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深度报道的特点
由上述分析可知,和消息、通讯等其他新闻报道相比,深度报道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结构形式、意义表达方式和报道目的,深度报道“由一事一报的单一模式,转向了多侧面、多层次、多色彩、多信息的报道方式;由简单、机械的平面式报道,转向对事物内部的透视,揭示新闻事实的内部联系,深刻反映事物产生的缘由、环境及其发展的过程,挖掘其意义并尽可能预测其发展前景与趋势”[23]。
发展到今天,深度报道这种报道方式已经成熟。概括起来,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题侧重“难点”、“热点”和“敏感点”
深度报道往往被称为“大报道”,是新闻报道形式中的“重型武器”。在选题上,深度报道常抓住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抓住社会舆论中的“难点”、“热点”和“敏感点”,重大主题的深度报道更是如此。比如《宁波日报》关于自主创新的报道。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确定为2006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2006年1月9日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自主创新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共宁波市委、市政府在2006年2月召开了“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大会,为全市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针对自主创新这一主题,《宁波日报》及早策划和部署,从2006年1月23日起,在一版推出了“自主创新在宁波”专栏,推出了宁波韵升公司等一批自主创新典型。在此基础上,2006年3月初,根据宁波市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宁波日报》经过精心策划,准备推出杭州湾大桥自主创新系列报道。3月28日,首先见报的是主打通讯《中国魂打造世界第一桥》,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和图片,反映建设者“敢为天下先,一定要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建起来”的勇气,展现“杭州湾大桥一定要做到中国制造,把大桥建设成为21世纪体现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品牌的精品工程”这种为国争光的民族气概。稿件通过生动事例,叙述和描写大桥人“敢想”、“敢干”,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技术难题和困难,把天方夜谭变成生动现实的壮丽篇章,反映“没有创新就没有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主题。29日开始,又以专版形式,推出了6个有关杭州湾大桥自主创新系列报道,随后又推出了图片专版、“学大桥精神,促城市创新”专版。从4月10日起,在一版推出了5篇系列评论员文章。这些报道推出后,大大鼓舞了读者信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除了“自主创新”之外,“新农村建设”、“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同样是2006年《宁波日报》深度报道的着力点,这些主题既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所必需的,也是地方党委工作中的重点,跟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密切相关。作为一种重型报道,深度报道更多地站在大局的角度来选择主题和题材。以《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专版为例:该版是一个以可预见的近期热点问题、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公共政策为主要报道内容的版面,它以重要性和公众关注度为选题标准,为读者提供事实和认识层面的深度报道[2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在《新闻写作精要》一书中说,以下四大领域通常是深度报道选题的生成地:1)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动向;2)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3)社会运行的重大缺陷及弊端;4)重大突发事件。
二、视野宏大,背景广阔
1.观察问题的宏大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进入了加速期,这次转型虽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但由于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转型过程中又必然伴随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从而使得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关系部分失谐。
在社会关系剧烈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新事物、新现象、新趋势、新举措层出不穷。在信息大潮的冲击下,人们“惊愕”不已,倍感知识的不足,判断力下降,真假莫辨,内心无所适从。此时,人们要么躲避现实,要么转向外界寻求替代性解释。为读者提供现实世界的“秩序”和新闻事实的“意义”,新闻媒体责无旁贷,报纸深度报道因其题材的重大性、解释的详尽性、背景的丰富性、主题的深刻性和声音的权威性,更应该成为引导思想的主要力量之一。
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规律,深度报道就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事实本身的层面,而应该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下,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进一步对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认识和思考,从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洞察出它的实质内涵及发展趋势,知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向,以帮助读者在信息的大潮中“定位”和“导航”。
