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差异

第五节　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差异

深度报道，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新闻学界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是中西方新闻业界广泛使用的一种报道手段。自从中国新时期的深度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再次勃兴以来，我国新闻界同仁们就不时地把目光投向西方，用对照和借鉴的态度关注着西方的深度报道，同时审视自身的深度报道发展。通过中西方深度报道起源和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深度报道是存在差异的，但是相通之处还是不少，譬如对深度报道中背景和解释的认同已毫无争议，这点从深度报道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有关深度报道的释义

自从深度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报道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有关深度报道的定义就出现了很多种。如我国《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的定义为：“通过系统的背景材料和客观的解释、分析，全面深入地展示新闻内涵的一种报道形式。与一种动态报道相比，深度报道要求对新闻事实的表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比较典型的定义还包括：“所谓深度报道，是一种涉及重大题材，系统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的形式进行解释分析从而延伸和拓展新闻内涵的报道形式。”^[40]

“深度报道是运用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事实渊源、因果关系、矛盾发展、未来趋势以及影响作用等全方位报道新闻的一种报道形式。”^[41]

“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揭示其实质，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势的报道方式。”^[42]等等。

相比较而言，西方新闻界很少对深度报道作出一般意义上的定义，而相关论述却极为丰富。如美国新闻学家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父子认为：“老式的客观报道，坚持对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情做纯事实报道，受到一种新的概念的挑战，后者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真正要讲新闻真实性的话，读者需要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43]

美国学者沃尔特·福克斯写道：在广播电视的时代，“记者只是简单地叙述发生了‘什么’事实，只是简单地交代传统报道中的五个W已不合时宜，而‘为什么’的问题突然成为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事项。在电子时代，新闻报道中需要意义与背景，而提供这些内容的工作便获得一个特别的称谓：解释（interpretation）”^[44]。西方学者将深度报道的特征概括为：“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

一直以来，被西方新闻界广泛接受的深度报道定义出自美国哈钦斯委员会的著名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从众多的深度报道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中西方的新闻语境和社会背景大不相同，但是对深度报道这一概念的内涵却有着相同的把握，即把新闻事件放进整个社会背景中去寻求解释，挖掘本质。有了这样共同的认识，中西方深度报道才具备彼此对话和相互映照的基础，也给新闻界学者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基点。

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差异

总的来说，中西方深度报道存在以下几点差异。

1.深度报道的报道形式不同

一提到西方深度报道，人们马上会想到两种典型的报道形式，即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尽管西方深度报道不仅包括这两种报道形式，因为“一般来说，美国新闻界也将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归属于深度报道，但又不绝对如此。有时候，深度报道与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相比，题材上比较广泛，形式上比较自由。”^[45]不过西方深度报道的确在整体上呈现出独立文体的报道形式。事实上，西方新闻界在探讨深度报道时，也是分别单独研究调查性报道或解释性报道的，198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开始设立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个专项奖，但从未设立过专门的深度报道奖项。

与西方新闻界不同的是，1986年，在中国第八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会上，好新闻奖增设了深度报道奖项，将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3种形式进行评选。这是中国新闻界对于深度报道的创造性理解，认为深度报道包括独立文体和组合文体两种，独立文体的深度报道是指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等被西方认同的报道形式，而组合式的深度报道就大有包罗万象之势。目前被国内学者总结出来的报道形式包括：组合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追踪式报道、解读式报道、互动式报道等，凡是能够形成深度效应的报道形式都可以纳入其中。有时，深度报道的形成甚至是编辑对稿件进行组合的功劳。而在电视报道领域，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新闻＋评论＋背景”的“全景式”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存在，从而大大拓宽了电视深度报道的操作空间。因此，中国新闻界研究深度报道往往不会脱离深度报道这个总体概念，即对各种深度报道形式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探讨，而很少侧重某一种报道形式的专门研究。

2.深度报道的价值取向不同

从总体上说，西方的深度报道更多地带有“揭丑”性质，这是西方调查性记者引以为豪的优良传统。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情况可以看出，揭露性的报道占总体获奖作品的大多数。比如揭露政府官员腐败、滥用职权；揭露选举腐败；揭露司法、警察局的腐败；揭露医疗系统问题；揭露种族关系、犯罪问题等等。西方深度报道记者们大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他们把揭示社会问题、唤起公民的对社会的关注作为自己无上光荣的职责。很多时候“扒粪者”会把矛头直接指向政府、大公司或某一行业系统，他们的报道一经问世，往往会引起被调查机构的强烈震荡。“第四权力”就是这样被赋予新闻媒体，媒体的力量常常是通过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展示出来。尽管西方国家为了社会稳定和维护自身利益，也会通过对新闻业的管制来调控深度报道的价值取向，但西方调查性报道的传统依然鲜明，“揭丑”色彩依然不减。

