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党报-主流媒体深度报道发展的若干思考

第二节党报-主流媒体深度报道发展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可读性、必读性和易读性

可读性、必读性和易读性是常常被谈论的话题，记者和编辑都在为提高党报深度报道的这“三性”作出各种努力。这种努力是办报从“传者本位”转向“受者本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媒体激烈竞争的必然结果。重视党报深度报道的这“三性”，其实就是重视读者、贴近读者，是对读者负责的表现。

1.可读性

什么是可读性?我们认为，可读性指的是报道具有的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吸引读者不停地往下读，引起读者的阅读快感和心灵愉悦，给读者带来精神享受的品质。简言之，可读性即“引人入胜”。可读性诉求的是读者的阅读兴趣，其载体是报道的内容，所以可读性是对报道内容的要求。党报深度报道由于报道形式本身的要求，也由于选题的要求，往往都是以大块头的文章为主，从形式上来说，这对读者的阅读是不便利的条件，但并不否定党报深度报道可以做得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读性强的深度报道也举不胜举。

如前所述，可读性是“受者本位”的必然要求，所以谈论可读性不能离开传播对象，否则可读性很难取得统一的标准。日常生活中不乏这种情况，同样一篇报道，有人读得津津有味，有人却觉得味同嚼蜡。这就是因为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爱好、兴趣、需要和动机，他们对“可读性”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谈“可读性”得看对象，离开读者对象、离开读者对象的阅读动机谈可读性是没有意义的。

党报及主流媒体深度报道的读者对象包括“显在读者”和“潜在读者”两部分。显在读者就是被大多数党报意识到并已经得到重视的高端读者、社会精英，即我们前面概括的“新‘四有’新人”；潜在读者是指普通人民群众，从某些党报的读者定位看，普通人民群众还未被纳入视野，或未被足够重视。由此看来，党报深度报道的读者对象非常广泛，他们对信息的需求也非常广泛。不过，他们在阅读党报深度报道这一点上，有着相似的动机，这就是希望进一步了解重大新闻事件背后更深层的信息，重大政策的详细解读，以对自己的工作、学习或生活有所指导。所以，党报深度报道的可读性主要表现为有趣的独家信息、巧妙的独特联系。下面简单论述如何提高党报深度报道的可读性。

1.增加党报深度报道的趣味性

趣味性当然是报道的形式上的要求，但更是报道的内容上的要求，没有有趣的内容，非要弄个有趣的形式，那就是“恶搞”了，最终可能落得“自己笑别人不笑”的尴尬场面，自讨没趣。那又如何使党报深度报道的内容有趣呢?

一要贴近读者需要。需要是产生行为动机的前提，就好比到商场买东西，消费者先有生活需要，然后产生购买动机，最后直奔商场，目标明确。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先生曾把读者读报比作上“信息超市”，信息就像摆在货架上的商品，读者只挑自己需要的往购物车里搁。新闻报道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给予读者所需要的，就是宣传政策也要结合读者的需要，否则他们是不会对你的报道感兴趣的。至于读者需要什么，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确定，不要靠拍脑袋来决定。

二要有精彩的故事。喜欢听故事是每个人的天性，我们都曾有过听故事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通俗读物《故事会》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从中可见故事的吸引力。缺少故事的深度报道是枯燥的，是难以具有可读性的。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早在1943年就把编辑方针调整为“把抽象的财经事件用故事的形式报道”。主持这一调整的总编辑巴尼·吉尔格认为，一张报纸不仅要明确其“读者定位”，还要明确“写作定位”。2000年5月16日，历经8位总统、历时40年的合众社驻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退休，克林顿的新闻发言人评价这位79岁的老太太说：“她很少故作深沉地玩分析游戏，而是紧盯事实锲而不舍。”我国新闻学者李希光曾有感而发：“作为一种定义，新闻学是一门采集和讲述故事的学问”，“这个故事必须满足公众的利益、兴趣和需求”。故事是读者接受信息的天然的“桥”，它真实、亲切、生动，令人兴味盎然^[18]。遗憾的是，我们的党报深度报道中，少的是精彩的故事，多的是空泛的议论。

