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的作用

第二节　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的作用

2003年的“孙志刚案”已经终审完结；2005年的“超女”大赛已经落下帷幕；2006年的网络短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所激起的网络余波已经平息……类似事件还有很多，蓦然回首间，人们似乎还能感受到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引发的社会舆论对事件的巨大推动作用。“口诛笔伐”，“摧枯拉朽”，网络时代舆论的巨大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信息爆炸时代由于新兴媒体的加入更显热闹，各种资讯鱼龙混杂，各种声音莫衷一是。网络媒体具有匿名性、互动性、即时性、突发性、海量性和快速传播等特点，以往在传统媒体上难以实现的个人表达自由得到空前的释放，凭借各种各样的途径，人们畅所欲言，无所不言，心态各异。一时，不负责任的言论、虚假信息、黄色毒素、少数怀有敌意的人传播的反动信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主张与意识形态信息等等蜂拥而至^[25]，致使负面消息、负面舆论造成广泛影响，如果处理得不好，对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很容易造成冲击，甚至引起社会混乱，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尤其是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性极大^[26]。

在信息大潮的冲击下，在资讯海量、观点杂陈的世界里，在丰富性的迷乱中，人们有一种追求秩序与意义的强烈需求^[27]。但一方面是巨量的信息供给，另一方面是受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试问，在当前对网络的技术控制尚难奏效的情况下，谁来对资讯的洪流进行疏导?谁来为社会设置议程中心?谁来满足沐浴在信息海洋中的受众的信息饥渴?我们认为，提供“秩序”与“意义”，传统媒体任重道远。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党报上的深度报道，更应该为引导舆论发挥主导作用，其所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作用更加重要，地位更加不可替代。

一、舆论导向作用

历史上美国的林肯总统就曾说，除密西西比河以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像《泰晤士报》那样强大有力。这是因为，媒体是民意的表达，是舆论的载体，而舆论具有无穷的力量。清末民初杰出的报刊政论家梁启超也说，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一种无形的势力，“未有能御者”^[28]。他还认为民众大多数是“涂饰敷衍”的人，自发的舆论可能带来令发起者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近儒之研究群众心理学者，谓其所积之分量愈大，则其狂热之度愈增。百犬吠声，聚蚊成雷，其涌起也若潮，其飙散也若雾。而当其热度最高之际，则其所演之幻象噩梦，往往出于提倡者意计之外，甚或与之相反，此舆论之病征也”^[29]。舆论就像河流，未经疏导可能泛滥成灾，疏导好了则可利国利民。舆论具有强大的力量，舆论向背关乎党的事业的成败，所以江泽民曾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30]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也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体制的巨大变革和深刻的利益调整，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热点和焦点问题层出不穷。近几年来，网络和其他新媒体快速发展，对它们的技术监管还难以奏效，一些错误、低俗、失实、不健康的内容广泛传播。以上两方面的交互作用无疑使我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也给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也恰恰凸显了舆论引导的极端重要地位。党报深度报道必须牢牢把握舆论导向，牢记党报的崇高使命，在任何时刻都要头脑清醒，为读者提供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分析，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正确的解释和引导，做好信息大潮中的导航者和社会道德的守门人。这是我们国家主流报纸大型报道与西方国家媒体上大型报道的不同之处。

