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在中国的起源

第三节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起源

一、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说

如今，深度报道作为针对重大新闻题材所采用的一种报道方式，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的高度重视。早在1921年，深度报道在西方报纸上流行伊始，中共领袖周恩来在早年参加革命时就提倡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要“溯其根源、求其真相、判其出路”，他认为“现象一日千变，简单之消息，每与前后矛盾，缺乏有系统之排列及有条理之叙述，故长篇通讯终不可少也。”^[19]这些对深度报道自觉提倡的早期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深度报道在中国的起源，我国新闻界曾作出过界定，即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涌现出一大批深度报道的代表作品，如《大学生成才追踪记》（1985年12月13日至28日）、《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1986年6月17日）、《红色的警告》（1987年6月24日）、《黑色的咏叹》（1987年6月27日）、《绿色的悲哀》（1987年7月1日）、《命运备忘录》（1987年12月2日）、《关广梅现象》（1987年5月12日）、《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1987年10月6日）等等。这些深度报道给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使整个新闻界的精神为之振奋。1986年，全国好新闻评选设立了深度报道奖项；1987年，被新闻界业内人士称为“深度报道年”。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于我国新闻界来说，深度报道是一种崭新的新闻理念，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深度报道实践不过经历了短短的20年。”^[20]不可否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界深度报道的勃兴，固然给我国新闻改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深度报道的操作手法使沉闷多年的中国新闻界耳目一新，然而，从学术研究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起源时间的说法是让人质疑的。

二、深度报道溯源百余年说

与中国的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普遍观点不同的是，经过进一步的考查与论证，深度报道的起源应该向前推进百余年。

1.发端于《循环日报》和辛亥革命时期

有学者曾经提出中国深度报道发端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之时，“这份报纸……是以‘立言’为目的，即利用报纸纵论中外形势，指陈时弊，褒贬得失并提出建议，可以说已初步运用了深度报道解释和揭露的功能。”^[21]但是这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的“指陈时弊”究竟算不算得上是深度报道，是值得考量的。王韬时时以社论抨击清廷的官僚，宣传改革，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如此作为，自然是让报界同仁心生敬佩，然而“王韬的报纸……经常刊登社论，且多出自王韬本人手笔”^[22]。显而易见，《循环日报》的社论是算不上深度报道的。

早期中国报刊也会刊载社会调查之类的稿件，据方汉奇先生的考查“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当时出版的《经世报》（杭州）、《农学报》（上海）上，就刊有关于各地物价、土产和税收等方面情况的调查材料”^[23]。不过，经过调查写出的稿件，并不一定就是调查性报道。新闻界普遍认为，调查性报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记者独立展开调查；第二，（被调查方）存在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三，这种行为试图被掩蔽。符合条件才是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那些社会调查稿件并不是记者独立展开调查得来的，也不是新闻媒体的独立行为，只不过是某些调查材料在报刊上的呈现而已，不属于调查性报道，更不属于深度报道。

还有学者提出，“深度报道在我国也许并不陌生，过去我们写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报道也可列入深度报道范畴。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适应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纪实、解释、述评性的新闻乘时涌现，不少作品夹叙夹议，条分缕析，翔实生动，颇受欢迎，如《广州血战记》、《调查河口情形记》等。”^[24]从辛亥革命时期追寻深度报道的诞生，不拘泥于权威的定论，其意义相当重大，这说明深度报道的观念已经悄然渗透于新闻操作本身，而不仅仅是称谓上的认定。但只是着眼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深度报道，未免仍显不足。按历史发展依次考查推论过去，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和一份很重要的报纸——《申报》应当跃入视线。

2.“杨乃武小白菜”案的报道是深度报道的成功之作

《申报》是中国早期的商业报纸，1872年4月30日由美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聘请中国人蒋芷湘、钱欣伯、何桂笙等任编辑和主笔。1873年6月，《申报》在创刊一年多之际，就连续报道“京剧名伶杨月楼遭受迫害”案，站在同情杨月楼的立场上，对封建制度下残酷的刑讯制度进行批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申报》最著名的连续报道则是稍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百年前发生时，曾轰动了京沪杭，并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亲自过问。《申报》长达3年之久的连续追踪报道，“新闻传播，论说评议，尤其对宫廷的激烈的揭露和抨击，和浙江地方绅士谏诉最后引起朝廷统治者慈禧的关注，终于使冤案得到平反。创刊未久的报纸，在初次发挥的舆论监督能起如此作用，是主笔们起始未曾预料到的。”^[25]

查阅史料，发现《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初次报道很是不成熟，报道刊载于1874年4月18日，全篇仅有135字，甚至连杨乃武的人名都没有核实清楚，只是简单地告知读者发生了一件案子，此案两个案犯均已判处死罪，将会在省中（杭州）复审。但是随着事件本身轰动意义的凸显和引起社会关注程度的提升，《申报》逐渐改变了报道态度。接下来的报道发表于8个月以后的12月10日的一版头条，“……报道不但叙事详尽、准确得多，而且态度鲜明，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敢于向封建官僚陈述一些民间的意见……全篇文字，主要是指出：这件案子把杨乃武判成死罪是冤枉的”。4个月后复审，《申报》的报道紧随其后进行追踪报道，“这篇报道对这些严刑逼供、残暴虐民的复审官员，是一次很重的鞭挞”^[26]。这种直接揭发封建官僚草菅人命、凶残暴虐的报道，在当时报纸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试比较西方的调查性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假货泛滥等各种丑恶社会现象都是调查性报道揭露抨击的对象，然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报刊就已经开始运用新闻报道手段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揭露了。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全过程，从初审结果到复审，从开棺验尸再到宣布判词，《申报》皆予以追踪报道：1875年7月16日刊出“审案传闻”，披露官官相护；1876年4月4日，对于证人的死亡，《申报》著文质疑；尤其是署名呆呆子的文章，对小白菜——葛毕氏鸣不平，“以前社会舆论只是为杨乃武鸣不平，这样有理有节的文章刊在报端，足以使当时社会上对此案不大清楚的人，比以前了解起来”^[27]。经过《申报》锲而不舍的努力，3年多的时间发表相关新闻、评论不下60篇，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老百姓对此案耳熟能详，并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议论纷纷，是当时社会的“热点话题”。“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题材无疑是重大的，案件中折射出的封建腐败、官场黑暗、酷刑制度等问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最敏感、最迫切、最切中要害的话题，因此，《申报》才会不遗余力追踪调查，撰文立言。这种情形与西方“扒粪运动”时期的状况相似，揭露社会弊病是西方调查性报道的主旨所在。