2.用巧妙独特的联系吸引读者

巧妙独特的联系既有趣，又明白易懂，又有说服力，这是深度报道写作很高超的技巧。且看获奖通讯《上海的辉煌　祖国的辉煌》（200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一版）是如何通过巧妙独特的联系来解释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的。这篇报道采用了由近及远的镜头式扫描结构，第一部分“为辉煌的里程碑欢呼”从三个方面解释APEC上海峰会的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好比是一个特写镜头。继而镜头一转，在报道的第二部分“为辉煌的城市欢呼”，作者热情地抒写了上海的美景、市民的热情、外宾的赞叹与城市的建设成就，这好比是一个中景镜头。第三部分“为辉煌的祖国欢呼”通过市场日益发达、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等方面综合报道祖国的建设成就，好比是全景镜头。这篇通讯最大的特点是背景宏大，立意深远，联系巧妙。世纪之初，亚太经合组织将如何发展?“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世界局势将如何演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将如何应对?作者把祖国的建设成就与世界严峻的形势联系起来，意味深长；又由APEC上海峰会的成功举办联想到上海的建设成就、祖国的建设成就，环环相扣又层层推进，热情地讴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正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伟大祖国。本文行文激情澎湃，文中既有事实、数字，也有精辟议论，整篇文章主题鲜明，气势恢宏，视野开阔，既有历史纵深感，又充满现代气息，显得非常有深度和力度，刊出后被认为是上海APEC会议报道中最有深度的一篇力作，并在2002年荣获第12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此类正面报道是我们党报深度报道的主要任务之一。正面宣传、歌颂党和祖国本来是个很好的主题，遗憾的是有些报道“唱”的比“哭”的还难听，更遑论可读性了。这篇报道也是“唱赞歌”，但唱得巧妙，“听众”爱“听”，一口气读下来，欲罢不能！我们都热爱祖国，都希望媒体歌颂祖国，但歌颂是有技巧的，生硬的歌颂与巧妙的歌颂之间的差距就像干吼与动听音乐之间的差距一样，有着天壤之别。祖国江山多美景，就看你把“窗口”开在哪儿了，位置没选好当然就看不见美景了。《上海的辉煌　祖国的辉煌》为读者“开了一扇美丽的窗户”，让读者看到了美景，其成功的关键是找到事物间巧妙的联系，这种独特的发现力和想象力令人赞叹。

2.必读性

党报及主流媒体深度报道有了可读性，读者就一定会阅读吗?当然不一定。有可读性仅说明报道好看，但读者并不一定去看。如果有的党报上的深度报道不但好看，而且读者一般会主动、经常地去找来阅读，如果没有阅读就总觉得有什么事没有完成一样，或即使读过其他相关报道还不过瘾或不放心，非要找到某党报及主流媒体上的报道来读一读才能满足，这里所涉及的就不是可读性，而是必读性了。由此看来，必读性是新闻报道中比可读性层次更高的一种品质。

什么是必读性?必读性指的是某一报道具有的其他报道无法替代的品质，从而使读者觉得不读此报道就不能获得心理满足，留下难以弥补的阅读缺憾。必读性的本质是报道的“无可替代性”，它有其他相关报道所没有的东西，这个其他报道所没有的可以是事实性信息、观点性信息或权威的信息来源等。2000年我国城市居民接触大众传媒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反映群众呼声”，“客观地报道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的决策”，“报道最大多数群众感兴趣的新闻”，“推动社会变革”，“提高群众的知识和文化水平”，“帮助人们实行舆论监督”以及“及时提供背景帮助人们理解新闻”分别成为媒介报道题材中受众需求的热点。总之，具有必读性的报道必须是“重要的”，“丰富的”，“知识含量大的”，“有见地的”或“实用的”^[19]。必读性是对新闻报道更高层次的要求，增强报道的必读性已成为报纸争夺读者、立足市场的重要发展战略。

谈可读性不能离开读者对象，谈必读性同样不能离开读者对象。同一篇报道，有的人觉得必读，有的人觉得读不读无所谓，还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根据党报深度报道的读者定位，我们认为，党报深度报道的必读性主要表现为可靠的信息和深刻的观点。可靠的信息让人消除不确定性，深刻的观点启发人们洞悉事物的本质，读者一方面把党报作为权威的消息来源，另一方面希望从阅读党报深度报道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党报深度报道只有在这两点上做出自己的优势，才能确保读者的信任感和忠诚度，才能让读者觉得“不看不知道，一看丢不掉”^[20]。

要增强党报深度报道的必读性，首先要提高报道事实性信息的含量。通过翔实可靠的事实性信息告诉公众应该知道或必须知道的内容，消释公众的疑惑，满足人民的信息需要。党报是传播党的政策、政务信息的权威渠道；发生重大事件时，党报深度报道要及时提供详尽的报道以正视听；揭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党报深度报道要提供典型的事实性信息，要能说服人。提高报道事实性信息的含量要注意抓独家新闻，新闻的基本要求是“新”，不仅指时间新近，而且指内容新鲜，独家新闻的核心就是内容新鲜，是别人来不及报道的、想不到报道的或者无法报道的内容，是读者舍此便无法得到的内容^[21]。