中国的深度报道从总体上与西方深度报道的价值取向有很大不同。由于西方深度报道是随着调查性报道的发展逐渐成熟起来的，对社会问题的剖根究源一直是西方深度报道的一个鲜明特质。而中国新时期的深度报道尽管也在社会转型当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涌现出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新闻媒体进行解读，但深度报道潮流首先是由我国主流党委机关报引发的，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这就注定了我国的深度报道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府舆论引导性质。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党管媒体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媒体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新闻业务活动，因此，正面引导社会舆论就成为中国深度报道的职责。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相对应的中国新闻奖，其深度报道获奖作品的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乃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三个代表”等以“国”为主、以“党”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之中，政治意义之重大便是新闻价值之重大。这种价值取向与西方深度报道“以揭丑取胜”有着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正在努力向西方调查性报道靠近，但中国深度报道的整体趋势仍然是颂扬和推动执政党向着更好地为民执政，以及逐渐地担负起舆论监督的方向前行。

3.深度报道的写作风格不同

西方深度报道是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客观报道的局限性一度使西方报纸陷入不被公众信任的尴尬处境。为了使新闻媒体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弥补客观报道的不足，解释性报道应运而生。尽管在形态上，深度报道构成了对客观报道的冲击，更多的解释、分析、预测等因素使报道看起来似乎向主观方向偏移，但“究其实质后果却是对客观性理念的拓展，即试图通过对从业者专业素质的提升、报道方法和具体工具的完善，为向客观性的逼近提供更加经得起推敲的基础”^[46]。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西方深度报道在本质上是完全遵循客观原则的，报道中极力抵制主观评价和流露倾向的语言，他们把态度和立场隐藏在新闻事实的背后，通过大量的背景材料揭示事物的本质。如果非要发表意见不可，那么报道中一定会用某专家或某官员的话来代替记者发表议论。解释和议论，在西方新闻界中是有明显区分的，从事实到解释是一种“跳跃”，它是一种可以被新闻报道接受的跳跃。然而，从事实到议论，就不在新闻报道范畴之内，而跃入新闻评论这一体裁中去了。

我国新时期的深度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勃兴，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重读这些颇有分量的深度报道就会发现，记者直接发表议论之处比比皆是。如198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等人采写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就在文章中感情充沛地议论道：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难免要出现一点偏差，或者有些疏漏，人们对此无须惊诧。随着改革浪涛的滚滚向前，疏漏会得到填补，偏差会被引上正确的轨道，人们将会学得更加聪明。本文之所以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旨在让广大读者都来思考，加以议论，从中悟出道理，总结教训，将艰巨而光明的事业推向前进！

如今，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度报道也在逐渐试图摆脱直接发议论的模式，然而，中国的深度报道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如宣传、解释、引导、预测、启示、警告等等，中国的记者也担负着相应的宣传任务，有着浓重的知识分子使命感。有了上述的文化背景，加上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写作手法对深度报道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深度报道带有强烈的述评色彩。这种写法的深度报道与西方的在客观报道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深度报道风格迥异。

认识到中西深度报道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在中国的语境下对深度报道进行研究，也可以选择性地向西方深度报道寻求有益的借鉴。

【注释】

[1]展江：《惊天动地的改革呐喊》，译序，展江、万胜（主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1），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3]转引自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4]〔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王征、王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5]朱强、雨晨：《调查性报道在国外》，载《南方周末》，2004年6月10日。

[6]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7]杜骏飞：《深度报道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82—83页。

[8]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9]〔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10]〔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11]引自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12]〔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13]朱强、雨晨：《调查性报道在国外》，载《南方周末》，2004年6月10日。

[14]辛望：《中外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现状》，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2期。

[15]张威：《IRE、调查性报道与中国观照》，转引自传媒学术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

[16]〔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17]〔美〕小唐尼·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

[18]《中美调查记者在汕头大学的一场对话》，朱雨晨记录，转引自http://www.xici.net/main.asp?doc=40068850。

[19]何光先：《对深度报道的思考》，载《中国记者》，1987年第7期；转引自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20]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21]韩永青、李芹燕：载《新闻界》，2006年第4期。

[22]〔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23]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6页。

[24]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25]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26]《〈申报〉介绍》，上海书店《申报》影印组编印，1983年，第113—116页。

[27]《〈申报〉介绍》，上海书店《申报》影印组编印，1983年，第127页。

[28]同上书，第132页。

[29]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30]〔美〕布兰特·休斯顿、莱恩·布卢兹斯、史蒂夫·温伯格：《调查记者手册：文件、数据及技巧指南》，张威、许海滨主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页。

[31]《冰点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

[32]陆晔：《深度报道的力与痛》序，转引自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3页。

[33]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

[34]王洪田：《娱乐为王》，华艺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35]〔日〕和田洋一等：《新闻学概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36]《冰点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6页。

[37]喻国明：《关于1999年我国报业发展态势的若干预测》，载《中国报刊月报》，1999年第1期，转引自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38]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刊）。

[39]〔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76—277页。

[40]刘海贵：《新闻采访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41]童兵：《童兵自选集——新闻科学：观察与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0页。

[42]程世寿：《深度报道与新闻思维》，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43]〔美〕埃德温·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490页。

[44]〔美〕沃尔特·福克斯：《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45]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

[46]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