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日报》深度报道的运作机制

第三节　《宁波日报》深度报道的运作机制

当前，有学者提出，确立我国党报的运作模式大概有3种基本思路：第一是强化党报的事业性质，与市场化的非喉舌媒体区别开来，实行双轨制；第二是党报与都市类报纸相融合的模式，走市场化的道路；第三是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党报，又不同于都市类报纸的新道路。党报既坚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又积极投身市场，按照市场的规律运作，通过高品质的政治、经济新闻来吸引社会的主流读者，成为既具有政治强势，又具有市场强势的真正主流媒体^[10]。这3种运作模式在我国党报的实际操作当中都有典型的代表性，而在党报改革的探索过程中，无论采用何种运作模式，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把党报办好。作为一个系统，党报内部每一个环节的独立运作和相互配合都对党报整体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关系来看，只有严格控制局部的运转，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深度报道在《宁波日报》的运作机制，正像一部机器上的一根链条，它的合理操作，对整个《宁波日报》的正常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从“吹皱一池春水”的深度报道在新时期中国新闻界大放异彩以来，深度报道在《宁波日报》的地位一直都得到肯定和重视，围绕深度报道所制定的相关制度也一直不断地在调整。比如《宁波日报》曾经几次成立过深度报道小组，抽调固定的记者专门做深度报道，可是每次都好景不长，运作不久就宣告解散。导致小组解散的原因很复杂，本书会在下面的阐述中进行分析。如今，《宁波日报》在探索深度报道运作机制的新闻实践中，收获了一些独到的经验和心得，在当下的新闻媒介环境中，这些经验大多被证明是适用的和有效的，但也有不足之处。现一一剖析之，也可为我国党报的深度报道运作机制提供某种参考和借鉴。

一、《宁波日报》的部门机构设置和深度报道记者的设置

“我国报社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编辑部各种设置和党、政机关的机构基本对口，即党、政机关有什么部门，报社就有相应的部（科），编辑记者分兵把口。”^[11]对于《宁波日报》这样一个副省级城市党报来说，它的部门机构设置自然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如图所示：

（注：其中总编室是纯编辑部门，负责一版到四版的新闻版）

这样设置有明显优势，各“把口”记者与党政机关相关部门接触频繁，不会遗漏重大新闻；同时也容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拿到独家的政府信息资源；再者，编辑、记者长期操作自己分管领域内的新闻，熟悉情况，操作起来驾轻就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然而，这样壁垒分明的部门机构设置也存在种种劣势，正是这些劣势导致深度报道小组无法独立生存。

由于报社部门分工明确且精确细致，在这样的体制下，专门做深度报道的部门成立后，必然会遇到部门内部新闻线索冲突、穿插、咬合的现象。比如，一条关于政法方面的新闻线索，本来是归口于报社政法科教部的，但是政法科教部记者做不了，或者为了维持与政府部门长期的良好关系不愿意做，那么这条线索就等于浪费掉了。而深度报道组记者若是顺着这个线索深入做下去，就会招致政法科教部记者的不满，认为深度报道组记者跨入了自己的领域，触及了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矛盾经常出现在深度报道记者和“把口”记者之间，导致报社内部怨声载道。其实，这并不是记者本身之间的冲突，而是体制的问题。一旦为新闻源设置了把守者，涉及方方面面的深度报道就会遭遇各方把守者的阻力。《宁波日报》曾经在1996年7月成立过“三人报道小组”，挂靠总编室，由总编室一位副主任带队，直接听从总编辑调配。主要负责重大主题报道和突发事件的采访，策划了一系列深度报道，后来又负责市委书记与市长的采访报道。“三人报道小组”一度得到报社领导极端器重，无奈矛盾太激烈，报社只好在1999年年底撤销。

但是深度报道在报纸的地位非常重要，不容忽视，而且深度报道对记者的要求很高，要有能力的记者才能担当重任。因此，《宁波日报》采取了现行的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今日透视》栏目能够正常发稿，报社固定了8个业务骨干，大部分都是业务能力比较强的记者，能够胜任大报道。以这8个业务骨干为主，跟所在的部门结合起来，承担《今日透视》和其他版面深度报道的采写任务。