但是，社会资讯越发达，独家新闻就越难获得，那些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政方针、政策法规，媒体一般都会竞相报道，那些在全国或某地引起轰动的重大新闻事件，也有众多的媒体参与角力。今后，新闻的独家性可能不是比谁有独家的事实，而更多的是比谁有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观点。比如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品《圆明园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　保护还是破坏?》一文中关于圆明园的价值的看法：

圆明园的价值何在?管理处与专家意见相左。

李主任告诉记者，圆明园是“遗址”也是“公园”。他们做防渗也考虑人工复种荷花、芦苇等植物，并开展划船旅游，以满足游客需要。

对于圆明园的重要价值，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和张正春、王如松等专家一致认为，圆明园首先是“遗址”，不能等同于普通公园。她是西方践踏东方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值得全人类检讨和反思的文化遗存，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教育的活教材。绝大部分中外游客来到圆明园，是为了凭吊和追念，是为了感受和领会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境界和思想内涵，圆明园寄托着人们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情怀；相比之下，圆明园的娱乐价值是次要的。况且，北京并不缺少人工景点好的公园，圆明园则保留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古典园林之美、自然之美、野生之美。经过数百年的自然演化，圆明园保存了相当多的乡土物种和自然生态群落。

因此，专家们认为，圆明园应该下工夫做的是挖掘、展示她在文化、思想、艺术、生态等方面的独有价值和功能。如果像对待普通公园那样改造圆明园，追求划船游览和人工景观，则会降低圆明园的品位，无异于舍本逐末。

作者通过引证专家的意见，把圆明园的独特价值以及与普通公园的区别说明得非常透彻，对人们思考圆明园遗址保护和其他古典园林保护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至此，圆明园湖底铺防渗膜是破坏还是保护，答案已经明了了。因此，当社会上还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时，看看这篇观点鲜明的报道就很有必要。所以，要增强党报深度报道的必读性，还要提高报道的观点性信息的质量。通过鲜明深刻的观点性信息引导公众领悟需要明白而尚未明白之道理，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党报深度报道要捍卫公民的权利，推进制度的革新，做对公众、对社会有益的报道。如《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国家废除收容制度立下了莫大的功劳；佘祥林“杀妻”错案的深度报道质疑中国刑事制度；“西安宝马彩票案”的深度报道对体彩公证机构提出质疑；“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深度探讨了有关公民隐私权的界限问题；“龙胆泄肝丸引发尿毒症”的报道实际上是针对药品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揭露。在我国，近年来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深度报道除了承担信息告知功能外，都有明显的制度变革助推器的作用，这些深度报道笔触犀利，见解精辟，有很强的必读性，值得党报深度报道借鉴。

3.易读性

易读性指的是为读者阅读提供便利条件。“内容为王，方便是金。没有易读性拓宽通道，可读性、必读性如同藏之深山的珍宝，读者得到它要走太长的路。”^[22]党报版面严肃，深度报道的篇幅一般都较长，现代读者多喜欢阅读“短、平、快”的文章，运用各种方法提高报道的易读性既是对读者要求的回应，对提高深度报道的阅读率也至关重要。

（1）用导读把深度报道“广而告之”

现在的报纸都比较厚，因此特别强调导读的运用，导读从狭义上说是指报纸在第一版开设的导读窗口，为读者了解厚报的内容提供指南；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版面元素的结合，引导和方便读者快速阅读。《华尔街日报》每天有四五十余版，多时达八九十版。为了解决版面多造成的阅读困难，《华尔街日报》将报纸分成A、B、C三叠，并精心编辑头版和各叠的首页，它的头版和首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厌其烦地提供内容索引和提要^[23]。2006年，《广州日报》把导读做到了极致，每天辟出一张两版的单页，谓之“索引和导读”，海报式的版面设计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网页式版面编排适应了网络化社会人群阅读习惯^[24]。能上导读窗口的都是重点报道，这些报道就是该报当天的“卖点”。现在的党报等主流媒体也纷纷采用在头版设置“导读”的做法，并把重点深度报道放置其中，起提醒内文和招徕读者的作用。