2.大量运用背景材料
事物的意义只有通过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才能显现出来,孤立的事件人们是难以作出价值判断的。比如当说某人身高185厘米时,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个人身材比较高,这个判断不是孤立的,而是以我们的经验为背景的。我们觉得这个人比我们之前见过的大多数人都要高,这些我们见过的人就是理解“某人身高185厘米”这句话的背景,这些背景使得每一个人的心中形成了一个关于高矮的标准,人们就是根据这一标准去对同类的情况作出判断的。如果换个叙述,“某人身高185厘米,他所在篮球队队员平均身高为198厘米”,这时我们又会作出不同的理解,因为背景不一样,意义就不一样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背景知识或背景材料对显现事件意义的重要性。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存在背景,深度报道常常将所报道事物放到其特定的背景环境中,以突出新闻事实的真正意义。
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系列报道《走近孟二冬教授》(《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3日,作者罗旭、王庆环)——是篇典型人物报道。作者在文章开头写了孟二冬教授的衣着、外貌后,接着这样写道:“黑色的钢琴,一幅题为‘春意浓’的国画,画中粉红的春桃,三只缠绵飞绕的蜜蜂,显露出无限生机。这就是记者走进的孟二冬教授的家。”这一小段主人公生活环境的背景材料的运用独具匠心、意味深长,从中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孟二冬教授的品位、修养、志趣和坚韧、豁达、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为下文叙说孟教授高尚的人格、执著的人生追求和顽强的生命意志定下了基调,巧妙地烘托了作品的主题,升华了人物形象。
社会与政治问题撰稿人欧文·克里斯托尔说:“当某人在报道复杂和延续的事件时,如果他先前不了解其背景意义和重要性,他就不可能报道‘发生了什么事’。”[25]掌握背景可以让记者看到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报道也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在纷繁复杂的深度报道中,记者往往提供重大新闻事件的各种背景材料,并进行恰当分析,其中背景材料质量的高低是读者对新闻事件把握的准确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三、写作和编排上的整合性
1.对新闻事实的整合
根据不同的标准,人们可以对新闻事实作出不同的分类,如主要事实和次要事实、核心事实和边缘事实、前景事实和背景事实、事件性事实与非事件性事实、深层事实和表层事实等。深度报道不同于其他新闻报道之处就在于,它是通过次要事实突出主要事实,通过边缘事实充实核心事实,通过背景事实说明前景事实,通过非事件性事实补充事件性事实,通过深层事实深化表层事实。所以,在一篇深度报道中,往往有大量的事实材料。通过各种事实的整合,深度报道提供给读者一个尽可能丰满完整的故事,对新闻事件起到阐明、解释、揭露、呈现或预测作用,体现思想深度。
2.对表达方式的整合
深度报道出现以前,西方新闻界居主流地位的新闻报道理念是客观报道。客观报道理念所对应的主要表达方式是叙述、描写和说明,完全排斥议论和抒情,新闻报道要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全面、真实,不应夹杂记者的评论,显露主观感情倾向,报道事实与发表意见要完全分开,记者自己的评述性意见只能出现在评论文章或署名报道中。客观报道曾是现代西方新闻学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石。
然而,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客观报道显得力不从心。20世纪初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三十年代席卷整个欧美的经济危机相继爆发,整个社会混乱不堪,无数疑团使民众迷惑不解。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迷乱中,客观报道已无法满足读者的要求。而客观报道的教条使记者面对纷繁迭现的社会现象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只报道事件的表象,而不注重揭示新闻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是媒体成为没有头脑的“传声筒”。当广大受众感受到自己所受的伤害时,他们对客观报道的新闻理念产生了怀疑。据此,客观报道的理念亟待修正[26]。著名政论家李普曼深刻地指出,随着经济危机和罗斯福实施新政,“各种事件接踵发生,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27]。李普曼进一步指出,新闻与意见之间的古老区别已经不符合现实,近代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如此难以了解,这就需要不仅报道新闻,而且还应加以说明和解释。
在时代的呼唤下,深度报道的主要样式之一解释性报道兴起,美国新闻杂志《时代》是杰出的代表,该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劳斯自称《时代》是“新闻事件的注释家”[28]。在20世纪30年代,《时代》周刊通过对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分析赢得了一大批读者,发行量直线上升,于是有些报纸也尝试着开辟专栏,由经验丰富的老报人撰稿,提供重大新闻事件的各种背景材料,并做恰当分析④。
如今,叙述、议论、说明、抒情、描写等表达方式都已被整合到了各种类型的深度报道写作中,深度报道中时时流露出记者的倾向和观点毫不稀奇。曾经率先进行深度报道研究的美国学者D·麦克道格尔,把他1932年出版的专著《新闻报道入门》改名为《解释性报道》后所引起的巨大风波再也不会出现了,“议论”、“解释”等也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肮脏”字眼。深度报道对新闻表达方式的整合突破了客观报道理念在操作上的局限,把新闻业务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3.对新闻文体的整合