《宁波日报》这样的设置可谓别具匠心，既把这些业务骨干推到风口浪尖上经受暴风雨的洗礼，又能够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业务本领，为报社更好地经营深度报道提供可行的途径。这些深度报道记者拥有双重身份，一是本身所在部门的普通记者，一是能够冲锋陷阵、一马当先的特殊记者。在没有找到协调报社体制与记者间矛盾有效方式以前，记者的双重身份机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事实上，这样的设置在挖掘重大主题的深度报道方面，可以充分调动各个部门的积极性，也能够让身处各个部门的深度报道记者的能力发挥凭借组织集体的力量达到最优。

譬如，《宁波日报》自2006年3月28日开始，推出了“杭州湾大桥自主创新”系列报道，第一篇主打通讯《中国魂打造世界第一桥》，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29日，又以专版形式，推出了6个有关杭州湾大桥自主创新系列报道，随后，又推出了图片专版，并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刊发了“学大桥精神，促城市创新”专版。从4月10日起，又在一版推出了5篇系列评论员文章。《宁波日报》没有简单地报道杭州湾大桥建设中的创新成果，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挖掘创新背后的精神动力。在当前开放的背景下，花钱买外国的技术很容易，但杭州湾大桥的建设者们恰恰没有这样做，他们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打造中国品牌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大桥建设，所以当美国人提出把大桥包给他们建设时，建设总指挥没有答应，因为这样中国就会失了自主品牌，他们宁愿冒很大的风险也要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报社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深度挖掘，拓展范围，使这组系列报道声势浩大，编排强势，报道规模在《宁波日报》是空前的。从首发阵容的5　000字主打通讯配发1　300多字本报评论员文章和配图，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到系列报道的完成后又连续5篇系列评论员文章，整个报道若非报社部门整体的组织和配合，单靠记者个人的力量绝难胜任。《宁波日报》为了完成此次报道任务，专门组成了由工交部主任何英杰为组长的报道小组，并抽调工交部骨干记者参加报道的采写。凡是由指挥部组织的集体采访活动，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然后记者个人分别负责落实稿子。整个报道计划及主打通讯、评论的主题，由编委会反复商议后确定。这种在重大主题面前组织力量集中报道的方式，弥补了《宁波日报》没有专门的深度报道部门的缺憾，同时也在不断地培养报社的业务骨干，为报社沉淀中坚力量。

同时，在《宁波日报》的机构设置下，双重身份的、能胜任深度报道的业务骨干能够更好地积累专业知识。因为长期在某个领域从事观察和报道工作，会使记者本身成为这个领域有发言权的专家，也会让报道更具说服力，这是单独设立“深度报道小组”以及专门的“深度报道记者”所达不到的效果。譬如，《宁波日报》工交部的记者郭靖，由于一直从事房地产方面的新闻报道，久而久之，他就成了房地产方面的专家，宁波有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对郭靖很熟悉，对他的报道更熟悉，郭靖写的关于房地产方面的分析报道，是房地产商行动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新闻记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能够有此影响力，实属难能可贵。譬如2002年年底，郭靖针对宁波市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涨幅已连续两年位居全国35个大中城市之首的现状，写出了一组“甬城房价系列报道”共4篇。这组系列报道分别为《牛市还能“牛”多久?》、《关注房地产热的“双刃剑”》、《面对楼市风韵，开发商如是说》和《调理楼市有良方》等。报道中有大量有关房价上涨的背景资料，深入分析了宁波市房价上涨情况、原因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剖析丝丝入理，令人信服，对抑制房地产商继续盲目开发项目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能够做出如此专业的深度报道，非在这一领域有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整合信息的能力不可，正是由于记者郭靖在工交部长期担任房地产方面的报道任务，才使自己拥有强项并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二、深度报道在《宁波日报》的操作流程和考核机制

