱来的受传者匿名性特点不谋而合，无形之中拉近了同性恋使用网络媒介的心理距离。在网络情境下，受众亦不再处于统一传播口径的某一传媒的影响之下，这种非线性、平行传播模式更有利于为同性恋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承创造更为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分析这4家网站的过程中，笔者曾以“reeves”为名进入了“爱白”和“同天网络”的BBS论坛（同性恋灌水区）、“我们啊我们”的交友板块和“阳光地带”的聊天室（以上空间的准入必须注册）并加以考察。在这三类传播空间里，同性恋发展出一个范围庞大的传播交流系统，尽管文化交流本身并不需要应用同性恋者传播策略，但为了能有效交流，必须确立和统一某些规则，方便他们有效地传播和解释各种信息，在帮助同性恋鉴别共文化内其他成员的同时也促进了团体的团结。由于理解在传播交流中必不可少，所以在交流中产生误解的机会也大量存在。当一个同性恋者在灌水区发布信息或在聊天室与另外一个（一群）同性恋者相处时，使用“黑话”主要是为了体现群体身份并获得认同，因为同性恋身份的确定程度取决于交谈的前后内容，也取决于同性恋“黑话”的使用，这也是一种保留和传递他们文化遗产的方式，同性恋者在其群落内部“黑话”中保存了他们大量的传统。

大量的同性恋“黑话”是从日常生活中极其简朴的语言和符号发展而来，有时还会与主流文化的语言表达形式相互重合。如“BF”原是异性恋文化下女性对男友的简称，被同性恋者引用作为情人之间相互的昵称，成为在聊天室中互相询问对方感情状况时的常用术语。“CC”来源于英语词汇“sissi”，意即“女性气质浓厚的娘娘腔”，带有贬义，但在同性恋网上交流中多指气质阴柔的男同性恋，甚至被用来称呼自己女性化的性伙伴；但是大多数同性恋为了摆脱影视剧（特别是香港电影）丑化男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的征友条件中，常常指明“不要CC”。“哥哥”和“弟弟”分别指在男同性恋族群中外表较具有传统异性恋男子气概者和外表刚健却兼具阴柔特质者，并且传统社会中“兄弟情谊”常常被同性恋引申为男男相恋的感情基础。可见同性恋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很大一部分貌似平凡的词汇由同性恋者赋予了新的意义，其最大特点就是转折用法。

而网络的跨地域性与同性恋行为的跨阶层性存在地缘传播的相似，这使得大陆同性恋圈内使用的很多“黑话”都是“舶来品”（来自我国港台地区或是国外），某些较早接受这些暗语含义的同性恋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如在BBS发帖）时，无形之中充当了“舆论领袖”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一个陌生的语汇被发明出来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同性恋群体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尽管它看上去只是特殊用法。借由网络情境大陆同性恋的专用术语也开始向更大范围的同性恋话语圈趋于同质，这也说明由于内地同性恋共文化还没有完全成型，它还不得不依赖现存的同性恋话语体系。

当然，同性恋“黑话”中也有相当部分具有独创性，即这些语言只是同性恋共享的专属性语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异己性。随着历史的演进，有许多不同的字被发明出来描述同性恋人，“gay”，“leisbian”，“queer”就是其中的几种。“top”和“bottom”，1和0分别指同性恋性行为中占主动地位和被动地位的一方，这也成为他们在交流过程中衡量对方性行为角色的重要标准。“熊族”则来源于美国同性恋对胖胖的、肉肉的男同性恋者的爱称（bear）；临时的性伙伴或者说“一夜情”被称为“419”，源于数字的英语发音，“MB”是“money boy”的简称，意即“出卖肉体”的“鸭鸭”（duck）。“花旦”、“金花”是对这个圈子内长相俊美、气质柔弱的男孩的共同称呼。

“借用”则是同性恋网络交流的另外一种策略，通过把社会对他们蔑视贬低的词句转换成肯定自己的词句，或巧妙地借用亚文化之外的语句来激励和鼓舞本族群成员勇敢面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从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集团的凝聚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同性恋者对自己“同志”的称呼，起源于台湾同性恋者借用孙中山革命宣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同志”一词，双关修辞的运用敏锐地表达了同性恋者捍卫自身权利、寻求社会生存空间的强烈愿望。在“同天网络”的BBS中，许多同性恋借用作家、古文诗词中的段落来抒发情感，鼓舞成员，如鲁迅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就被借引表达对“强迫异性恋主义”的不满和对传统婚姻标准的轻蔑。

