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在中国的现状

第四节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深度报道开始全面进入电子领域；90年代末，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纸质媒体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把注意力投向深度报道；21世纪初期，网络媒体对深度报道的关注力度大大加强。深度报道在中国媒体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折射出整个时代环境的变迁和中国新闻界理念的转换历程。

一、调查性报道：在阵痛中前行

调查性报道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新闻记者调查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调查性报道最多采用的调查方式是自下而上，层层披露，像剥竹笋一样将掩盖在真相外面的遮蔽物一一剥落，其过程不免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而在我国，即使作为调查性报道的初级形式——批评性报道，也历来为中国媒体谨慎操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搞好新闻媒介的批评报道，毛泽东就提出了报纸批评的“开、好、管”三字方针：开——开展批评；好——开展得好；管——党委把报纸上的批评管起来。但这样的批评性报道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即在得到上级部门认可以后，才能对所要揭露的事实进行批判和抨击，是一种“盖棺定论”式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陈词；批评性报道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对上级部门或重要政治人物进行公开批评报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现有的媒介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重重阻力甚至封杀，中国调查性报道记者较之西方调查性记者，从另一方面更增添了数倍的压力与艰难，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在异常艰辛地向前行进。

1.平面媒体调查性报道现状

谈到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及《南方周末》的贡献。1984年创刊的《南方周末》，经过1996年的转型，设定“办有影响的全国性严肃新闻周报”的目标，到了90年代末，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纸质媒体中以深度报道为主要报道方式的标志性报纸。《南方周末》作为一份以舆论监督为导向的报纸，注定了它“要戴着锁镣跳舞”。在一系列有影响的深度调查性报道中，如《艾滋病在中国》、《山西“割舌事件”真相调查》、《吕日周真相》、《张君案检讨》、《南丹矿难调查》等等，《南方周末》树立了它独特的品牌和风骨。然而《南方周末》经常遭到来自某些政府官员和商业机构的压力，加上报纸本身在操作上处理的某些失当，如今的《南方周末》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已今非昔比，很多读者对《南方周末》表示“失望”，悲叹《南方周末》“沦落”了。

究其根源，《南方周末》的报道呈现“软化”和“媚俗”是失去读者信任的最主要原因。《南方周末》一贯以“跨地区舆论监督”报道为“重拳”，在读者心中形成了定式的阅读期待，而一旦类似《暗战超女》等娱乐化倾向明显的报道也堂而皇之地占据报纸头版的位置时，多年培养起来的报纸读者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近年来，《南方周末》的调查性报道力度小了许多，调查性报道数量也呈下降趋势。

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性报道则保持较为平稳的状况。1995年创办的《冰点》新专刊，一开始并不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栏目，创办《冰点》的编辑说：“在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变化中，充分关注社会基层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想法，以及通过普通百姓‘不普通’的命运来反映社会的真善美及社会变迁，是《冰点》办刊的一个重要特色。”^[31]《冰点》包容性极强，除了新闻报道外，日记、札记、亲历记、专家访谈录乃至学者文章都可以刊登，基本上是“软报道”的路子。正是由于《冰点》报道令读者的阅读思维呈跳跃式进行，因此《冰点》报道有时由“软”到“硬”的转换显得毫不生硬。2000年3月22日，由《冰点》资深女记者蔡平采写的调查性报道《世纪末的弥天大谎》发表，反响强烈。之后的《冰点》越来越“硬”，涌现出一些高质量的调查性报道，如《枪声响过之后》（2003年3月19日）、《十年磨一案》（2004年3月31日）等等。《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性报道尽管在数量上不多，但是有很强的“精品”意识，这对于一份全国性的主流报纸来讲，实属难能可贵。

走向市场化的报纸，更能够灵敏地感应和反映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表现在报道形式上，就是“深度报道”栏目的广泛增设。如《新京报》的“核心报道”，《京华时报》的“热点”，《华西都市报》的“特稿”，《华商报》的“焦点新闻”，《南方都市报》的“重点”，《燕赵都市报》的“新闻调查”，《楚天都市报》的“楚天关注”等等。这些都市报纷纷意识到，一张信息承载量有限的报纸，要想在多种媒体共同竞争的环境下谋得生存，抢“独家新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必须在“看家新闻”上多下工夫。