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都要求党报在新闻报道、舆论引导方面高出一层，深度报道在党报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有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引导，党报应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策划一些重大主题深度报道。如2006年《宁波日报》的《杭州湾大桥自主创新》系列报道。杭州湾大桥是世界第一长桥，虽然现在还没有通车，但建设中的世界性难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取得了2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其中的九大成果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宁波日报》没有简单地报道这些创新成果，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挖掘创新背后的精神动力。在当前开放的背景下，花钱买外国的技术很容易，但杭州湾大桥恰恰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打造中国品牌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大桥建设，当美国人提出要承包大桥工程时，大桥建设总指挥表示拒绝，因为让他们承建我们就没有自主品牌了，中国建设者们宁愿冒很大的风险，也要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在推出头篇主打通讯《“中国魂”打造世界第一桥》后，《宁波日报》又组织了系列主题专版，表现当代中国工人勇于创造历史、挑战世界难题的精神风貌，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党报深度报道尤其要针对热点问题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循循善诱，及时疏导，努力扩大正面声音，积极引导中间声音，巧妙化解负面声音，使问题消失在萌芽状态，通过加强报道的信息含量和专家学者权威的观点，努力引导人们以理性、合法的形式和冷静、理智的态度应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吉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毕政说：“党委机关报在选题和策划上，必须选择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那些话题。概括起来就是关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对那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进行采访分析，提出建议。”“深度报道在选材上一定要选择那些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不要猎奇，不要走偏方向。当它们的确是我们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时，才能引起共鸣，才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才能提高报纸的权威性。”^[31]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后，松花江水环境被严重污染，这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不但使下游沿岸的我国居民生活生产受到严重威胁，还殃及了邻国俄罗斯，在国际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污染对生态环境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冻入冰中和沉入底泥的硝基苯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今后污染防治工作将如何展开?在2006年1月24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明确解答。针对这一社会热点，《人民日报》第二天发表《热点解读：松花江的鱼可以吃了》，对松花江水污染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详细解读，文章明确提出，“冻入冰中和沉入底泥的硝基苯不会造成二次污染问题，沿江两岸地下饮用水可放心饮用，水产品及农畜产品也可放心食用。”报道援引权威研究机构的数据对这一结论进行深入解释，还根据主管部门负责人的介绍，对下一步的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中长期治污规划进行详细说明^[32]。像这样针对老百姓迫切需要知道的热点问题进行的详细报道和权威解释，给老百姓吃了“定心丸”，是十分“解渴”的。

二、政策宣传作用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33]毛泽东十分重视报纸的政策宣传作用，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的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34]他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将省报的作用概括为“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五个方面，其核心仍然是传播党的政策，通过宣传政策来组织群众，推动斗争和工作^[35]。宣传好党的政策是党报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是我们党报的光荣传统，利用党报进行政策宣传也是我们党常用的工作方法。时代虽然不同了，但好的传统仍须继承，网络时代的党报应该把政策宣传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党报宣传党的政策不能停留在只做简单的公告牌这样的低层次，否则和红头文件就没什么区别。如果说在信息短缺的时代，因为及时获得政策信息不容易，简单地发布信息还能吸引读者的话，那么在传播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及时得到政策信息并不难，难的是得到对政策的解读性信息，如果报道不能对读者理解和领会党的政策有帮助，那么这样的报道是没有多少优势的。党报深度报道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报道形式优势，利用较多的篇幅对党的政策进行深入阐释，以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并使党报成为读者在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好帮手。

与其他媒体的深度报道相比，党报深度报道进行政策宣传有地位优势、信息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才优势。党报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把对政策的深度解读作为有效地吸引读者的手段，以便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无论报业竞争多么激烈，党报不可能像一些市场化报纸那样靠炒作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来吸引读者，炒作与党报的定位是相悖的，也不符合党报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利用深度报道，加强党务、政务信息的深层解读，做好政策宣传，是增强党报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党报的公信力、打造主流媒体的必由之路。