1.针对新闻报道的选题策划，《宁波日报》采取三级负责制度

所谓三级负责制度，第一级，以部门为单位，由记者报选题，在部门内部进行商议探讨，最后由部主任认可确定下来；第二级，在每个星期一的周计划会上，由各个部门报选题，在会上进行比较和遴选，然后进行确认；第三级，特别重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或者是特别敏感的，或者对工作特别有启示性的选题，就要上升到编委会层次，需要总编辑和编委进行研讨确定。除此常规的选题方式以外，在一年当中，《宁波日报》还会策划几次重大主题的深度报道，不一定刊发在固定栏目，但目标非常明确，即一定要做得非常有影响。如2006年有三大主题被列为重点报道题材，自主创新、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对这样的主题，《宁波日报》必然会下足力气，不惜版面地进行系列报道，并推出一系列的典型。

深度报道选题就是从三级负责制度下发掘出来，通常要上升到编委会层次来确定和策划，并基本上涵盖了每年专门策划的重大报道主题。

通过这样层层遴选，涉及敏感话题的舆论监督报道就会受到严格的把关。来自政府新闻管理制度和社会商业机构的压力，各方面受到的牵制会比较多，揭露性报道的操作不得不面对一级又一级的审核。从记者本身出发，他们会对投入多、风险大的揭露性报道选题进行整体思量。以此类推，三级选题负责制度过后，揭露性报道的选题会依次减少，真正能够落实下来进行操作的报道数量就非常有限。即使有，也只是以比较弱势的姿态出现在社会新闻版上，做成深度报道的很少。

党报的揭露性深度报道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报道应该既关系到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又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同时有前瞻性，能促使问题解决。这与都市类报纸的深度报道有些不同，在《宁波日报》操作深度报道如果不考虑报道效果，即能否解决问题，只是单纯地反映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很难在三级负责制度下顺利通过选题，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支持不支持，是深度报道能否顺利操作的重要因素。由此形成的一种现象是：帮助阐释当前政府中心工作精神的社会问题比较容易披露和刊发，因为报道以后会促进问题的迅速解决，而那些不容易得到实际解决的问题往往不考虑报道，即记者要事先确定报道以后会不会有效果，再决定要不要报道。

正如《宁波日报》社会新闻部主任汤丹文所说：“舆论监督报道的一个困惑是：问题提出了，揭露了，但是结果很难得到解决。这也是办报的大环境吧。作为一个舆论监督报道，当然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舆论监督是怎么样一种态势呢?最好是等到上面也觉得这件事非办不可了才能顺利进行。比如三江六岸工程的正常拆迁受到了市民的阻碍，政府部门头疼了，政府部门希望记者能够抓住这个问题进行反映，报道就可以搞得比较大，后来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就是说，政府有意识利用媒体的影响去促进推动基层工作，推动问题的解决，此时做舆论监督报道最容易成功。”

从这一点来说，党报的深度报道在选题方面是有局限的，调查性报道和舆论监督则要受到党报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制约，只能寻找突破口，伺机而动。

然而，对于解释性报道和特别策划的主题报道，报社可以不惜版面，不惜力气去操作。譬如，《宁波日报》为了贯彻“引导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指导思想，经过深入调研和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从2007年4月19日到4月底，开展了“五洲星”现象——企业社会责任系列报道。被誉为“中国水煮笋罐头航母”的宁波五洲星集团，由于劳动用工制度和管理制度的不规范，几度濒临绝境。后来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善待员工的政策，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公司起死回生，生产业绩创造了新纪录。日报编委会认为，“五洲星”的前后变化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极具典型性，于是组织人马进行特别策划。报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五洲星”现象引出企业社会责任话题。4月19日星期四，在一版发《五洲星痛定思改重现‘星光’》的消息，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在第三版，以五洲星现象特别报道形式，具体解剖“五洲星之变”，包括主打通讯《五洲星绝境重生路》、利时集团董事长专访等；第二阶段，从4月23日起，连续刊登系列专版。统一以“履行社会责任　创建和谐企业”——“五洲星”现象引出的话题特别报道的名称推出。系列专版分6个，前两个综合性，后4个分为善待员工、诚信守法、善待环境、回报社会4个部分。专版以“五洲星”现象为话题，组织有关“履行社会责任　创建和谐企业”讨论，就“我们应该怎样为创建和谐企业，增强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环境”等发表意见和建议，通过网上讨论、来电来信、座谈等形式，反映老百姓和普通员工对和谐企业的企盼以及经营者如何看待企业的社会责任。其中后4个专版每一个由典型企业介绍、经营者观点、员工反映及相关部门态度、互动地带、编辑点评、图片、新闻链接等组成；第三个阶段，后续报道。