除报纸以外，新闻期刊对调查性报道的力度不容小觑，如《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新民周刊》等，调查性报道几乎是每期必出的重型报道。然而新闻期刊更加擅长操作的还是解释性报道，它们对社会问题的把握是准确而独到的，善于通过透视社会现象还原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所有的平面媒体都已意识到调查性报道对于媒体自身的重要性，也采取了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实践操作，但是效果不可一概而论。对于都市报来说，长时间操作调查性报道与都市报的日常工作节奏不符，而且媒体跨地域监督的做法已经被相关部门“叫停”，这几乎掐断了都市报“猛料”的来源，使都市报的调查性报道难以为继。如《京华时报》特稿部于2004年8月1日成立，2006年5月22正式宣布解散，历时1年9个月余，这是该报历史上的第三个特稿部。该报的编辑记者们为之付出过巨大的辛劳和努力，但对宣传管理和报业环境的双重压力无法应对。2007年1月15日，《京华时报》第四个特稿部成立，但愿它能够重振雄风。

对于周期性较长的周报和期刊，调查性报道的可操作性很强，但是，“有时候，强大的市场驱动成为道义责任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共谋，这种共谋往往被表述为‘满足受众的需要’，或者‘在受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进而取得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还有时候，市场又以其低格调的柔软可口和主动谄媚于貌似主流的社会价值，不仅温婉地扼杀了调查报道中充满道德理想的批判性，也消磨掉新闻专业主义诉求的高品质标准”^[32]。调查性报道的软化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存在的普遍现象，致力于追求真正调查性报道的新闻界同仁们不得不承受更难堪的媒介环境和更大的精神压力。

2.电子媒体调查性报道现状

中国深度报道家族中的新品种——电子媒体调查性报道——最早出现于1987年7月上海电视台推出的《新闻透视》栏目。不过最引人注目的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则是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的《新闻纵横》栏目。这种新鲜的电子媒体深度报道形式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一时间，各地方台纷纷仿效，各种“追踪”、“焦点”、“透视”等深度报道栏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当年的无限风光的电子媒体调查性节目现状如何呢?

各地方台的“舆论监督”节目在热闹一阵之后渐渐归于沉寂，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管理体制未理顺：地方台目前的管理模式一般是属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媒体难以对当地政府进行“监督”；在调查问题的过程中，报道触及的利益集团对地方媒体形成压力，很多将要播出的节目中途被“拦截”；市场的压力使地方台不堪调查性节目的重负，较长的制作周期和较大的调查风险让地方台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可以说，许多不利因素都严重阻碍着地方媒体进行调查性节目的制作。

相比之下，中央台的调查性栏目能够保持较为独立的运作和相对稳定的发展。在《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1996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创办，这是目前公认的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新闻调查》创办不久，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和副主任袁正明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做中国的《60分钟》”，确立了把《新闻调查》做成调查类节目的共识，并提出用调查的方式来做这种深度新闻节目的设想。2000年《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的口号，2003年又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从《新闻调查》两个口号的转变可以看出，这个栏目越来越接近调查性报道的本质，反映了节目想用“调查性报道”做“舆论监督”的意愿，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地去打“死老虎”。2003年4月，《新闻调查》新上任的第四任制片人张洁明确提出调查性报道将作为栏目发展的终极追求目标，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调查》在电视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唯一优势。此后，《阿文的噩梦》、《“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农民连续自杀调查》、《张润栓的年关》、《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无罪的代价》、《迟来的正义》、《命运的琴弦》、《山阴的枪声》、《钟祥投毒案再调查》等产生极大社会影响力的节目相继诞生，《新闻调查》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节目表现形式，即电视调查文本。《新闻调查》为中国的电视调查类节目创设了许多可借鉴的样本，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下探索着做真正调查性报道可行的路径。

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闻调查》一枝独秀外，其他很多电子媒体调查性报道的栏目，包括《焦点访谈》，收视率都有所下降。

可以说，无论电子媒体的深度报道本身做得多么出色，如果不能有效地传递给受众，就不能实现其新闻价值和传播效果。如果从视觉文化理论理解文字和电视图像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我们可以用“静观”和“震惊”来描绘两种传播方式对受众的要求。文字是静观式的，它“指的是一种沉思默想或凝视状态。静观式的视觉范式带有理性特征，主体与对象保持着某种距离，而主体本身也处在一种平静的、沉思的状态”，而电视图像则带给人们“即刻的短暂的动感状态，就像子弹瞬间射穿的效果”。德国文化批判家瓦尔特·本雅明把这两种不同的视觉范式分别称之为“视觉接受”与“触觉接受”：前者是凝神专注于对象；后者则是消遣性的，不以聚精会神的方式发生，而以熟悉闲散的方式发生^[33]。这也是电视媒体一直被认为不能做深度报道的深层原因，即这种传播信息的方式不利于人们进行深入思考。面对电视节目娱乐化的风潮，深度报道在电视领域常常陷于不利的处境。当电子媒体集体高呼“只有娱乐因素才能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并提高产品的价值”^[34]的时候，要继续坚守做调查性报道的理念并付诸实践的新闻从业者是值得钦佩的。

