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在西方的现状

第二节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现状

自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诞生以来，它们就一直在西方媒体中各领风骚。拿美国新闻界为例，“在1917—1992年颁发的580项新闻奖中，调查性报道摘取了40%的奖项。目前，调查性报道的比重约占整个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三成左右，与解释性报道和客观性报道三足鼎立。”^[7]翻开美国的报纸，从体裁上看，解释性报道占了大部分的报纸版面，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一些著名的大报，解释性报道占了70%以上的版面。而英国、法国、日本等国，一般都占据50%左右的报纸版面^[8]。深度报道在西方新闻界的地位之重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深度报道在西方的发展历程却并非一帆风顺，报业大规模兼并、娱乐化浪潮和新媒介技术的冲击，都曾使深度报道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西方的深度报道不断地与社会中各种现实力量进行博弈，试图在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市场化的对抗中找到平衡的支点。

一、媒体集团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损毁了新闻的报道质量

西方媒体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大规模集中化，经过十几年的兼并、联合，使西方媒体高度集中，数家大公司控制着西方绝大多数的媒体。譬如，美国报业集团拥有全美80%的报纸。一般来讲，报业集团编辑有两个头衔：编辑和大企业的副总经理。许多大报编辑是百万富翁，他们的报酬直接来源于报纸的盈利^[9]。这大大不同于美国以前的状况。60年代，大部分的报纸多由私人拥有，家族式的经营使得美国最好的报纸能够抛开狭隘的利益，去追求相对高尚的、独立的新闻报道。而如今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报业集团对经济利益的追逐破坏了传统新闻的价值观。一旦遇到经济滑坡、广告收入下降等恶劣情况，媒体集团首先想到的就是缩减报纸版面、减少员工或控制开支来应付经济危机，即使在日常的时候，经济的压力也像是悬在每个编辑、记者头上的一把利刃。在这样的威慑下，许多报纸的报道质量都打了折扣，而投入成本高、制作周期长、社会风险大的深度调查性报道在媒体集团的眼中就成了与利润率相悖的存在物。

二、全球娱乐化浪潮湮没了公众对深度报道的理性思考

今天，娱乐化的浪潮正在汹涌地向全球媒体袭来，大众传媒功能中娱乐的功能被无节制地扩张。在西方媒体中，报纸的娱乐版面和电视的娱乐频道所占的比例很高，有的甚至能够达到90%以上。严肃的新闻节目也开始以娱乐化进行包装，采访明星、制作花絮、闲扯漫谈，所有娱乐化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俄罗斯等国的女主播以“脱”吸引眼球的做法更属娱乐化、庸俗化的登峰造极之举，至今仍为整个新闻界所诟病。仔细追究起来，媒体的娱乐化趋向是为了迎合受众的兴趣，因为受众的兴趣即是广告投放所在，对快乐的追求是人的天性，而对利润的追求使得媒体娱乐化之势愈演愈烈。归根结底，娱乐化是媒介市场化在作祟。媒体娱乐化削弱了大众传媒的其他社会功能，如协调社会、监测环境等。同时，当人们沉浸在娱乐带来的集体狂欢和无限享受中时，也渐渐失去了对深度报道的理性思考。他们只看娱乐化的报道，从厚厚的一摞报纸中抽出娱乐版或体育版来阅读；掌握在手中的遥控器往往指向搞笑的娱乐节目或电视剧。他们没有耐心读得下长长的深度报道，严肃的电视新闻节目也会令他们翻转频道。媒体的娱乐化浪潮湮没了受众的理性，而受众对娱乐的追逐又助长了媒体变本加厉的娱乐化。这种趋势尤其在西方电视领域表现得极为突出。

三、新兴媒体互联网的冲击改变了传统的新闻阅读方式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拿美国为例，1964年，81%的美国成年人是报纸的固定读者；到2000年，这个数字只有55%，年轻人最不愿意读报^[10]。而导致报纸读者群减少的最大因素就是互联网的蓬勃兴起。互联网呈现给受众的是一种全景化的新闻，在线传播的互动性、超链接、个性化等特点，强烈地吸引了正在疏远媒体的新闻受众，这对于新闻信息传播本身来讲的确是一种福祉。然而，在网络上阅读新闻的方式与读报纸新闻有很大的不同，网络上的海量信息及丰富的超链接会牵扯和分散受众的阅读注意力，受众很难进行深入阅读。除非受众心中早就定下了阅读新闻的特定目标，在打开网页的同时就直奔主题而去，否则，难免会在枝蔓的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散漫起来。也就是说，网络新闻阅读方式的“碎片化”严重影响了网络深度报道的阅读率；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读者的流失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也随着阅读率的下降而导致影响力减弱。