以上这组上升到《宁波日报》编委会总体策划操作的主题深度报道，充分显示了《宁波日报》组织大型报道的魄力和实力，也显现出三级负责制度的优势所在。

2.《宁波日报》对深度报道记者考核的激励措施

由于操作深度报道跟操作日常报道相比有很大的差异，记者对深度报道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完全不能跟日常报道同日而语，写一篇深度报道所花的时间至少要一个星期，而且深度报道在采访写作中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被“枪毙”的几率较高，深度报道见报的频率大大低于日常报道。《宁波日报》深知：如果报社对深度报道的考核机制跟日常报道没有区别的话，记者就会丧失写深度报道的动力。因此，《宁波日报》对负责深度报道的记者规定了特殊的考核激励机制。以下两条是《宁波日报》考核机制中的硬性规定：在《宁波日报》新闻报道的考核标准中，若按照正常的考评打分，一篇新闻报道的最高分为25分；报社为保证稿子的质量，对记者的报道字数做出了限制，规定一篇稿子不能超过3　000字，若超过，仍按3　000字计稿费等。但是对深度报道则另当别论。

《宁波日报》对深度报道激励制度主要是以软性支持存在的。尽管没有完全明文规定，但作为《宁波日报》的一项惯例，该机制在《宁波日报》考核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首先，深度报道计稿酬时有优惠措施，稿件无论长短，按字计酬，一篇稿子最高分为25分的规定对深度报道例外。其次，如果深度报道“选题特别重大，特别有社会意义，社会影响特别大，计划具有可行性”，那么经过报社编委会审批确定，负责此报道的记者本月可免考核。再者，如果深度报道的选题被报社通过，并经记者完成，但由于某些不可控制的因素，此稿件不能发表，那么报社对该记者当月的考评仍将这篇报道的基本分数算在其中，分数一般为稿子正常发表的60%～70%。除此之外，《宁波日报》不仅在考核制度上对深度报道优惠，在实际的操作中也对深度报道有倾斜。比如一旦遇到合适的深度报道选题，报社就会组织力量调配。一般各部室都要组织部室的精干力量，先把手头上的工作放一放，集中力量做深度报道。

记者的能力是决定深度报道的关键，对于《宁波日报》深度报道记者的培养问题，《宁波日报》同样规定一些政策优惠措施。副总编辑徐正说：“我们现在有8个骨干记者，以后还会有意识地培养更多。国内召开的深度报道研讨会，我们都会派这些记者前往，让8个骨干记者轮流去学习交流。有时，报社内部也会组织研讨，就一些重大主题报道请来专家，大家一起分析进行交流，这也是提高我们深度报道水平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宁波日报》向来重视对记者的培训，不管是针对提高记者学历、学位的基础性培训，还是针对提高记者实际采写能力的实用性培训，包括到国外去开眼界或进行实习锻炼，《宁波日报》都做得比较到位，能够从战略的高度去看待采编人员的培训。

