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领导的对外报道实践与思想

一、共产党领导的对外报道实践与思想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把《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同年4月,新华社增设新闻台,沈一立任台长,聘美国人马海德为英文顾问。像起源时期一样,1937至1949年间的对外报道也非常重视通过外国记者这一特殊报道渠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正义之声。与前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对外报道主要揭露国民党集团对进步势力的镇压不一样的是,1937年后的对外报道思想主要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信息。1937年5月15日,《人民之友》(4月25日创刊)第四期发表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夫人)关于国共合作、准备抗战等问题的访谈,8月20日的《救国时报》(巴黎)转载此文。

抗日战争时期,史沫特莱、贝特兰、王安娜、斯特朗、贝尔登、斯诺、贾安娜、卡安逊、希曼、福尔曼、费正清、爱泼斯坦等知名外国进步记者相继访问延安和中国华北,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抗战动员做了大量调查采访,认为中共在这一地区的抗战动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新闻报道后来成了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毕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有的毕生在华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与建设呕心沥血,如爱泼斯坦等,有的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如韩斯·希伯。

抗战初期,访问华北的外国记者常常看到国民政府军队溃败逃散的场面,“在通过山西的一次可怕的败退中,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城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当时看来,中国似乎都已放弃给敌人了。蒋介石军队已被全部逐出华北,那里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似乎都已偃旗息鼓”。日军横扫华北,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往往在失却指挥的情况下,如乌合之众仓皇溃逃。^[11]外国记者对“处于危亡之中”的中国感到忧心忡忡,深为中国抗战的前景担忧。而当访问华北之后了解到中共所做的大量的组织动员工作后,他们则以另一种笔调来描述中共所动员起来的各阶层纷纷参战的成效。

通过创造性的、丰富多样的抗战动员,共产党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外国记者在华北调查访问时,他们看到一个个民众抗日新基地的诞生,发现中国抗日战争的新的潜力所在。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美国记者斯诺指出,抗战胜利的奥秘在于“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12]。他的同胞卡尔逊也声称发现了中国战胜日本的秘诀:“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13]

外国记者开展的特殊而卓有成效的对外报道,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发动的全民动员、全民抗战和游击战,向爱好和平、支持正义事业的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了客观、真实的报道。斯诺颇具预言地写道:“农民大众是可以组织的、训练的、武装的,可以成为中国主力军的有力的同盟。这乃是游击战的老家,日本的胜败最后在这里决定。”^[14]这些对外报道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并获得了爱好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的大量物质援助。

1937年1月,史沫特莱从西安到延安。在延安期间,她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活动场所,广泛接触各种各样人物,和毛泽东、朱德分别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希望派遣援华医疗人员,从而促成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中国之行。3月1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就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发表访谈。3月10日、29日,毛泽东写信给斯诺、范长江时,随信附上这次访谈录,希望他们传播、发布。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对英国记者贝特兰发表谈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等重要问题。^[15]