党报深度报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解读还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制定方针政策本来就是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促进或保护群众的利益。对于读者来说，这些方针政策和他们息息相关，是他们想知道的，也是他们应该知道的。如果不注意满足群众了解政策的需求，对群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党报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群众是不会满意的。在通讯手段及传播渠道如此发达的今天，党报要想发挥更大作用，体现出自身优势，就必须要在发布政策之外，更多地去想如何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解读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改变过去那种原封不动地把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移植到版面上来的做法，使党报不再是“传声筒”、“复印机”。党报深度报道要对信息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分明，要努力找到能体现政策的实际案例，使之形象生动，要准确掌握读者的阅读期待，使报道针对性强又重点突出，从而使政策宣传深入到群众的心坎里^[36]。比如，有一个时期我国媒体上的焦点话题——“医疗体制改革”，在2007年1月8日—9日召开的“200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在报告中透露了正在酝酿中的医改新方案，第二天各大媒体纷纷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方案进行了深度解读。《扬州日报》发表《解读医改四大基本制度》，全文分四部分描绘了中国医疗体制的未来图景——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37]。“医疗体制改革”本身是热点话题，是老百姓希望看到的，这样的报道有很高的关注度。文章通过对高强的报告进行梳理、整合，对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依据、目的、实质、特点、基本内容、经费来源、面临困难、药品生产和流通、公立医院管理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解释，读者阅读之后对我国“医改”的倾向和模式会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

三、释疑解惑作用

2006年5月3日，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发现部分患者使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简称“齐二药”）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后，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一起举世震惊的假药事件逐渐浮出水面。药品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与人民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假药不但治不好病痛，而且可能对有病之躯造成新的损害，甚至危及生命，误病误人，后果不堪设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广东省的报告后，立即责成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暂停“齐二药”“亮菌甲素注射液”的生产，封存全部药品，同时派出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广东等地进行调查，随后又派员赴江苏追踪调查有关生产原料问题。5月11日，在初步认定“齐二药”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为假药的情况下，为保证公众用药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断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停止销售和使用“齐二药”生产的所有药品，同时要求各地药监部门在本辖区范围内就地查封、扣押。

“齐二药”假药案发生后，患者、民众心中多了几分疑惑，也添了几分恐慌和担心。“齐二药”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为什么会有毒?对人体的危害有多大?到底有多少“齐二药”的假药流向了市场?又流向了哪些地方?当地医院是否使用过“齐二药”的产品?“齐二药”生产的其他药品有没有假药?“齐二药”管理漏洞出在哪里?管理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怎样以严明的法律从源头上杜绝制售假药?等等，一连串的疑问涌上人们的心头，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人们尤其是患者不免提心吊胆，生病了也不敢上医院了。在疑窦丛生的情况下，人们急需要新闻媒体尤其是权威的党报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释疑解惑，消除人们心中的“不确定性”。

但是直到5月13日，《人民日报》才就此事发了一则消息《停止销售和使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所有药品》，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1日发出的紧急通知，并对事件进行了简短的回顾^[38]。也就是从5月13日开始，《人民日报》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5月15日，发表连续报道《假药案原因初步查明》，报道这起假药案的调查结果：造成该事件的原因系“齐二药”购入了假冒的丙二醇，并用作生产亮菌甲素注射液的药用辅料^[39]。5月1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了查处“齐二药”假药案的最新进展。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热点解读《致病“杀手”锁定“二甘醇”》，报道了假药事件的最新进展，并对造假的成因、假药的有毒机理、事件的性质、“齐二药”的管理漏洞、主管部门的监管措施以及本次案件的严重后果进行了详细报道^[40]。报道中详细的信息应该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尽管此时离此次假药事件上报已经近两周了。越是重大、紧急的事件，越会留下“信息真空”，此时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越迫切，对权威媒体的要求也越高，党报过去那种一定要等到事件有了结论再做报道的做法恐怕很难适应网络时代信息快速流动的需要，权威的声音迟迟不出现，各种小道消息就可能迅速地填补“信息真空”，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混乱。