三、《宁波日报》深度报道运作机制发展趋势的思考

《宁波日报》在深度报道运作机制方面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也基本上能够适应《宁波日报》的自身发展和当下的竞争形势，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譬如没有采编合一制度的保障，深度报道版面会出现“稿荒”现象；没有明文规定的深度报道考评政策，记者难以最大限度地调动采写深度报道的积极性；层层遴选的报题制度，削减了舆论监督题材的深度报道；编辑部存在管理问题，编辑部缺乏对策划和对信息整合的主动性，动态的策划形成机制远远不够；以条线分工为主的部门的分工问题，有的选题需要部门之间协同报道，一个大的策划选题，若以部门分界线来分任务势必存在矛盾；没有统一的深度报道记者团队，很难营造深度报道部门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利用网络手段操作深度报道方面做得还不够等等。

比如在报网互动方面，《宁波日报》除了对话这种形式用得多以外，网上调查还使用得不够。“中国宁波网”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网站，它每星期最起码有3次网上读者新闻调查，但《宁波日报》基本上很少利用过网络调查数据。这一方面是记者的意识问题，另一方面部门之间也缺少沟通，《宁波日报》与宁波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机制尚待完善。其实，要进行媒介间的议程设置，每种媒介应该是作为独立的媒介形态出现，共同设置一个议程，商量角色的分配和双方的合作，而不应该以上下级的姿态面对传统党报和网站的关系。网络论坛中有大量的舆情需要关注，只有清楚地了解舆情，才能更好地做热点引导。网上论坛是记者了解舆情的一个非常方便的窗口，《宁波日报》哪些新闻的点击量最高，宁波网上非常清楚地反映了出来，计算机后台统计，自动生成数据，一目了然。网上数据就是个晴雨表，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是对自然点击量的统计。要做到口头舆论场和媒介舆论场的高度叠合，《宁波日报》就不能忽略网上舆论，须更多地利用新媒体为党报增强竞争力，扩大影响力。

总的来说，《宁波日报》想要在深度报道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和成绩，需要仔细地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成立深度报道小组，实施专业化操作

尽管《宁波日报》历史上不乏深度报道小组的出现，但均以解散而告终，现在不得不把曾经的小组成员分散到各个部门中去，以内化的形式实现深度报道的正常运作。上文分析了这种设置的好处，不过也必须看到它的弊端，即专业化程度不高。没有固定的机制保障，没有固定的部门，没有固定的考评机制，单靠几个业务骨干或者其他部门记者的不定时供稿，由此《宁波日报》的深度报道版面“今日透视”并没有形成整体的风格，呈现出较为散乱的格局。深度报道需要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操作模式，它需要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成立深度报道小组，形成采编合一的制度。在目前党报系统内部条线分割、部门林立的现状下，若成立专门的深度报道部门障碍太多的话，不妨使用《羊城晚报》镶嵌式的组织架构。针对《宁波日报》已经在各个部门确立了8个业务骨干，则只需要把这8个业务骨干编入“深度报道小组”即可。这个小组可以是名义上的，不存在具体部门，但是组里的成员要直接归总编辑领导，并解除组员日常的新闻报道任务量，让他们专心经营深度报道。

第二，给深度报道小组的记者设置特殊的考评机制，对其进行专业考核。不再让深度报道记者承担日常新闻报道的考核任务，而是由专门的考评小组根据记者的深度报道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进行打分，以此来确定记者的薪酬。深度报道记者不用为了报道的数量和字数而急功近利，可以潜心深入地挖掘有重大新闻价值的题材。

第三，对深度报道小组的记者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增强其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操作深度报道的三个重要因素：政策制约、领导决策和记者水平，其中人的因素占主要地位。《宁波日报》一定要在提高记者水平方面下工夫，因为媒体竞争主要是内容竞争，而内容的高下主要取决于人才的差异。深度报道是最能够反映记者专业素质和功底的报道形式，加强深度报道小组记者的培训，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规范他们的作品，必定能够极大地提升《宁波日报》深度报道的整体质量。