（2）用小标题和模块结构分割版面

早期深度报道一般是从头到尾一片黑压压的文字，这种做法不适合现代读者的速读心理，只会让人“敬而远之”。现在的记者、编辑一个聪明的做法就是为长篇报道插入小标题，把报道分割开来，本来的长篇报道就变成一篇篇小文章了，巧妙地“骗”过了读者对长文章的防范惧怕心理。有的还在文前或报道的每一部分前辟出一小段提要性文字，变换字体予以编排，既美化了版面，又突出了重点，如果读者时间匆忙来不及阅读全文，他看过提要后，也能对报道有个大概了解，一举数得。与运用小标题把报道切割开来相对应的做法是运用横平竖直的模块化版面结构，没有“藏头甩尾”，不讲究“曲径通幽”，模块拼装，自成天地又浑然一体，方便实用。横平竖直的模块式版面结构简洁而不花哨，直观而显大方，适合党报深度报道的风格特征^[25]。

（3）用图片辅助报道、美化版面

图片的种类很多，包括照片、图表、示意图、地形图、漫画、插图等。深度报道运用图片好处有很多，如可以增强报道的表现力，因为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可以增加易读性，因为图片形象直观，一览无余；可以减轻阅读压力，因为图片占据了较大的版面空间；更加适合当代读者的阅读心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电视一代”，我们进入了“读图时代”；可以美化版面，因为图片形式活泼，富于观赏性。

（4）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专业性的内容

不管何种报道形式，越生僻难懂，就越不具有易读性。新闻报道本身是一种普及性文本，不是专业性文本，是写给大众阅读的，不是写给专业人士阅读的，党报深度报道也不例外。因此，写作党报深度报道时，语言要尽量通俗化、形象化、口语化，少用专业性语汇，非用不可时要适当地作些“翻译”，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作些解释。比如，《鲁布革冲击》中解剖“自营制管理模式”的弊端时说：“鲁布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王音辉把自营制管理通俗比喻成‘爸爸管儿子’的方法。没钱了，‘儿子’变着法儿到‘爸爸’兜里去掏，而工期则是弹性很大的，‘五一’竣工，‘七一’献礼，‘十一’大捷，都是‘胜利’，结果是：投资‘无底洞’，工期‘马拉松’，施工队伍越拖越庞大。”生动的比喻，绝妙的排比，简洁的行文，让人忍俊不禁，使人对传统管理体制的弊端有了真切的感受。但是，通俗不是庸俗，不是降格以求，不能在党报深度报道中描写低级趣味的东西，这是有违党报读者需要和风格定位的。

二、关于借鉴与创新

1.借鉴西方深度报道采访与写作手法

深度报道起源于美国，美国的深度报道对世界各国的深度报道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而我国的深度报道虽然也受其影响，但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新闻政策、业务传统和文化沉积的不同，我国的深度报道与西方的深度报道仍存在很大的区别。纵观西方媒体的深度报道，撇开猎奇、揭丑、“扒粪”等负面影响，在采访与写作手法上，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1）做好“解释”文章

深度报道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在于解释。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说：“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想知道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它们意味着什么，结果又是什么。”^[26]那么，如何来完成这一“解释”的任务呢?运用大量的背景，在背景下阐释新闻事实产生的原因与联系，引用专家权威的见解，是西方深度报道的三个特点。

西方的深度报道，重视用事实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来解释，通过大量的背景材料来揭示意义。在谈到解释的运用时，美国《纽约时报》已退休的星期日版主编莱斯特·马克尔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史密斯辞去市政府职务——事实；他为什么辞职——解释；他是否早就该辞职——议论。在他眼里，在深度报道中那些带有主观色彩的议论是不允许的。比如，路透社的深度报道《门格斯图是苏政策的又一牺牲品》，用大量的背景材料深刻地揭示了门格斯图出逃的原因。在必须要有议论时，西方的报道往往采用的是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而不是记者直接下结论。

但是，新闻事实与一般事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清楚地解释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就需要记者做背景的纵向挖掘。如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今天在北京有一只蝴蝶扇动空气，可能改变下个月在纽约的风暴。”这说明在一个新闻事实的背后，有着深远的背景可以挖掘。1999年美国最佳新闻写作奖得主德宁·L·布朗说：“所有的报道都应该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为了吸引读者，报道中必须有一些像金子般闪闪发光的信息，引诱读者去探索。我的任务就是将他们一点一点地告诉读者。”^[27]那些“发光”的信息就是新闻事件的内在联系。