基于上述种种现实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涉及严肃话题的深度报道在西方新闻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衰退，但从社会影响和报道深度而言，西方深度报道在总体上仍保持优秀的质量。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很多西方新闻传播学者们就在不断地思考未来报纸的走向，其中《报纸的再生》一书提出的基本观点得到新闻传播界的普遍认同。那就是：报纸的真正生命在于报道质量，核心是硬新闻；新闻、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才是报纸真正的优势所在^[11]。正是由于人们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深度报道的价值和挽救报业的关键，这就注定了西方新闻界不会在偏离深度报道的路上越走越远。

当美国经历了2001年那场“9·11”恐怖袭击后，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新闻界的某些现状。在那以前，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越来越不关心新闻，他们沉浸在轻松娱乐的谈话节目或肥皂剧中，对严肃的调查性节目失去了曾经的热情；他们迅速浏览着网页，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简明信息甚至只是新闻标题；他们远离报纸，只看电视或者上网；他们尤其远离硬新闻。为了迎合受众市场，媒体则尽可能制作符合读者和观众口味的产品，尤其是电子媒体，真正的新闻信息量少得可怜，“如果你连续几星期收看电视网的电视新闻，不阅读任何一张报纸、杂志或书籍的话，你将会与最重大的新闻擦身而过，对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缺乏真正的了解”^[12]。美国人对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远离，逐渐使深度报道的读者数量下降，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图像时代和网络时代，缺少对传统报纸的忠诚度。但是“9·11”事件之后，新的变化出现了。美国人开始高度关注新闻，报纸的发行量比平常超出了数百万份，电视新闻和网络新闻也赢得了比以前多数倍的观众。这就是说，一旦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大众传媒的最基本功能就会立刻得到凸显，所有的媒体都头脑清楚地作出判断，新闻而不是娱乐才是媒体的核心。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人们的神经不可能一直像这样紧张，如饥似渴地获取新闻，希望得到事情的进展和解释，但是它充分说明了人们需要新闻，尤其是重大新闻对人们的生活是重要的和必需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调查栏目《60分钟》自1968年创办至今已将近40年，它素来以备受争议的话题和调查性深度报道而著称，令世人瞩目。作为CBS的王牌节目，《60分钟》曾连续5次成为美国收视率第一的电视节目，它是美国历史上最长、收视率最高的10个节目之一。调查性报道确立了《60分钟》在观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加上明星记者主持和讲故事的报道手段，更使之成为美国新闻界几十年长盛不衰的神话。但现在此类调查类节目的生存受到了严峻挑战，节目时间压缩了，像每集“60分钟”里调查类的报道节目长度往往只有12分钟。由于制作成本和制作周期都在上升，节目面临着资金断层的压力；制片人则认为受众对严肃的新闻调查不感兴趣，因此从事此类报道的记者纷纷改弦更张，制作更能吸引观众的节目。如今，《60分钟》团队核心人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70岁，即使队里的“小伙子”斯蒂夫·克罗夫特也已年过半百。随着明星记者的日渐老去，加上创始人离开、台柱辞职、失实报道引发公司巨变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60分钟》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口^[13]。由于CBS的《60分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考查它的发展历程，就能够对美国电视调查类节目的发展脉络形成大致的了解。电视深度报道不缺少观众，制作调查性报道栏目本身也是能够盈利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市场需求和报道质量。到底是由于压缩调查性报道节目时间而导致《60分钟》观众的流失，还是观众的流失导致调查性报道节目时间越来越短，或者两者互为因果?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60分钟》为了挽回观众，节目被制作得越来越“软”；而失去调查类节目鲜明个性的《60分钟》却更加容易遭到观众的抛弃。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在鼎盛时期，无论是哪一类的电视台都有调查性报道，当时英国每年出产300部，现在只有25部”。尽管西方电视调查性节目的现状令人担忧，“但是就涉及的深度和影响来说，还是很不错的”^[14]，西方新闻传播学者们对调查性报道的前景仍然持谨慎乐观态度。英国调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Gavin Macfadyen）认为：调查性报道在西方并未出现“整体意义上的衰落”，只是其语言和形式越来越新颖，更倾向于寓教于乐^[15]。更为重要的是，印刷媒体上的深度报道所占的分量不仅没有减弱，其相对于电子媒体的优势反而更显得突出。