如同语言本身，形象和名称也能引出其他人对自己个人信息的兴趣。“我们啊我们”在2001年从以前的交友栏目中独立出第一个专业化站点www．chinatongzhi．com，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庞大的同性恋交友网络信息系统。在“同天网络”和“爱白”的论坛中也设置了诸如“地域同志”、“亮出你自己”等自我表现的环节。征友信息当中最能引起其他成员关注的因素有二：第一，相貌；第二，名称和标识。

将相貌作为中介置于网络情境下的同性恋交流过程中，能取得很大的优势，它能使同性恋之间拉近距离，促进相互之间的区别和影响。在同性恋上传的各种式样的照片中，个人（艺术）照、明星照片和漫画图像占据绝大比例。个人真实照片的有无是决定个人是否收到他人留言和交往的关键性因素，进一步而言，真实照片的美丑又是决定某人是否大受欢迎的决定性因素，这与男同性恋性格中较多的感性成分和对美丑敏捷的反应能力密切相关。在“我们啊我们”交友栏中都会投票评选“每周一星”，甚至还专门设计男同性恋者人气“排行”，其最重要的评选指标就是上传的成员真实照片。另外，名称和标识作为网络交流情境中同性恋身份定位的另外标准，也充分体现同性恋的个性、品位和价值取向。

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情境下的同性恋受众，以在校学生和上班族为主，这很容易导致群体成员网络分布的严重失衡和两极分化。一方面，成员的低龄化趋势和俊美标准，将分割相当一批相貌平平的同性恋成员，极有可能造成他们在网络中的再次“失语”和“冷落”；另一方面，版主、站长或上班白领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模式“优越化”，在号召新型生活形态的同时，无形之中湮没了一批普通成员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亚文化内部的多元化现象并未真正形成。同时，网络信息化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无法接触到这些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同性恋人群将更加深刻地被排斥在信息沟的另一端。在群体内部，由于话语权力和资源优势是掌握在这些拥有信息化能力的成员手中，在整合内部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极易产生信息权力和群体权力的结合，亚文化群落分层与信息歧视相伴相生，非信息化人群与群体中心权力的关系进一步被疏远，他们将更加边缘化，并逐渐丧失被亚文化关注的目标价值。

总而言之，网络情境有助于同性恋交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帮助形成有悖于主流文化的异质文化；作为同性恋社会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媒介；平等方式和高度民主气氛最大限度地满足同性恋者言论表达和获取信息的需求；随意幽默的人际交流方式使他们感到无拘无束。简而言之，它是一种赋予同性恋体验以及意义的亚文化传播媒介，它帮助建立这种亚文化的同时也因为信息准入的个人差异破坏了亚文化内部的共同性，较难维系他们文化的凝聚力。

四、私人领域的公开化

在大陆同性恋的现实生活中，最近几年有许多地下同性恋社团出现。不论是否以运动为目标，社会组织都是任何族群的重要资产。在平权意识兴起之前，众多同性恋都是以个别的状态存在，保持着非主流的“隐藏”定位，即使有亲密的人际关系，大多数同性恋也必须以单枪匹马的方式面对家庭和社会情境中的异性恋霸权。

任何人所形成的社会组织都承担多重功能。对同性恋而言，同性恋社团主要有两个作用：社交和运动。但在大陆目前的社会情境下，举行公开、浩大、有组织性的游行运动不太现实，并且成员聚会、交流也多半处于“地下”或“半公开”状态，难以进入主流人群的活动范围之中。

传播媒体所隐含的意义与语言的功能亦有相近之处，它不但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的传达工具，同时亦是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特别在此信息泛滥的时代，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如前所述，尽管内地传媒对于同性恋报道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但网络的介入已经大大削弱了接触信息同进入地点场所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同性恋社团的双重目标可以在网络情境中得以充分实现：同性恋专属网站的纷纷建立，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门化的，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化的，可以集合大部分平时不愿公开“现身”的成员，进行交流和联谊，在此过程中强化同性恋的性取向认同，肯定同性恋身份的“正当性”，力求凝聚同性恋对族群的向心力；而在传播过程中，面向的是不同性取向的受众，利用网络的公开性和个人的匿名性来表达平权思想，提出同性恋运动的合法性，并挑战现存的异性恋强权主义。