二、解释性报道：被证实的预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新井直之就曾经提出：“今后的报纸，解说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如果说，报业史的第一阶段是‘政论报纸’的时代，第二阶段是‘报道报纸’的时代，那么，今后的第三个阶段就可能是‘解说报纸’的时代。”^[35]如今，在网络等新媒体海量信息的冲击下，“解说报纸”时代已悄然来临。若是报纸仍然停留在单纯为读者提供动态消息的层面上，那将永远也抵不过网络消息的即时更新与超级容量。

1994年，《中国青年报》曾经做过一组“旷世之作”：这是一组关于“民工潮”的巨型报道，长达13个整版，隔日刊出，历时将近一个月，而且首次采用“社会学”的全新模式写作。但是这组“前无古人”的报道没有引起任何学者的关注，甚至在刊发期间也鲜有人问津。“对‘里程碑’式的重要报道没有声音，绝对不是《中国青年报》的传统”，这种反常现象引起了“冰点”栏目创办者的思考，他在随后的报评中写道：“在仔细读完整组报道后，我产生了一个异常强烈的感觉：在一个极端的意义上，有了最后一篇《第三次解放》，其余各组皆可不要……这组报道的前12个版与最后一版，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报道模式（范式）。前者性质为‘客观性报道’，后者为‘解释性报道’。模式不同，于是异曲异工。”这位著名编辑还认为，有的时候没有必要用客观报道重复读者已经熟知的信息，哪怕是用最新潮的表述方式，“从长远的观点看，解释性报道将是报纸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36]这一事例从某种意义上证实了解释性报道较之客观性报道，更加顺应时代发展的特点，更能够为读者所接受。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在分析我国报业发展态势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心理之于新闻传播业的需要主调，曾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解气”阶段，这一阶段催生的报业品种是带有“伤痕文学”性质的报告文学；80年代末、90年代初属于“解闷”阶段，这一阶段催生的报业品种是在周末版大潮中大行其道的“软性”报道；1992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为“解惑”阶段，这一阶段催生的报业品种则是包括解释性报道在内的一系列深度报道^[37]。现如今，中国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解惑”的需求越来越大，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运用解释性报道的手法予以分析、说明、判断、预测，阐释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现实意义等。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新媒体更快更迅捷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平面媒体如果对重大事件仅仅履行简单告知的功能就是失职。平面媒体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突发性信息传递给读者，当读者拿到报纸的时候，可能已经从网络或电视甚至是通过人际传播得知发生了什么重大新闻，他们想要从报纸上获得的是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深层次信息，而做事件性的解释性报道正是报纸的强项和优势所在。

解释性报道在电视报道领域的操作远远不及调查性报道，难度在于新闻背景的展示。探究事件的前因后果，提供大量背景资料是解释性报道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在电视镜头面前，如何将背景资料全面深入展示而又不影响节目的视觉效果，是一件很难两全其美的苦差。面对解释性报道这一操作模式，电子媒体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因此，在众多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中，解释性报道栏目是很少的。

网络媒体上的解释性报道非常多，因为网络的海量信息为新闻事件的背景资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有些大的门户网站还专门开辟了深度报道专栏，如新浪的“深度报道”。但由于网络媒体还没拥有采访权，所以这些专栏的内容都是转载平面媒体现成的深度报道。网络上另有一种报道手段是，把某个新闻事件的相关报道全部做链接，形成庞大的专题报道。这种组合报道在具体的操作上有两点需要特别把握：第一，通过“广度”追求解释性报道所特有的“深度”；第二，通过“厚度”达到其他报道形式所不及的“力度”。网络上很多组合报道在形式上有“广度”，报道的数量很多，但只是同一层面上的信息堆砌，甚至仅仅是没有被整合的原始资料的呈现，视觉感受是平面化的。这样的报道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解释性报道，顶多是解释性报道的前期准备。网络报道在“厚度”的一个方面，即背景资料的提供方面堪称优势，但仅凭此未必能够达到解释性报道的“力度”，因为除了背景事实以外，受众还想要了解事件的因果矛盾、未来趋向、影响作用等方面的分析，缺少任何方面的信息都可能造成“力度”的缺失。深度报道在整体上应该是多维的、立体的和系统的，这就要求网络报道必须把广度和厚度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其深度和力度。

