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在西方的起源

第一节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起源

深度报道（In-depth Reporting）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新闻界，其中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和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Reporting）是其最重要的两种报道形式。

一、调查性报道在美国的发韧

在美国，调查性报道滥觞于20世纪初的黑幕揭发运动。1902年底，《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3组重要报道——林肯·斯蒂芬斯写的《城市的耻辱》、艾达·塔贝尔写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和雷·斯坦纳德·贝克写的《工作的权利》——标志着美国新闻界揭露丑行报道的开始。从1902年至1914年，美国报纸发表了大量调查性报道，集中揭发美国社会腐败现象，被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为“扒粪者”。

这场黑幕揭发运动无疑为美国调查性报道发出第一声呐喊并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序幕，学者展江对此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黑幕揭发运动是“由美国杂志新闻事业发起的一场揭露社会转型期大量出现的社会弊病的社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由一批立志改革的社会精英撰写和创作的新闻与文学作品，广泛揭露了社会转型的副产品——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假货泛滥这类社会丑恶现象，使20世纪第一个10年成了大声疾呼改革的时代，从反面帮助了一个民族重新发现了它的良知”^[1]。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黑幕揭发者，如林肯·斯蒂芬斯、艾达·塔贝尔、威尔·欧文、戴维·菲利普斯等。他们把“扒粪者”当作无限光荣的头衔，以能够揭露社会真相而自豪，尽管他们的作品中尚带有较大的主观色彩，与成熟完备的调查性报道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调查性报道又一次达到了巅峰状态。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性报道，直接导致了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的被迫辞职，调查性报道的威力可见一斑。此外，还有很多调查性报道记者名噪一时，如拉尔夫·纳德、西摩·赫什、杰克·安德森、德鲁·皮尔逊等。这些新闻记者“挖掘报道了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卡车司机工会、犯罪集团和腐败政客的问题”^[2]，他们为调查性报道的日臻完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时期的调查性报道已经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之上的，是经过记者长期、艰苦的调查，充分挖掘事实真相、剖析问题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为了使这种调查性报道理念得到传承和发扬，1975年，美国成立了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Investigative Reporter and Editors，Inc.），调查性报道从此正式确立了它在新闻界的地位。

二、解释性报道的诞生和发展

解释性报道的诞生和发展则有着与调查性报道不尽相同的时代背景。一直以来，西方新闻界严格奉行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甚至把客观性内化为记者的职业理念，以“倒金字塔”式为代表的写作形式被奉为新闻报道的经典样式，所有新闻从业人员都视客观、中立、不带感情色彩的报道为最高标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两次大的社会危机先后来临，给美国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这两次社会危机分别是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让世人感到猝不及防，没有半点预示似地突然发生了。事实上，当时的记者队伍中有相关方面的专家，是可以就观察到的前兆性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的。然而，客观性原则要求记者只是原原本本地记录发生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和联系却不容置喙，这才造成了危机“突如其来”的假象。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说道：“各种事件接踵而至，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当时，如果驻白宫的记者仅仅报道发生了什么而没有提供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含义，那他只完成了一半工作。”^[3]西方社会危机的惨痛教训促使新闻界人士不得不开始反思，纯粹客观的事实报道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是否缺失了社会感应器的现实功能?

1923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时代》（Times）创刊，该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劳斯（Herry Lowes）在消息深加工和新闻背景介绍上下工夫，并将新闻分为快新闻与慢新闻两种，类似于今天的动态消息和深度报道。亨利·劳斯自称《时代》是“新闻事件的注释家”，其对解释性报道的产生起到直接推动作用。193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通过决议，承认并强调新闻的解释和分析，解释性报道的名称和地位正式确立。1938年，麦克道格尔（Certis　MacDougall）教授修订出版了自己6年前的《新闻报道入门》一书，并更名为《解释性报道》，使得解释性报道在理论上得到了系统化的完善。

由于解释性报道的出现，西方新闻界关于客观性的信念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著名报告，提出当下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可信地报道事实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报道关于事实的真相”^[4]。这份报告使社会责任论代替自由主义理论逐步被新闻界所接受。尤其经过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麦卡锡反共运动——其时新闻记者“有闻必录”地报道参议员麦卡锡的对国务院“共产党员”的虚假指控，待到真相大白之时，新闻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客观报道不再认为是不可打破的神话，解释性报道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1960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s）新闻学院副教授尼尔·高普鲁（Neale Copple）出版了《深度报道》一书，明确提出深度报道是“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从理论上和学术上稳定了深度报道的地位。

1978年，《世界大百科全书》把深度报道列为20世纪美国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同年，美国的调查性报道中心成立。198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开始设立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个专项奖。至此，深度报道已深深扎根于美国新闻界，也扎根于媒体从业人员的内心。

当电子媒体快速传递信息的特性令印刷媒体望尘莫及的时候，寻求新的报道方式与电子媒体抗衡就成了报纸的当务之急。而随着深度报道慢慢成为报纸常用的“重磅武器”，电子媒体不甘寂寞，对于以往不敢问津、难以驾驭的深度报道形式也开始跃跃欲试了。

美国三大电视网（ABC、CBS、NBC）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严肃的新闻报道节目，每年会制作几部调查性报道，70年代后开始走向繁荣。例如，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推出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该节目是美国调查类电视新闻报道的先驱者，也是美国唯一一个定期播出的时长为1小时的电视新闻专题。英国的调查性报道起源于60年代初期，动荡的年代为调查类报道提供了生存的条件。从1963年开始，Granada电视台开始播出系列时事调查片《世界在行动》。这个栏目每集长度约为26分钟，被誉为是英国400多年以来最大型、最成功的调查性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在同时制作了类似节目，同样获得巨大成功，并引起全国调查性报道的热潮^[5]。自1970年《读卖新闻》首创解释性版面以来，日本各报纷纷创立解释栏或解释版。此外，广播电视也异常重视这一业务，如日本广播协会（NHK）设有专门的解说委员室，它们制作的不少优秀的解释性报道如《二二六事件被掩盖的真相——陆军军法会议秘录》等，为电子媒体节目的深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6]。电子媒体对深度报道的涉猎，开拓了新的报道方式，思索着新的报道领域，也促使电子媒体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三、深度报道的内涵和外延

深度报道从一开始在西方新闻界出现，就不是以一种独立的文体形式存在，它是将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等报道形式囊括其中，并在报道领域上较之这两种报道更加广阔，形式上也更加自由，如特稿、预测性报道等部分作品也可归属与深度报道的范畴之内。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起源，是社会转型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是西方新闻界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新的报道方式。一方面，从客观上讲，深度报道的出现满足了西方读者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的扩大。20世纪以后，西方读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加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报纸提供给他们简单的日常信息，而要求得到更加翔实和更有意义的解释分析。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讲，深度报道也是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客观报道的种种局限性不仅束缚了记者的思维和手脚，更使新闻界面临着公众的信任危机。同时，在与电子媒体激烈的交锋中，报纸逐渐意识到自身的特质所在，即文字具有理性、深入分析问题的先天优势。这一切都促使西方报纸扬长避短，在报道的深度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