深度报道有单篇式和组合式两种基本形式,组合式的深度报道又有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组合文体式三种(详见本章第三节“深度报道的分类”)。组合文体式的深度报道就是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下,将各种新闻文体的相关报道——如消息、通讯、评论和读者来信等——整合在一个版面或几个相连的版面中,形成一个专版或板块,使之从整体上成为深度报道。在深挖“新闻背后的新闻”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这些原本看上去界限分明的各种新闻文体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合作,从各自的角度使新闻的深度大大拓展。这样,深度报道实现了对各种新闻报道文体的整合。从这个层面上说,深度报道已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旨趣,它也是一种编辑旨趣,一种采访旨趣,一种新闻思想[29]。
在统一的报道思想的指导下,新闻报道的各种文体整合在同一深度报道之中,此时深度报道中的各种新闻文体的报道既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就其独立性来说,各种文体的报道仍然单独成篇,并且各有自己的中心思想,表现了该新闻事件的一个方面,在表现深度报道共同的主题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就其相互依存的一面来说,各种文体的报道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互为背景,使报道更加全面细致;它们还可以相互比照,让受众有更多思考的余地并可以体会更多的阅读趣味;它们之间还可以“互文见义”,共同深化作品的主题。在这里,各种新闻文体的报道被综合成一个整体,各种文体由此而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潜力,发挥着比单独使用更好的效果,这正应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名言[30]。
4.对新闻编排的整合
为达到深入报道新闻事实的目的,深度报道不但要整合既有的各种新闻报道文体,而且在新闻编排上有时也体现出整合思想。
(1)深度报道对文字报道和图片报道、图表报道的整合
在深度报道中,图片和图表有其独特的作用。首先,深度报道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实,有时仅有文字报道恐怕难以胜任,而图片或图表具有一目了然的特点,所谓“一图值千言”就是这个道理。再者,“电视一代”或“网络一代”的读者有着与老一代读者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形象思维更为发达,图片或图表具有形象、直观、生动的特点,适合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第三,深度报道的篇幅一般都比较长,文字报道是其主要内容,但如果只是黑压压的一片文字,既不美观,又很容易造成视觉疲劳,整合了图片或图表的深度报道,版面疏朗,让人赏心悦目。
(2)深度报道对各方观点的整合
如前文所述,深度报道并不忌讳表达观点,相反,深度报道就是要为读者提供观点。所以,面对一件重大的新闻事实,各方反应如何,这恐怕是深度报道所要反映的重要内容。不过须注意两点:一是深度报道不能把记者的观点强加于人,记者的任务就是把各方观点呈现出来,至于读者赞同什么,则应由读者自己作出判断。二是深度报道对各方观点的整合要注意平衡性,记者不可先入为主,只提供与自己相一致的观点,否则就完全背离了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原则,也达不到深度报道的目的,因为尽可能挖掘各方意见是深度报道题中应有之义。
“基本构架为新闻,再配合记者分头探访的相关新闻,专家与学者的看法,又有列表、图片的辅助……这就是即时的深度报道形态。”[31]
四、深度报道的本质特点在于“深”
深度报道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新闻事实真相的追问,对新闻事实发生发展原因的揭示,对新闻事实发展趋势的分析,对新闻事实意义的探寻和挖掘,来“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深度报道的本质特点就在于其“深刻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记者挖掘深刻
深度报道要发挥教育和引导的作用,但教育和引导不等于空洞的说教,而是要“用事实说话”。新闻最大的力量就在于摆事实,让读者自己从事实当中去明理,这就要求记者在深度报道中给出新鲜的、独特的、有说服力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往往就像沙里的金子,是要经过反复挖掘、筛选、淘洗才能得到的。通过深度开掘,透过表象,揭示真相,拨开“沙土”,挖出“宝藏”,这样的深度报道才有说服力。事实上,有不少好的深度报道就是记者深挖出来的。如当年《华盛顿邮报》两个年轻的记者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刨根问底,揭开了一个重大的竞选阴谋以及尼克松总统试图掩盖真相的很多内情,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黯然离职,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再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1960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前,《北京晚报》上已发过一条新华社的短消息,但有着敏锐新闻眼光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认为,这件事完全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他们组成记者采访组,重新展开深入细致的采访工作,最后写出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一名篇[32]。
2.报道观点深刻
