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扩大交流增进理解原则
由于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西方有“culture gap(文化鸿沟)”和“culture shock(文化震撼)”等词汇,描述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反差。文化鸿沟是指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文化震撼指的是,个体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存在认识盲区,当他对这些国家的文化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后,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动。如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的认识,主要依赖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而中美媒介给各自受众带来“媒介定型”的刻板印象——美国媒介对中国的定型是“妖魔”和“威胁者”;中国媒介对美国的定型是“霸权”和“反华”。这造成认识上的误导,使得两国民众彼此误解、隔阂,乃至不信任加重。正因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存在固有差异,所以需要各国通过包括对外报道在内的各种国际传播手段进行沟通,扩大交流接触面与接触机会,增进了解与理解。
1978年后,中央高层逐渐就解放思想、实施主动积极的改革开放政策达成基本的共识,果断地结束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历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978年12月4日,朱穆之就在新华社系统作了《对外报道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讲话。他说,“我们的对外报道、摄影报道,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全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服务。从对外报道来说,就是要为我国争取一个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的国际环境。”[24]
而当时,美苏两极构成的冷战阴影依然笼罩全球。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壁垒,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交流沟通。只有在交流、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加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才有可能在理解的基础上谋求双方共赢合作。同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建设事业,需要创造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国际条件,需要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减少误会与双边摩擦。因此,中国对外报道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在于扩大交流,增进理解,减少对峙。
1981年,朱穆之就针对不切实际的外宣目标,提出外宣在于“增进了解”:“过去,我们谈对外宣传,常常强调我们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宣传社会主义,以促进世界革命。现在看来说我们的对外宣传是要促进世界革命,这是说大话。对外宣传还是应该帮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益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也包括尽可能有利于促进国际反霸斗争。因此,首先是要增进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了解。”[25]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报道的指导思想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
当前,正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需要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更需要做好外宣工作,营造对我国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扩大交流增进理解的对外报道原则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因而,增强中国对外报道中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提高针对性、实效性正成为扩大交流增进理解原则的重要改进方向。同时,中国对外报道正采用现代传播手段,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拓新闻宣传阵线;充分发挥中央主要涉外媒体的作用,争取更多的读者,扩大在海外的影响;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做好外国媒体和记者的工作;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增强其在海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提升对外报道坚持与贯彻扩大交流增进理解原则的实力。
扩大交流增进理解的对外报道原则表明的一个基础性、前提性的预设,是构建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对外报道媒体格局。这牵涉的是中国对外传播的硬实力问题,在“中国对外报道格局”一章中,本书已经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当前,妨碍中国对外报道扩大交流增进理解原则实现的更核心环节,体现在将对外传播力真正入眼、入耳、入脑,在外国受众中产生影响力。针对这一症结,本书认为遵循对外报道中的扩大交流增进理解原则,必须树立以下两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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