在人际交流中，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更要了解他人，都需要被接受也需要亲近他人。同性恋亚文化所建立的网络空间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消除个人空间所带来的某些障碍来实现的。大部分同性恋受众的自我意识在网络交流互动中得到真正形成和发展，并且他们将社团群体作为参照和指南用以调整和约束自身行为，把群体价值倾向理解为一种期望并融入到自我意识之中，形成自尊和肯定的自我观念。此外，在要求被接纳的心理驱动下，成员在网络社区中常常通过真实表达交流欲望来获得群体认同。

网络情境中同性恋的交流欲望可划归为两类：表达欲望和情色欲望。在网络的虚拟同性恋社团中，成员大多敢于面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将自身的情感经历交由网络这个公共空间与其他成员共同分享，把私人经历暴露于众人的审视和评价中，我们称这一现象为“私人领域”的“公开化”，即表达欲望的实现。这既是一种感情需要，也有助于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它最后发展为同性恋亚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笔者所分析的四大网站中，最能体现以上现象的就是网络同性恋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已经被亚文化以外的人广泛认知，比如被大陆同性恋者奉为“圣经”的《北京故事》就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蓝宇》而声名大噪。

“爱白”、“同天”和“我们啊我们”的同性恋文库一直是点击率最高的栏目之一。同性恋文学大致分为小说、书信、散文、诗歌和杂文五大类，小说占据了绝大部分文学内容。其建构一般呈现以下几个特点：排他性强，大多数作者强调他们的感情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无形之中将其传播内容“优越化”，多变且不稳定，这些故事大多以分离的结局收尾，这与同性恋圈内随意、短暂的人际交往关系相关；性别角色的认同，故事的两主角多半是一方柔弱另一方强势，并且“贵族化”、“年轻化”、“理想化”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比较受同性恋关注的作品《新生第一年》、《辉子》、《纯阳之战》等就体现上述文本的特性。可见，男同性恋在表达欲望的过程中放弃了个人空间的保留，“自我披露的传播”却正是我们一般人都认可并竭力保护的私人权利。

上述网站中，交友信息、聊天室公开的性话题、性感贴图、BBS“情色人生”等都是同性恋性欲望的重要表征。他们除了集中讨论同性恋生活出路，更把解决生理需求作为传播过程中的诉求重点，“阳光地带”聊天室的拥挤就是极好的佐证。由于空间的安全性和身份的隐秘性，聊天室的人际和群体交流十分活跃和大胆，情色欲望的表达鲜明直接。在日常生活中，异性恋传统固化了他们社会角色的扮演和社会行为的模式，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以及社会情境要求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由此导致的焦虑、疏离情绪和压抑的欲望便借由网络得以充分发泄，而不需要顾及任何在平常现实中场所聚会可能招致被暴露、被抓的危险和后果。

但是这种交流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过分张扬的情色欲望却容易造成语言失范现象，露骨直白的性爱语词和放纵挑逗的传播符号在聊天室随处可见。不仅如此，由于现实生活中同性恋者常常经历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角色意识冲突，这种角色紧张感与网络世界中自由、虚幻的性欲表达方式的落差必将引发他们逃避、退让、沉迷等脱离现实的理想自我心理倾向，并且开放性和多边性的交流模式会造成网络情境中成员内部关系的复杂和短暂，回落到社会情境中，除会加深受众心理的失落感和实际性关系的混乱外，更会加剧社会传统的隔离和误会。

但是，当前网络的同性恋文化中也出现了一股清流，那就是宣传健康生活方式，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崇尚感情和固定交往，反对滥交和一夜情。这反映出随着同性恋现象的逐渐浮出水面和同性恋圈中的交流和文化整合，同性恋圈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有向主流社会回归的趋势（当然，性取向除外）。这种自我调整和净化，不但有助于加速同性恋文化被社会理解和尊重，也有助于当前整个社会正在开展的性知识普及、预防艾滋病等工作的开展和进行。同时，个别现身的同性恋和公开表达支持立场的学者的出现，也在相当范围内改变了一般人对同性恋的看法，特别是社会情境中同性恋论述的氛围。由于极高的异质性和多元的样貌，网站中他们专栏的设置，常常引发同性恋成员网上争议和讨论，在BBS上形成一个广大而独特的“意见自由市场”。如对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子恩第一部电影《哎呀呀，去哺乳》，网络上的舆论几乎呈现一边倒趋势——责骂和批评，基本理由就是曲解了同性恋的生活样式。不论好坏，这些敢于“走出衣橱”的人和专家都是为了改变同性恋族群现有境遇而努力，并且试图通过他们在网络上的所作所为，期望能影响传统媒介的表达并逐渐转化社会传统认知而造成文化形貌的转换。