（2）提高讲故事的本领

翻开西方媒体的深度报道，我们会发现，大多数记者都有着很好的讲故事的本领。“这是一种超越倒金字塔，要求记者像语言艺术巨匠那样，用感觉化、视觉化的文字报道新闻并发掘这个故事对读者生活的意义。”^[28]

《华尔街日报》多年来都有一个报道与写作的原则和要点，如：1）句法简单。不要用副词、形容词，直截了当评述其事，一律用主动语态。当然，也有例外，不过这些例外是给《纽约日报》用的。2）清楚易懂。你写的是不是你要说的?3）说一个故事。引用已证实的资料是强有力的旁白工具。当然，要安排在高潮处。4）开头重于一切。修改30次，最后第31次的尝试，选出流畅完美的一段来。如某报所做的一篇报道导语开始是这样的：“一名61岁的老人今天用玩具手枪抢劫了一家银行。”第一次修改为：“一名61岁的老人今天说他用玩具手枪抢劫了一家银行——他甚至提前将时间和地点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因为他想在联邦监狱中度过他最美好的时光。”最后一次修改为：“一个老人用玩具手枪抢银行，够奇特了，比这还奇特的是他甚至将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事先通知给官方，但更奇特的是老人的作案动机居然是要在狱中度过他人生的黄金岁月！”很显然，第二次修改要比第一次好多了，但第三次修改就更生动了^[29]。

（3）深入细致的采访

对于一般新闻报道来说，只要把5W表达清楚即可，但是对深度报道来说则不然，它需大量的细节来传递新闻实事，让读者可读可信。这就需要记者能够真正“沉入”到新闻事件中，仔细观察和记录那些反映人物独特性格的动作、表情等，寻找与主题相关的动人细节。因此唯有在采访中深入、深入、再深入，才能有新鲜活泼、让人眼睛发亮的精彩新闻奉献给读者^[30]。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和编辑的素质规定中有这样一条：耐心并充满信心，即诚实、坚持不懈、系统的调查将最终揭露事实真相，找出掩盖政府和私人机构管理混乱、腐败和职能失调的责任者^[31]。这里给我们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必须要深入细致的采访，才能让报道更真实更可信。

在美国，一篇无截稿时间限制的新闻作品，通常要花4个星期以上的时间进行采访，有的要花费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反复地进行回访。对于我们党报来说，一般都是日报，在时间上也要求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尤其对突发事件来说；再者就是对记者的绩效考核，基本都是将稿件的数量和质量相结合，这让许多记者在做深度报道时，基于时间的考虑，往往采访不够深入，继而报道不够“深”。但西方的这种追根寻源的做法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花费一些时间、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你的采访对象，将会提升稿件的质量。这对于一个记者的成长，其裨益远远超过多写几篇稿子。

2.党报深度报道创新

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和新闻的激烈竞争，使新闻产品汇集成为现代化的新闻大超市，完全靠读者自助式的选择。读者求新求变的需求心理，决定了新闻必须重视标新立异，努力做到常变常新。如若不然，你的新闻产品就会受到读者的冷落，深度报道也不例外。缺乏创意的大篇幅报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只是“死水一潭”，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也就失去了报道效果和意义。

那么，如何让自己的深度报道变得新颖、独特呢?如何在报道中加入创意呢?总的看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和思考。

（1）加强策划意识，提升报道质量

“新闻策划”一词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来，曾引起新闻界多年的激烈“争论”。无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一个事实就是，报道策划这种操作行为在中外新闻实践中存在已久，并获得了许多成功经验，这个概念也逐步得到了业界的公认。对于党报来说，它肩负着比晚报、都市报更为艰巨的宣传党政方针和引导舆论的重任，它的报道形式和内容受到更为严格限制和规范。因此，党报的深度报道创新的首要就是报道策划要有新意，否则，又将陷入材料堆积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读者不买账，达不到预期的报道效果。

其实，报道策划涉及报道的方方面面，从一开始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到写作角度、形式，再到版面安排都离不开策划。我们以《厦门日报》在2002年刊发的《活人的“死亡”公证》这组深度报道来分析如何在策划中找到创新。

当时，此报道的新闻来源是报社接到的一个新闻热线：一位叫汪月英的女士说她在1993年就被公证处证明已经死亡。此事立即引起编委的疑惑和重视，当即派记者于当天约见汪女士，基本弄清了事情的始末。原来汪月英女士的哥哥为了独占父母去世后留下的房产，便变着法子到居委会出具一张妹妹已经死亡的证明，而后到区公证处办理公证，并凭着这份公证书，如愿将房屋的产权变更为自己所有。