深度报道最根本的深刻在于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揭示新闻事件产生的原因、背景及其发展的规律,阐明它的意义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使读者领悟到新闻事实背后更为广阔和深刻的内涵,受到教育与启迪。1987年《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3篇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是脍炙人口的深度报道名篇,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其中《红色的警告》分别谈到当地行政管理体制的僵化、混乱和矛盾,基层领导机构思想麻痹、信息堵塞和办事效率低下,基层领导干部玩忽职守、自私自利、素质偏低、官僚主义和盲目自大等现象。作者不无讽刺地写道:“5月8日凌晨2时至4时许,从古莲火场烧起来的火焰在民宅中肆虐之时,县里还分层次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副科级以上干部会,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此刻,回头的火焰又从容地吞噬了一大批民宅。”读后让人有欲哭无泪之感。报道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僵化、混乱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是造成这次灾难的根本原因,可谓切中时弊,直逼要害,发人深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的圈子日益扩大,接触的范围越来越广,获得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经验的范畴,相对于无限广阔、扑朔迷离的现实世界,人们的知识明显不足,“头脑中‘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喻国明语),特别需要专业人士为那些超出自己经验范畴的新闻事件提供合理的分析和解释。著名记者张建伟在谈到他的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命运备忘录》时说:“使日常获得的信息,通过深度开掘——不要试图寻找什么新闻,而要努力使新闻变得重要起来——变成‘解惑性’的深度报道。”这就是深度报道,它要求的是观念的深度和观点的深刻[33]。
3.社会影响深刻
深度报道要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但不能为揭示而揭示,否则可能走入一味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歧途。仅仅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还不是深度报道的最终目的,一篇深度报道只有能够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和积极的社会意义,才能称得上成功。深度报道的选题一般都极具代表性,反映当前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当然,并不是只有正面报道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有时批评报道的意义更大。
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的当代著名揭黑记者王克勤说:“记者的职责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忠实地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反映制度、政策弊端,以新闻的力量建设公平、文明、进步的民主社会。”他近年来先后推出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震惊全国的揭黑性深度调查,这些报道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王克勤撰写的《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它以深度、广度、力度独家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的垄断情况。作者形容出租车管理体制弊端——“富了老板,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其意义,普适全国。该文发表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党的十六大核心内容之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王克勤这篇力作拉开了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文章发表后第8天,温家宝就这篇文章作出批示:“出租车行业问题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有关部门应该深入调查拿出具体整改意见,以北京为试点,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2003年大年初一,朱镕基专门慰问北京出租车司机,并指出:“这个行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确实需要大力改革。”[34]
4.读者感受深刻
深度报道或直指社会弊病,或揭出爆炸性内幕,或报道感人的事迹,或树立鲜明的人物典型,或阐明深刻的道理……好的深度报道往往让读者感受深刻、过目难忘,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2005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以《宁波日报》为龙头的宁波市级媒体刊发了宁波市海曙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延勤同志先进事迹的特别报道,推出了一个真诚为民、爱岗敬业、一生勤勤恳恳地为残疾人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王延勤的事迹赢得了残疾人的爱戴,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报道中写道,王延勤从1992年开始写了30多本残疾人工作笔记;他的通讯录整整37页几乎全是残疾人的联系电话;他儿子说,父亲爱他不如爱他的残疾人;一位居委会主任说他对谁都好,就是对自己不好;他在重病卧床、来日无多时仍然打电话叮嘱,要给刚装修好的市肢残人协会办公室建标准的无障碍通道,惦记着残疾人生活中点点滴滴。他住院期间,每天都有几十位残疾人拄着拐杖、摇着轮椅来看望他;在他去世后,连续数天,每晚都有近百位残疾人整夜为他守灵;在他的灵堂里,许多人痛哭失声、长跪不起,300多位肢残、失明、聋哑、智障等残疾人自发赶来为他送别……报道感动了整个城市,人们纷纷以朴实的话语抒发心中的怀念与敬仰。东方论坛网友asan124说:“看了报纸,晚上跟家人说起王延勤,平时吃饭一声不吭的父亲说‘他是个好人’,父亲有个同事的妹妹是残疾人,关于老王的事,他曾听说过。虽然我对老王不了解,但我相信报上那些哭泣、祈祷的残疾人真诚的泪水。还有,我相信我父亲的话。老王,一路走好!!”