在网络社区的小群体交流中，同性恋成员会因为他们的活跃状态与行为方式来获得他们在群体中的功能性角色，即地位—身份状态，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角色性质以及群体其他成员的影响。当一个同性恋者第一次进入同性恋网站，也就是当他第一次处于网络情境下的同性恋亚文化所指的状态中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个崭新的文化系统进行观察，并且拿它与现实生活情境下的规范做对比，因为前者的优越性和新鲜感开始成为其接受者，并在逐渐接触中了解和使用同性恋网络语言，同时经由网络向这个网络群体（分散的同性恋受众和权利中心如版主或站长）传达自身的愿望，重现自己的取向和身份，寻求认同。其中个人表达能力的强弱是决定个体能否赢得传播主动权和他人尊重的重要因素。

通过诚意表达，信息得到恰如其分的交流并产生了相互理解和支持。此后，他将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诚实、恳挚、平等地对待网络同性恋中的后来成员并为其树立榜样。这样，他在网络情境下同性恋交流过程中的目标实现，顺利成为网络同性恋群落中的“前辈”或“意见领袖”，权力区割和有效传播几乎同步完成。

与异性恋网络交流模式相仿，同性恋成员往往经由交友信息的公布，对他人信息的认同和欣赏，或通过论坛发帖，寻求意义空间和经验范围的共享来开启二人交流的私人空间。在进一步的交流过程中，一方对人坦诚相见，真诚地听取对方的各方面信息，对对方的“开放”和“自我暴露”持尊重、赞许、友善和知心的态度，同时也透露个人隐私和表达情感需求，让对方了解自己，对自己产生信任和好感，进而互相告知聊天号码、email地址甚至电话联络方式，之后视情形来决定实际见面的可能性，这样便由网络交流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方式。而在实际的人际传播过程中，相貌、气质、谈吐成为了二人交流是否聚合或终结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产生两种较为极端的交流结果：一方面朝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常常见于情侣（甚至同居）、挚友（互诉衷肠）的人际关系中；另一方面，则是二人人际交流系统的人为终止，甚至影响两者之后的网上交流，这种结果被同性恋戏称为“见光死”。

与异性恋网络交流相异之处在于目前同性恋者除了使用酒吧等地下聚会场所外，网络几乎成了他们相互认知、相互了解的唯一交流工具，我们把这种通过网络实现交友目的的同性恋交流模式称为“满足性二人网络传播”。当然，在与社区某些成员接触过程中，笔者也了解到某些同性恋在网络中找寻到自己的伴侣后便极少使用网络，但一旦两者关系走向分离，个人又会重复这种网络交流方式（如图1）。此外，同性恋成员通过网络交流失望、受骗的也不在少数，所以社区成员也会因为对网络媒介“使用与满足”的程度差异而产生使用群体的分化，而信息化程度较高以及抱有游戏、寻求刺激心态的同性恋群体则始终成为数量稳定的同性恋网络受众。

图1　满足性二人网络交流模式

如果网络不能为同性恋交流提供优裕便利的条件，后者便不会存在。在网络情境中，由于社会传统和主流媒介认知上的偏差对同性恋成员造成的压抑和不满得到完全的释放和解脱，群体间的网上交流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性恋平权的“有意识”表达，成员内部交流的规则，虚拟社区的形成和欲望的直接表达。它为同性恋创造的传播空间是极度自由民主的，为他们交流标识的形成提供有利的地缘优势和媒介优先。只是网络的准入由于受到地域、经济的局限，因而受众群体仍然未能纳入社会情境下“隐藏自我”的全部同性恋成员，而且如何打破同性恋网站中次生的话语权力与集中结构和规范近乎“暴力”的情色语汇体系，是维系这个族群亚文化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注释】

[1]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6—74页。

[2]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

[3]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