物质世界具有无限性，无论科学技术怎么发达，人类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悖论：科技越发达，未知的空间就越大；信息传播得越快速，人们的认识就越肤浅。所以，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正是深度报道成长壮大的大好时机。面对未知，人们的心里充满了好奇、疑虑或恐惧，党报深度报道就是要抓住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针对人民群众欲知、应知和未知的事实，及时进行“澄清”和“解惑”。在传媒诞生初期，信息传播手段简单，信息生发不是特别丰富，需求不是十分迫切，新闻的功能主要是传播信息。但是，到了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新闻的传播功能就要相应地获得提升。受众不仅要求传播者快速地提供新闻，更要求信息传播者提供深度新闻^[41]，不仅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要把它的来龙去脉，对各方面的影响讲深讲透。因此，党报针对人们的疑问，多写点信息解读式的深度报道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在媒介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党报要就重大新闻和重要题材快速地发布消息已经是很高的要求的话，那么网络时代更高的要求就是，党报必须适应新的传播环境的变化，逐步把报道重心调整到加强有分析、有解释的深度新闻方面。

四、决策参考作用

决策是指人们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对未来重要的事情作出安排和决定、制订策略和办法。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要就国家的发展作出决策，公司、企业、机关、团体要就本单位的发展作出决策，公民也要就家庭或自己的行为选择作出决策。这里所说的决策既包括党和国家的宏观决策，也包括公民个人的微观决策。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具有决策参考的作用，党报深度报道为各层次的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以备他们作出决策时进行参考，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增加决策的针对性。这就是党报深度报道的决策参考作用。比如，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55亿美元逆差，我国从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那么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原因何在?如何看待农产品贸易逆差?我国农产品如何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就这些问题，《人民日报》于2005年2月17日发表了记者顾仲阳采写的深度报道《农业如何应对贸易逆差》。文章首先结合作为逆差主要来源的粮食类、作为工业原料的棉花和糖以及畜禽产品三大类农产品，分析了贸易逆差的原因，指出“出现高额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内供求形势变化是决定性因素”；通过采访农业部有关人士，文章还就怎样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出了对策性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发挥技术优势，“走出去”利用国外的农业资源，并加强国际促销服务。本文就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剖析原因，提出对策，对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及农产品出口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决策既然有事关国家发展的大决策，又有关于公民个人发展的“小决策”，因此，党报深度报道要做好决策参考，就必须“抓住两头”、“服务两头”。首先，党报深度报道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要针对大局，研究大局，把握大局，为领导层、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做好党和政府决策的“智库”。党报深度报道要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关注社会和经济变革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关注可能影响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关注可能影响或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现象，发现并抓住那些对全局有影响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报道，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深度报道的实践证明，以与时俱进的政治眼光和决策民主化为基本着眼点，抓住决策层面的大事，把牵动全局的决策，用百姓实践和检验后所反映出的话题，加以调查分析报道，这正是党报的思想性、权威性、导向性的体现，无疑是党报深度报道的关注点。”^[42]

党报深度报道对“上头”的决策参考作用主要是通过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了解民意，忠实反映民意来实现的。目前，民意调查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的决策依据，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重视民意。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决策中体现民心、民意、民愿，在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开始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说，只有对舆情民意进行科学了解和把握，政府决策才能获得认识上和行动上的方位感。“众所周知，对于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大至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和决策，小至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多样化的发展和决策——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保持认识上和行动上的方位感更重要了。而这种方位感的正确获得和保持，离不开对舆情民意的科学了解和把握。民意是指示各种社会因素所处状态的晴雨表，是衡量一切社会决策效果的试金石。恩格斯曾经指出，人民群众几乎能从本能上感觉到一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从而表示出欢迎还是反抗的情绪来。因此，在巨大的社会转轨和社会变革中，时刻把握‘老百姓在想些什么、盼些什么、烦些什么’便成为一项特别重要的社会要求。”^[43]党报深度报道要做好党和政府的决策参考，就应该及时、真实、深刻地反映民意，民意好比一张地图，只有真正地把握民意，决策层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其次，做好决策参考要从“小”处着眼。党报深度报道记者要真正做到“三贴近”，真正了解读者正在想什么，要找到与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分析原因，剖析过程，预测趋势，用有价值的参考信息，积极引导他们做出生活决策。如果党报深度报道既能为读者提供从其他渠道无法获取的独家信息，又能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党报深度报道的决策参考作用将会大大加强，读者也会更加欢迎。当然，这样的高质量决策性信息，需要在选题、调研、采访以及组稿等环节上下大工夫。否则，可能事与愿违，弄巧成拙，甚至会作出一些有误的判断，给读者造成误导。例如，2004年6月3日，《解放日报》曾发表《房价涨速得到遏制下半年上海市场将步入“理性成长期”》（《解放日报》，2004年6月3日），但是仅仅在5个月之后，该报就不得不续发观点相反的新闻《房价涨幅有所反弹　中观调控十分必要》（《解放日报》，2004年11月12日）。而2005年，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最终不得不动用九部委联合出重拳。显然，2004年6月的报道过于轻率，如若有读者相信了判断，作出了置房决策就被误导了^[44]。