编委听完汇报后，敏锐地认识到在这一极其荒唐、充满戏剧性的案例背后，体现了某种社会意义，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经过仔细的研究，决定对报道形式进行创新，采用倒叙法，从汪女士的哥哥开始，而后依次采访居委会、房管所、房管局、公证处，追根溯源，把这一事情的前因和真相，一层层地剥开展现给读者，再由律师界就这一现象做出评论，最后由市司法局表态。那么用什么样的新闻体裁更能吸引读者呢?总编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何不试用新闻小故事连载的写法，每天一篇，文末留下悬念，最后加上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明日记者的追踪报道”。这一富有独创性的意见受到编委的赞同^[32]。从6月25日起至7月1日，《厦门日报》在第一版《新闻小故事连载》栏题下，共刊发《活人的“死亡”公证》等7篇文章。

这组7　000多字的新闻小故事一时间成了街谈巷议的热点，许多读者像锁定频道定时收看欲罢不能的精彩电视连续剧一样，每天争相阅读《厦门日报》，报摊上的《厦门日报》被购买一空。《活人的“死亡”公证》这组深度报道的创新、创意得到新闻界同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2002年度厦门新闻奖、福建新闻奖、全国城市报纸舆论监督好新闻和全国省级党报群众工作好新闻评选中均被评为一等奖。

这是近年来，党报在深度报道中较成功的案例之一。如果没有精心策划的报道形式，也许这只能成为一篇或几篇普通的社会新闻报道，而不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如果没有精心策划的报道体裁，不用新闻小故事连载的话，也许就不会吸引那么多读者的眼球，取不到这么好的报道效果。可见，要想深度报道有所创新，首先要有足够高的策划意识，并在策划中不断突破原来的思维方式。

（2）深化新闻资源，创新报道角度

新闻资源是新闻媒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资源，具体包括新闻环境资源、新闻信息资源、新闻受众资源和新闻媒介资源。传统的以“第一落点”为特征的“独家新闻”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已很难存在，新闻信息资源的源头被空前地共享，竞争的焦点已不仅仅在于独家的发现，而是在于独到的开发和配置^[33]。当然，不同的媒体在获得新闻资源上也不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性质、地位及社会角色。

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的潘忠党在1997年来到香港，做一个世界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回归研究时，问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是不是准备采访董建华。这位记者说，我们早就通过政协联系、安排好了。而《人民日报》驻香港地区的记者却很懊恼地说，我每隔一个星期就会向董建华提出一个书面请求，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正面回答。这是记者和新闻源之间的社会角色关系不同而造成的^[34]。对于党报而言，在获得新闻信息资源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党报与党委靠得最近，也最容易获取最有价值和权威的信息，在做深度报道时，要很好地利用这种优势，在新闻资源上做好深化文章，从而提炼出独特的报道视角，创新报道角度。

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深度报道的“经典之作”《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事件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就是在报道没有争得时效的情况下，通过对新闻信息资源的深化，在观点、角度上创新，反败为胜的。其实，当时中青报记者赶到现场时已经是火灾发生后的第8天了，在到火场以前，有人在问：“《中国青年报》怎么没来?”到了以后，又有人问：“你们怎么才来?”由于当时报社条件所限，通讯不畅通，一个月后，记者们才回到报社，那时各报已经开始对火灾进行回顾性的综合报道了。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怎么做报道?在社长、主编、记者的精细策划下，“三色报道”就这样被逼“出笼”：《红色的警告》写了火灾反映出来的官僚体制的问题，《黑色的咏叹》写火灾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和人在极端场合下的表现，《绿色的悲哀》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的深刻社会问题^[35]。这组反败为胜的深度报道，成为那次火灾报道的“杀青”之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1987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获特别奖，并被业界称为为“深度报道年”的1987年增添了亮丽一笔。

那场火灾，全国各大媒体都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有的在时间上抢得先机，但是为什么能够让人记住的只有这“三色报道”呢?这就是《中国青年报》对新闻资源恰如其分的深化，从而在报道角度上创新的结果。

（3）巧妙安排材料，精耕细作报道结构

深度报道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所传递的信息多，记者在进行新闻写作之前，往往拥有异常丰富的信息和材料，如何巧妙地安排这些材料，让它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且是安排到最适合的位置，这也是让深度报道更深、更具吸引力的有效方式之一。