四、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坚守

美国最优秀的报纸在最近几十年里，都是从报道题材单一、简略的新闻转向报道题材复杂、解释更加详尽的新闻。因为美国社会和经济越来越复杂，真正负责的新闻也会随之如此变化。对于报道深度的挖掘，印刷媒体向来比电子媒体略胜一筹。2001年8月，CBS的丹·拉瑟报道提到，布什总统宣布有限制地使用胚胎干细胞进行医学研究的演讲时，对电视观众说：“老实说，广播或电视来做这个报道有些困难，因为它要求一定的深度才能把复杂性讲清楚，因此我认为我们建议如果您真的对这个感兴趣，最好明天读一份好报纸来了解详细情况。”^[16]这也是人们普遍的看法。西方报纸有着悠久而光荣的深度报道传统，它们的深度报道记者是全报社最优秀的人才，执著、睿智、敏感、不畏艰辛而富有正义感。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每年的获奖作品都有大量的深度报道，这些深度报道持续构筑着人们对传统报纸的忠诚和信赖。

电视也做深度报道，但除了极少数杰出代表——如公共广播公司（PBS）的《前线》（Frontline）和CBS的《60分钟》等——以外，电视在做深度报道时仍是比不上报纸。事实上，很多电视新闻是从报纸那里获得，作为社会当下影响力最大、传播面最广的媒体，电视承担的最主要功能是让人们接触即时新闻，而报纸则提供给人们更多的解释。

同样，新媒体的兴起也不可能否定深度报道是报纸的强项。“汽车之所以能取代马匹和马车，是因为它能更有效率地把人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当——如果——互联网和它的产物能在收集、整合和传播新闻方面和报纸有同样的优点时，互联网就能流行起来。”^[17]西方学者从互联网的技术和传播方式层面对其流行做出了解释，也指出了互联网的劣势，如只能在屏幕上阅读新闻，不能折叠、携带、撕扯和夹在腋下，用完之后也不能保存或重新利用等，同时满怀信心地确认了报纸地位。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报纸的传媒角色更加得到了强化，那些真正严肃的、优秀的报纸以提供系统化的信息、解释和评论为己任，把深度报道视为整张报纸的灵魂。

西方的深度报道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时间的兴盛，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孜孜不倦的追求；二是西方媒体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客观性原则。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幕揭发运动开始，调查性记者就逐渐把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为其调查性行为的职业准则。他们不仅在新闻实践中用“社会责任论”深化了新闻自由的内涵，即由自由放任转为自我约束，而且赋予客观性原则更加成熟和理性的理解。正是由于对新闻理念的坚守，才使得在市场理念越来越盛行的当今西方新闻界，还存在众多为捍卫新闻原则和公众利益而勇敢揭露事实真相、记录真实历史的新闻从业者们，也保证了西方深度报道的生产数量和优秀品质。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的所有制形式以私营为主，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如美国《60分钟》栏目资深编导哈瑞·莫赛斯在谈到《伊拉克的军法审讯——伊拉克监狱美军虐待战犯报道》这部新闻片播出前，曾经接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请求”不要播出的电话，但最终该片还是正常播出。“压力从政府来的情况非常少见，如果影响国家安全，政府会要求先不播出，我们可能会采纳，但这是非常罕见的。迈尔斯将军打电话来的时候，只能‘请’我们不要这样做，而不是‘命令’。商业机构根本没有办法给我们施加压力，最多不接受采访请求。”^[18]西方媒体相对独立的机制为深度报道的运作营造出相对自由的空间，而被称作“第四权力”的西方媒体则因其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更加显得权威。

在新闻理念和市场理念的交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经常要面对令人沮丧或愤怒的现实。因此，在西方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非党派、无营利调查机构或组织的创办，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公众诚信中心（CPI）和英国调查新闻中心。美国公众诚信中心从1990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调查和报道，至今已发表了250多篇调查性报道和出版了13本书籍。该中心的创建人及总监查尔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就是因为对调查性报道现状的失望才离开《60分钟》，转而创建CPI，不受版面或节目的限制，独立进行调查性报道，做纯粹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成为刘易斯的职业选择。英国调查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Gavin Macfadyen）近10年来制作《动态世界》系列时事调查片。该系列调查片被誉为是英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型、最成功的调查性报道。而早在1975年成立的“草根组织”IRE（Investigative　Reporter　＆Editor　Inc.，调查记者与编辑组织），正在发挥它在调查性报道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为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提供一个研究调查性报道的论坛，并保护调查记者的各项权利。众多独立的调查机构或组织纷纷成立，为西方深度报道的持续繁盛输送着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