五、批评监督作用

批评监督是媒体的重要职能，媒体履行好这一职能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遏制腐败，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和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鼓舞民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一贯重视开展新闻批评，早在1950年5月16日，他在《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45]

由此可见，批评监督在党报新闻报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使批评监督更加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党报也应该运用深度报道这一重型报道形式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在网络时代，党报利用深度报道开展批评监督既十分必要，也有很大优势。

其一，从媒体属性来说，党报深度报道的批评监督更可信、更权威。网络媒体也经常进行批评与监督，但网络媒体上的报道不如党报可信，更有少数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媒体信息发布便利、难以监管的特点特意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甚至采取自曝丑闻，演“双簧戏”一唱一和等手段，以引人注意，一举成“名”，有的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等。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使网络媒体的批评报道缺少严肃性，让人半信半疑，难以产生效果。党报是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严肃大报，具有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党报还代表同级党委发言，因此与网络媒体相比，党报上的批评报道更让人相信，更有威力，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二，从报道形式来说，党报深度报道题材重大，篇幅较长，报道详细，批评监督可以做得更有说服力。党报深度报道进行批评监督时，可以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说理，可以广泛引用权威的观点，这使批评监督显得更加有理有据，稿件容易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批评监督要做好，深度报道不可少。深度报道中的调查性报道通过选取有损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良性运行的不法行为，抓取具有震撼力的事实，针砭时弊，容易吸引舆论关注。运用深度报道中的连续报道形式，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一社会不良现象进行追踪报道，可以形成强大而持续的舆论氛围，对事件各方产生强大的辐射力和冲击波，也容易促成问题的解决。

比如，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品《圆明园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　保护还是破坏?》一文，其主要特点就是态度平和，报道平衡，有理有据，观点明确，批评很有力量，也很有说服力。在这篇近两千字的通讯中，作者首先摆出事实：圆明园正在湖底铺设防渗膜。接着对这一事实的严重后果进行详细解释，文章引用专家的观点，从学理上、从园林价值和结构布局上，进行论证，加强了报道的权威性。文章对圆明园管理处对园区的定位与规划进行的强烈质疑，同样是建立在多位专家意见基础之上的，重点强调了“圆明园首先是‘遗址’，不能等同于普通公园”的观点，指出圆明园的核心价值在于“她是西方践踏东方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值得全人类检讨和反思的文化遗存，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教育的活教材”。文章对管理处舍本逐末的做法提出严肃而较含蓄的批评，也指出了开发、利用和保护圆明园的正确做法，论证非常深刻，很好地体现了党报的高度和深度报道的优势。