王延勤先进事迹的深度报道写的是平凡的人物和普通的岗位,没有丰功伟绩,但在人们心中,却树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深度报道的深度不是故作深沉,不是艰深的话语,也不是豪言壮语,但它应该对读者的心灵有所触动,使人的灵魂受到洗礼。只有读者感受到了的深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刻,这正是深度报道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也是其魅力所在。
五、深度报道采访的艰巨性
1.深度报道的采访工作量大
深度报道不同于一事一报的快讯或消息,它是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的报道;深度报道不能停留在表象的描述,而应透视事物的内部规律;深度报道由时间上静态的报道,转向注重过程的动态报道。深度报道要揭示真相,抓住本质,但从表象到真相、从现象到本质的路径往往是曲折的、艰难的,容易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和影响:新闻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相关利益主体的干预和阻挠,宣传管理部门的政策要求、市场或商业利益的诱惑、从业者的判断能力和操作技巧,部门管理者的反叛意识和决策水平……因此,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其采写要耗时耗力,其发表亦要几经周折[35]。要给读者一碗水,记者得先有一桶水。深度报道信息量大,挖掘深,相应的,深度报道的采访工作量大,一篇深度报道不是在仅仅采访了一两个新闻来源之后就能写出来的[36]。一篇短消息可能倚马可待,但一篇深度报道要花费好些时日进行调查研究,有的甚至数月、数年之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认为,扎扎实实的调查采访永远是记者之第一要务,好作品是跑出来的,而非写出来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其调查访问应该占到总工作量的八成或更多。只有获得大量一手资料,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新闻事实,进而揭示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2.采写深度报道(特别是揭黑性的调查报道)往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
中国近代著名记者邵飘萍有句掷地有声的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深度报道中的揭黑性调查报道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主要方式。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幕后交易都是“见光死”,面对记者的采访、曝光,既得利益者必然想尽各种办法进行阻挠,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对记者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或诬陷,或拘禁,或骚扰,或暗害,明枪暗箭,让人防不胜防。近年来,记者遭袭、采访工具被毁之类的事件时有耳闻。2001年王克勤曝光兰州证券黑市时,就曾遭遇各种各样的威逼与利诱。黑老大扬言要将他“做掉”,不成之后又进行收买,收买不成又进行电话恐吓,还对其家属进行死亡威胁。2001年2月9日,王克勤呼机上出现一行字:“我们已知道你的家庭地址,晚上,我们来接你的老婆孩子。”一小时后,又一恐吓电话打进:“我们要血洗你的家,你等着。”有黑社会组织曾扬言出价500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被传媒界戏称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他每天在惊恐中度日,给父母、妻儿的遗书都准备好了。甘肃省有人批评他,吃着甘肃的饭,捣着甘肃的乱,说他破坏甘肃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他连续8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在冒死为民请命,成功揭露兰州证券黑市后,于2001年11月被开除公职。后他被首都的《中国经济时报》聘为高级记者,依然不怕威逼利诱,不久他即发表了关于北京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道,引起了国务院两任总理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出租车行业垄断弊端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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