徐载平在《申报关于杨乃武案的报道始末》一文最后写道：“申报人不惧怕后果……大胆地与封建官僚作斗争，对此案作了连续的报道，帮助此案得到平反，特别是有些报道在审讯做出错误判断之时写出的，这是经过采访人员的大胆、机智、深入的工作，在审讯的衙门极端保密下采访得来的。”^[28]这种不畏强权、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职业理念已经在中国新闻从业者身上获得初步展示，调查性报道的特征已经初见端倪，而此时距离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兴起早了近二三十年。

经过对《申报》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报道的详尽考察，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从报道题材上看，正如上文所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当时是重大的新闻事件，报道在选材上符合深度报道的标准。第二，从报道形式上看，《申报》长达3年多的连续报道使整个案件处于一种完整的联系之中，对新闻事件的持续关注，并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展现于报端，这是深度报道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深度报道的形式可以分为单篇和多篇两种，组合报道、追踪报道、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都是多篇组合的表现形式。连续报道是指针对某个新闻事件，按照其时间发展进程持续展开报道，在时间上跨度比较大，涉及的人物、地点、背景等因素都比较多。“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恰恰是由于案情的曲折绵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报纸的深度报道功能。“由于《申报》刊登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读者爱看，报纸深入城乡，人们一提到报纸或新闻，就知《申报》。把申报纸作为新闻纸的代名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29]第三，从操作手段上看，该报道不仅在案件的发生地采访报道，而且进行了跨地域追踪。如有关“刑部开棺验尸”的报道，就是《申报》派专人从上海赶到北京进行现场采访，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新闻学大辞典》对深度报道的操作要求是：突破“一人一地一事”的模式，对新闻事实进行跨时空的、由里到外的综合反映。对“时间”的采访应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采访地点不仅包括现场，还包括“现场”延伸或波及的地方等。在当时我国新闻事业尚不健全的状况下，《申报》馆能够做出跨地域采访的举动，实属难能可贵。第四，从报道性质上看，“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兼具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的特征。它不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且为读者分析案情，甄别善恶，大胆批判封建刑讯制度，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顶住权势揭露事实真相，形成社会舆论热点。在审讯衙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采访，对《申报》记者的调查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在写作的时候，尽管记者并没有强烈的意识，明确地要为读者提供背景、阐释意义、揭示本质，但是这种朴素的意愿已经在报道中清晰可见。从报道内涵来看，“新闻背后的新闻”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读者，帮助读者对整个事件获得全面、立体的认识；从报道的外延来看，配发评论，宣布立场，表明态度，一系列的报道手段大大延伸了新闻事件本身，从而阐发了深度报道最有力度的功能。

由于《申报》是商业性报纸，其主要目的是盈利，所以它更加关心读者的心理和需求，给予读者爱看的新闻。如果说西方的解释性报道是在客观报道受到现实质疑的状况下诞生的，那么中国并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相似的阶段，客观报道的观念并没有内化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念。相反，中国的报纸常常是以“立言”为主、以“思辨”见长的，这就为解释性报道的生成提供了天然的良好的土壤。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至少自《申报》创刊初期起，中国就已经存

在深度报道的形式，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则是一次较为成熟和成功的报道。尽管《申报》的主办者是美国人，但这丝毫不能影响该报的编辑方针，也不会改变新闻从业人员都是中国人的现实。正如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没有出现“社会新闻”这一概念，而事实上报纸上很多新闻都是社会新闻一样，19世纪70年代中国新闻界不知“深度报道”为何物，然而《申报》已经在运用深度报道这一报道方式进行新闻运作了。

尽管论证并认定《申报》自创刊初期就已经运用了深度报道手段进行新闻操作，却不敢妄断这两篇报道就是中国最早的深度报道。事实上，美国新闻学界也有一种理论认为，在“扒粪运动”之前已经出现了调查性报道的端倪，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1690年^[30]。学界的争论足以说明，所有权威的认定都不是无懈可击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观念的更新，新的研究成果会陆续问世，现存的学术结论都将面临历史的检验和进一步的论证。

伴随着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新闻界不断进行思考和实践，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一一呈现于报端。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秉承“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运用深度报道手段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为宣传革命，以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为己任；于右任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皆因大胆刊登披露社会黑暗的报道、触怒当局而被查办、停刊；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和周恩来的通信作品调查了俄国和欧洲的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并在中国报纸上予以连载，向世人展现世事，此类解释性功能极强的报道亦是一种深度报道；1935年，《大公报》特派的旅行记者范长江历时10个月，陆续发表揭露西北地区弊政、人民生活困苦的旅行通讯，后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书与后来的《塞上行》，无疑是当时深度报道的典范之作。中国近代新闻史中出现的深度报道皆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尽管这种形式的报道与西方同时代出现的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不尽相同，但已经为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的勃兴打下了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