1998年6月18日，四川省泸定县得妥乡发生特大枪杀案，民警赵林在调解一宗690元欠款的民事纠纷时与欠债方发生冲突，持枪击毙10人，击伤1人。《南方周末》记者在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到当地，经过全方位的采访调查，掌握了事实全过程。可是当记者回到广州之后被告知，宣传纪律已经下来了，稿子不能发。记者余刘文提出换一个角度写，不写死人，将开枪杀人的事一笔带过，采访死者家属，专写活着的亲人，去观察他们的现实生活，写他们的生活状态。于是，一篇荡气回肠的《生者》在1998年10月2日刊出，在主标题下面，有这样6段话：

●对他们而言，活着是一件很偶然的事。

●已出嫁的妹妹回来和哥哥相依为命，经常一个人在家里默默地干活，经常忘了给自己做饭。

●纸风铃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如今它和没有喝完的半瓶高粱酒都成了命运无常的象征物。

●10岁的陈露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呆、流泪，弟弟则喜欢躲藏在柜子里，把门关得严严实实；5岁的小女孩王瑶竟反复在纸上画着一把手枪。

●证明死者无辜似乎成了他们目前生活的重要内容。

●另外一位死者亲属说：“我一直有话不好说，不能说，说不出，因为我是国家干部，但我心里堵得慌。”

接下来是事件发生的时间表，包括法院判决等情况，随后附的是《6·18血案死伤者名录》。文章的正文共分为5部分，分别以“摘玉米的兄弟”，“外婆、外孙女、纸风铃和半瓶高粱酒”，“初谙人世的女孩”，“为了证明死者的无辜”和“在沉默中煎熬”为小标题，通过一个个现场的描写，将死者家属的生活状况展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这个报道题材差点“胎死腹中”，但是经过处理，将这个具有一定风险的题材报道出来，而且报道的力量并没有减弱。余刘文一位同事的女友读了这篇报道后哭了，那位同事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水分?他回答：“你看看，每一个事实、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同事说：“是事实，但你组合太煽情了。”余刘文自己也承认：“文章确实很煽情，而且我承认文章中有修辞，比如说对比，拿过去与现在比，生前与死后比，但这些都是事实。死者家属说的我不加任何修饰，全部是白描。记者只是个记录者。”^[36]

这篇深度报道的创新在于采访角度和写作文本上的突破，采访角度避开宣传纪律的“禁区”，不采访报道这个血案，而是报道死者的家属，活着的人，并且在处理这个事件时采用的罗列事实的方式，避开事件本身的描述。写作文本上的突破在于采用了白描的手法，将一个个采访来的素材进行巧妙的组合，从报道的标题到背景罗列，再到以哪个生者作为开头，作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通过精耕细作，报道将一个个生者生活状态的画面展现给读者，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4）尝试联动与互动，扩大社会影响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网络媒体“横空出世”，自此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以令人咋舌的发展速度迅速蔓延，传统媒体受众逐步分流。面对这已成为不争事实的巨大冲击，走整合联动与互动的道路，成为新老媒体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0年，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在电视和互联网上同时直播颇受社会关注的“暴力伤害亲子案”，获得近千人在线收视的轰动效果；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李宇春，以350多万票的手机短信支持获得全国总冠军；2006年，遍布全国东南西北中的13个城市的媒体联合推出了“帮您满足为亲友拜年的愿望”大型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离家在外的“游子”参与……现在，受众早习惯了节目中出现的网站地址、手机号码。可以这么说，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各自为政、自行发展的局面日渐打破，彼此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跨媒体联动已成为现代媒体发展的趋势之一^[37]。

作为党报，在深度报道中，也可以借鉴这个媒体联动与互动的方式，让报道的效果更大，提高社会的影响力。在这种方式中，我国的党报也做了积极的探索。《南方日报》“10＋1：相约在西部”的深度报道就是比较成功的一例。

2000年是西部大开发的宣传报道年，从年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都相继投入这项宣传报道中。包括《经济日报》、《广州日报》在内的媒体都派出了专门的报道组“西进”，采写了许多很有深度和影响的报道。但是《南方日报》却“独树一帜”，在形式上取得创新，该报联合西部的10个省（区、市）的党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贵州日报》、《云南日报》、《西藏日报》、《陕西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共同策划了“10＋1：相约在西部”的系列报道，通过东西两地记者的不同视角，报道了广东与西部共开发、共发展的前景和方向。系列报道从3月29日开始，历时两个多月，共刊发了近200篇报道，刊出宁夏专版、新疆专版等8个，专栏37个，报道规模可谓空前，被誉为“东西部信息沟通的金桥”^[38]。