三、党报的媒介生态环境现状

媒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就是媒介的生态环境。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很复杂，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的更新和新技术的推广等因素，都可以给媒介带来深刻的改变。党报在我国的报业体制中占据核心地位，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肩负正确引导舆论的主要职责。对于党报来说，除了面对跟其他媒体同样的媒介生态环境以外，还面临着两个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现实要求。

1.中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亟须建构

党报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给人民大众，也把群众的声音反映给党和政府，起到了作为党和群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但是党报的这一功能并不能涵盖其全部职责，应该说，沟通信息只是对党报最基本的要求。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机关报，党报应该在建构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大显身手、大有作为。

大众传媒视自身定位的不同，承担起的社会功能也不尽相同。尽管党报“抓方向”的基本方略已经成为报界的共识，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在党报上，满版满版的是领导人活动和各式各样的会议……占报版面主导位置的是‘三门’新闻——宫门（党政机关）、衙门（主管部门）、辕门（司法、武警、部队）。对党、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宣传简单生硬，还有气无力，不但读者不要看，连编报的记者、编辑都不愿看。”^[38]试想如此状况下的党报，怎么能担当得起构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任呢?

因此，党报面临的最重大的媒介生态环境的问题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任务与党报发展现状不能胜任此任务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党报必须进行改革，更新办报理念和操作手段，作为真正的主流媒体，切实承担起应尽的义务。

2.新媒体的发展使党报面临“危机”

用“危机”这个词来描述新媒体的发展给党报带来的境遇再恰当不过，因为它包含着危险和机遇两层含义。

新媒体对新闻业的渗透是全面而深刻的，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不可阻挡地改变着新闻报道的形式、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甚至是媒体经营的模式，而且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致使媒体格局面临着重新整合。由于党报有体制的天然保护，在媒介市场化进程中可以少受甚至免受市场竞争之苦，因此比起其他形态的媒介来说，党报的变革幅度是最小的，党报格局也相对稳定。而且自1996年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全国纷纷效仿，数年时间里共有39家报业集团成立。除了少数几家中央级的报业集团外，其余报业集团都是以省、市级党委机关报为龙头组建起来的。自此，很多党报依靠子报打拼市场，自身却更加陷于求平求稳的状态。

新媒体的发展逐渐呈上扬势头，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传统媒体的重视，然而仿佛一夜间，网络广告数量猛增和报纸发行量下滑的事实使得整个新闻界变得人心惶惶，“报纸将死”的言论也开始不绝于耳。其实，受网络媒体的冲击最大的报纸是都市报，网上迅捷海量的信息几乎涵盖了都市报报道的方方面面，令原本就竞争激烈的都市报更加不敢怠慢。子报面临的冲击，自然会反射到主报上来，这回连党报也不得不意识到这是整个传统报业面临的共同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媒体的发展令党报及其子报进入共同御“敌”的战斗状态。党报深刻地反省着自身弊病，党报改革的呼声前所未有的强大。

新媒体的冲击让党报重新审视传统报业的优势和主流媒体的优势。尽管新媒体的发展势头强劲，但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它也显露出种种弱势和缺陷。且不说中国距离普及网络的时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使人们都有机会接触网络，网络新闻的崛起是否能够完全替代传统报纸呢?答案是否定的。报业历经数百年沉淀下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仍旧深存于公众的意识中，而网络的匿名性则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把关人”的缺失使网络新闻的可信度比传统媒体低。同时，庞大浩瀚的网络新闻把人们抛向了信息的深海，让缺少方向感的人迷失其中，分散了人们阅读新闻的注意力和指向性。事实上，美国的一项网络调查结果表明：网络新闻中更受欢迎的是那些像电视新闻一样非常简短的报道。网民简短浏览的阅读方式，更像是在“检索新闻标题”，而不是系统、深入地阅读新闻报道^[39]。只有传统报纸才能在深度报道操作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现有的状况来看，传统报业的优势还在，尤其对于主流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的短处恰恰是其强项所在。

可以说，新媒体的冲击让党报感受到了生存的威胁，同时也促使党报主动调整自身定位，调动所有积极的资源，为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整个报业格局的重新洗牌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