所有不良现象都是党报深度报道批评监督的对象，但党报深度报道批评监督的重点是我们社会的各级管理者。当然，我们的管理者大多是值得信任的，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也能取得一定成效，但也要考虑到管理者都有自己的利益，不能只凭良好的主观愿望把他们理想化，实践已千百次证明，忽视监督和法制，过分强调和相信道德及良心的教化，收效甚微。党报深度报道应加强对社会管理者的监督。开展批评监督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是按新闻规律办事的表现，是社会健康运行所必须，也是严肃大报在网络时代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策略之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堵塞媒体的批评和监督，就像堵塞锅炉的安全阀，后果是很严重的。党报深度报道也要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但也不可放弃或弱化批评监督，正面报道和批评监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对于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的社会将发展为高度法制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其中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也是一剂医治社会弊端之猛药^[46]。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党报深度报道批评监督方面的选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党报上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深度批评报道还比较缺乏，还不能令人民群众满意。

六、思想启蒙作用

早在近代新闻事业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有识之士就认识到报纸能够传播知识，具有“广开民智”的作用。报纸广泛介绍各种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思想，“国民之智识启开”。人们视野开阔了，对体制弊端和落后观念的认识就更加深刻，精神面貌继而焕然一新，行为将获得新的方向和动力，这样社会就能逐渐出现新的局面。“广开民智”即媒体的思想启蒙作用。关于什么是启蒙，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定义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他给启蒙拟定的座右铭就是“敢于认识！坚信自己的理性”。恩格斯指出，启蒙本质上还是思维方式的一场历史性革命^[47]。所谓启蒙，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启发民众认识并走出“蒙昧落后”的状态。

党报利用深度报道解释新现象，破除旧观念，传播新思想，启发人们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拨开人们认识上的迷雾，明确前进的方向，激发人们追求进步的动力，这就是党报深度报道的思想启蒙作用。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说得好：“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党报深度报道要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应该更加注意观念摩擦、思想交锋，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中去寻找选题，通过思辨的力量，启人心智，发人深省。下面通过分析我国当代新闻史上深度报道的经典之作《鲁布革冲击》，来看看党报深度报道是如何发挥思想启蒙作用，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

《鲁布革冲击》发表于1987年。当时我们对借鉴资本主义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技术”上，即可以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体制”是万万不能学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认识上不取得突破，改革开放只能停留在表面和外围，而不可能深入到体制的内部。《鲁布革冲击》正是针对当时“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学了它就会变质、变色”这一传统的、普遍的、“左”的思想认识，通过鲁布革水电站工地上采取一系列开放措施后所出现的“魔术般的施工效率”，通过中国工人在外国公司当“雇佣者”比当“主人”时创造了高得多的劳动效率等事实，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看来我们同大成（参与工程施工的日本公司——笔者注）的差距，原因不在工人，而在于管理，中国工人可以出高效率”，以生动的实例发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最强音。文章还对传统体制下工期无限拖延、既想得利又不想承担风险、“红眼病”、平均主义、论资排辈等典型的国民心理特征进行比较到位的剖析。也许现代人对这些心理特征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当时把这些落后的“中国特色”的东西揭示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鲁布革冲击”的产生是两种体制碰撞的结果，它告诉人们，计划经济的体制必须改革，市场经济的规则应当遵循^[48]。现在回过头来阅读该文，我们就能更深刻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阐述过的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无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鲁布革冲击》不是新闻批评，不是舆论监督，但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一股无穷的鞭策力量，这力量就是来自它的历史深度和历史启蒙意义。

到如今，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30年，但由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然不可避免会面临许多新问题，这需要新方法和新思路才能解决。由于长期的封闭、落后，由于传统习惯的巨大惰性，社会上还存在很多与市场经济规则格格不入的落后观念（事实上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左”的观念，即，集中表现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党报深度报道的一大作用就是踢开这些“绊脚石”，为经济和社会的航船开辟道路。因此，新时期的党报深度报道通过对现实的忧患、对新体制的呼唤、对新观念的传扬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带有“思想启蒙”的性质，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改革开放现实的需要。“新闻的启蒙就是责无旁贷和不能或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如果逃避了新闻启蒙这个课题，必定要在历史的关隘遭到深刻的追究。”^[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