这次报道在时间上并非先行者，《经济日报》在1月份就开始了连续性报道“东人西行记”，而《南方日报》却以新颖的媒体联动方式后发制人，不但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而且在资源整合上也取得了“双赢”。

在媒体联动和互动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跨国界的新闻合作已经悄然兴起。如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期间，《北京青年报》与韩国《东亚日报》进行印务合作，在比赛期间异地出版发行《北京青年报》，而《京华时报》与日本《朝日新闻》和韩国《东亚日报》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新闻信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场采访力量不足的欠缺。

当然，对党报的深度报道来说，与其他媒体之间的联动和互动，不只是简单形式的联合，需要的是在内容等方面的全方位联合，为的是将深度报道做得更深，让社会影响更大。

【注释】

[1]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120页。

[2]龙新民：《用合作定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关系》，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4/24/content_4468002.htm，2006年4月24日。

[3]柳晓力：《报网互动新亮点　上人民网评人民日报》，引自人民网，http://news.people.com.cn/GB/61141/61142/5245822.html，2007年1月4日。

[4]《大江网推出全国首个报网互动栏目〈江报直播室〉》，引自大江网，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05/12/31/002185698.shtml，2005年12月31日。

[5]《网络遭遇战：传统媒体能否迎来发展第二春?》，引自http://www.mediaundo.com/blog/A11733-9/index.html，2006年10月21日。

[6]梁国标：《联合兼容　共同发展——新媒体冲击下的报业发展实践与思考》，载《新闻战线》，2006年第11期，第29页。

[7]石峰：《大力促进传媒业与新兴媒体的互动发展——在“中国媒体经营管理论坛”上的演讲》，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4/24/content_4467415.htm，2006年4月24日。

[8]转引自李真、李寒清：《浅议新闻宣传的合力作用》，载《电视研究》，2003年第10期，第21页。

[9]喻国明：《数字化背景下的媒介事例需要体制变革的支持》，载《新闻与传播》，2006年第9期。

[10]李淑欢、赖浩锋：《媒体联动打造传媒合力》，载《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02页。

[11]孙军胜：《重大活动报道中媒体联动意识》，载《新闻前哨》，2006年第7期，第29页。

[12]《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载《人民日报》，2007年1月25日。

[13]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4]梁国标：《联合兼容　共同发展——新媒体冲击下的报业发展实践与思考》，载《新闻战线》，2006年第11期，第29页。

[15]　袁勇：《纸媒困局及应对策略》，载《新闻爱好者》，2006年第3期（上），第4—6页。

[16]杜耀峰：《给读者引出洞察深层信息的视线》，载《新闻战线》，2002年第11期，第23页。

[17]　袁勇：《纸媒困局及应对策略》，载《新闻爱好者》，2006年第3期（上），第4—6页。

[18]罗建华：《“易读性”打开方便之门》，载《新闻战线》，2001年第9期，第30页。

[19]转引自范玲：《与读者互动　增强报纸的必读性》，载《今传媒》，2005年第2期，第26页。

[20]《南京日报》的促销口号。

[21]王文志：《报纸必读性的实现形式》，载《青年记者》，2001年第1期，第42页。

[22]罗建华：《“易读性”打开方便之门》，载《新闻战线》，2001年第9期，第30页。

[23]周曙波：《财经报纸更应注重可读性和易读性》，载《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4期，第10页。

[24]谷虹：《速读时代的报业竞争方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2006年三大运营举措解读》，载《中国记者》，2006年第12期，转引自：www.chinesejournalist.cn/html/200612/12guh.htm。

[25]罗建华：《“易读性”打开方便之门》，载《新闻战线》，2001年第9期，第29页。

[26]〔美〕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第144—63页。

[27]〔美〕杰克·海敦：《怎样当好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11页。

[28]车书明：《〈华尔街日报〉式新闻的写作技巧》，载《中国记者》，2003年第1期。

[29]张志安著：《报道如何深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30]肖隆福：《小故事　大主题：〈华尔街日报〉文体的特色解读》，载《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9期。

[31]赵刚：《美国调查性报道的理念和操作》，载《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

[32]《深度报道的选题与策划》，载《中国记者》，2003年第7期。

[33]蔡雯：《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4]李彬等：《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2006年，第17页。

[35]叶研：《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报道断想》，引自中国青年报网站。

[36]谢春雷：《揭开真相——〈南方周末〉知名记者报道手册》，2004年，第250—262页。

[37]蒋晓娜、张爱虎：《跨媒体联动拓展传播空间》，载《新闻前哨》，2006年第8期。

[38]蔡雯：《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