1937年3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该书译载了发表于上海的《大美晚报》、伦敦的《每日先驱报》、美国《太阳报》等外报上介绍陕北根据地的13篇新闻报道。其中《毛施会见记》用50多页篇幅介绍了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和施乐(即斯诺)的多次访谈。该书还收入了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美国《亚细亚》杂志刊发的诺尔曼·韩威尔在四川苏区见闻的3篇文章,转载了巴黎《救国时报》发表的介绍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陈云用笔名“廉臣”撰写)。该书的出版是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为克服地理上偏居一隅、军事上分割封锁的劣势而打通传播通道,尤其是国际传播通道的代表性成果汇编,也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利用国际新闻工作者开展对外报道的阶段性展示。有意味的是,首先关注陕北共产党、进行对外新闻报道的都是外国记者,是他们向国际新闻界发出来自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后,震惊了全世界。其后,才有国内记者跟进采访。即便是被称为“从白区进入延安,向全国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第一个中国记者”^[16]范长江也是直到“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2月6日,才由博古等陪同前往延安,采访当地的党政军民。在跨国信息流动中,对外新闻传播中的这种传播者身份嬗变现象值得关注。这是中国共产党未形成系统的新闻理论前,在对外新闻报道实践方面的重大创新,其思想弥足珍贵。在以后的对外宣传或对外报道中,我党能比较娴熟地运用外力宣传开创工作局面,并逐步建立外宣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1937年前后,经外宣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胡愈之提议,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下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向海外传播中国抗战的情况。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后,胡愈之组织人员,将各报进步记者在各地采访的消息和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得到的中共及八路军在敌后活动的消息汇总,译成外文后整理成打印稿,在每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外国记者散发,颇受记者欢迎。9月18日,胡愈之将之改组为国际新闻供应社(简称国新社),向海外华侨报刊供稿。上海沦陷后,迁往武汉、香港,1938年10月20日,在长沙定名为国际新闻社,11月21日南迁桂林。该社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为骨干,主要创办人与领导人还有范长江、刘尊棋、孟秋江、黄药眠、恽逸群等。该社在国统区与八路军、新四军往来的要道上设立了金华办事处和洛阳通讯站。“青记”各地分会实际成为国新社的分社。桂林总社、香港分社和重庆办事处对国外开展《远东通讯》、对华侨开展《祖国通讯》、《国新通讯》、对国内开展《国际新闻通讯》等发稿业务,刊载国新社稿件的国内外报纸达150家以上。

更为核心的对外报道机构是1938年四五月间,周恩来领导成立的隶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立的外宣领导机构。^[17]国际宣传组由王炳南负责,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在汉期间,周恩来指示:与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尽可能地参加接待。1941年1月中旬,为使国外了解皖南事变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除了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到香港、南洋和美国刊物发表外,还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披露新四军受袭的真相。1941年1月底,周恩来致函已回美国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皖南事变等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正式声明。斯特朗随即在纽约的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

1940年12月30日,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虽然由于技术等条件限制新华广播电台时停时播,但是从此中国共产党拥有除纸媒以外的电子媒体——广播了。特别是英文口播部于1944年8月8日向美国旧金山定向试播,9月1日正式开展对外新闻广播。该台还用英文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向海外特别是向美国发送电讯稿,传播我党的政策主张、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线作战的情况、各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英播部开创的英文广播对外报道,成为我党第一个使用外文、通过通讯社的电讯线路专职从事对外宣传的新闻机构,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外广播新闻事业的发端,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广播宣传报道的新篇章。^[18]研究过此期新华社对美报道电讯史料的美国记者李苏珊认为,新华社英文广播上天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源是日本同盟通讯社。自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看到的中国华北战争图景有了急剧改观。^[19]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在英播部的基础上组建了统管国内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的对外新闻编辑部。

1941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办的外文杂志《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在延安创刊。这是一份专门从事的对外宣传刊物,用英、法、俄三种文字出版,对外散发。该刊初期由吴文焘负责编辑出版(油印),并邀请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和外语人员撰稿,向国外人员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情况。同年4月8日在香港创刊的《华商报》,则是一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报纸,以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各国进步人士为主要发行对象。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利用合法外文报刊的空隙,于1937年12月9日创办外文报纸《译报》,开展对外宣传。1941年1月,共产党派出胡愈之接手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在南洋颇有影响。1941年春,共产党领导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在九龙创立,乔冠华任社长。《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汉口,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共产党赋予它对外报道和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1946年5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龚澎、乔冠华负责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在上海创刊,该刊致力于把共产党的声音传播到国外。但只出了三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取得决定性胜利,国际舆论关心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迫使国民党政府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边区进行采访活动。记者团共21人,其中外国(英美苏)记者6人、国统区记者9人、国民党官员6人,参观团5月3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9日到达延安,历时一个多月,7月12日离开延安。外国记者的采访成果大都在《纽约时报》、《时事新报》等外国大报上发表。^[2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全世界宣布投降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战场,中国成为国际舆论界追逐的焦点。1945年8月下旬,第一批外籍记者25人从重庆出发,前往南京、上海等东南沿海大城市采访。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来到中国,在延安开展了半年的采访活动。在8月6日毛泽东与她的访谈中,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48年出版的长篇报道《中国黎明》,就是这次采访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