2.在采编流程中，强化编辑的策划意识和整合信息的主动性

从采编机制上看，《宁波日报》编辑部存在着管理上的问题，编辑部缺乏对策划和信息整合的主动性。值班编辑的重要工作是确定头条，敲定重点，策划会上主要解决的是主题性报道如何做，而在日常新闻管理中，一个动态的策划形成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宁波日报》编辑部已经建立早会和夜班编前会制度，但是，一些很好的选题还是不能够及时得到意见反馈，编辑部的策划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宁波日报》的采编流程的设计中，编辑这一块是弱化的，采编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事实上，在重大主题报道的策划方面，《宁波日报》统一调度、统筹安排的能力非常强，如在2003年年底“今日透视”栏目尚未成立时，从2003年11月16日至12月5日，《宁波日报》推出了一组气势磅礴的系列报道——“聚焦百亿项目”，从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到东海春晓天然气，从象山港畔大电厂到钢铁、石化、造纸基地，几乎每天都有报道系统地介绍宁波市在建、将建的百亿大项目、重点工程情况。好的策划报道能够给读者留下系统、深刻的印象，而原本很有价值的新闻题材常常因没有得到充分开掘受到读者的冷落，这与编辑的策划意识紧密相关。在西方报界，总体上是编辑的权责大于记者，在记者的选题以及采访过程中，编辑起着主导协调的作用。某个新闻要不要做、从哪个角度做、做到何种程度，这些都应该是编辑在脑子里经常打问号的问题，须在与记者的反复沟通中得出答案。《宁波日报》的编辑除了重大的主题报道策划外，很少在日常的新闻报道包括“今日透视”栏目的深度报道方面下工夫做策划，对动态信息整合的主动性不够，这是操作深度报道尤其需要注意的地方。

3.从形式、题材和内容方面更新深度报道的面貌

形式上：传统媒体深度报道的模式要改革。过去的深度报道偏大偏长，现在人们越来越习惯浅层阅读状态，把读者从浅层阅读状态带入深层阅读状态必须有一些表现形式的创新，如把一篇报道切割成若干个组成部分，学着做网络上的链接式报道，设置若干个小标题，或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报道。总之，对信息的整合、分类，要使文章具有易读性。在新闻表达上也需要创新，包括文体、修辞、排版、标题制作，都要向易读化的方向发展，做到总体内容连贯，表现形式活泼。现在大量的年轻读者都已经适合了这种阅读方式，现在很多报纸的版面设计也在向网页化的方向发展，如关键词的凸显，加入图表、地图、漫画，从平民化的视角报道等。《宁波日报》也应尝试新媒体环境下党报深度报道的创新形式。

题材上：《宁波日报》不应刻意回避舆论监督类题材。很多报社面对舆论监督类的新闻往往使用“倒推”手段，即先有决策、先有思路、先有解决的办法，然后媒体出来摆原因，最后出台一些政策。但是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有更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党报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回避，久而久之，媒体势必失去公信力。有人对党报能否做舆论监督报道表示质疑，认为党报虽然有少量的舆论监督报道，但本质上也是批评性报道，是行政治理技术的延伸，也就是在权力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这种反对意见就是针对党报目前回避监督类报道的做法而生。其实党报的舆论监督报道是可以进行的，关键是怎么操作的问题。比如医疗体制改革报道，不必直接批评政府如何失误，只要把最终暴露出来的现象直接端出来，把相关的论据摆出来，给读者一个参考，这就是监督，起码是平行监督。再比如广东省洛溪大桥是当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无偿捐款所建，关于洛溪大桥是否应该停止收费的问题，在《羊城晚报》连续几年的报道后，2005年洛溪大桥终止了收费行为。

内容上：尽量减少“结论式、主观性”的深度报道。用两句话概括《宁波日报》深度报道的弱点：一是结论式的，而不是进行式的，不是讨论式的。二是所谓的主流媒体的主观性。主流媒体应该反映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很多报纸做深度报道往往是主观的，先入为主，主题先行。结论式和主观性的深度报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事实主体缺失，新闻要以事实为本源，事实的核心就是事件，深度报道要有若干个事件把叙述的框架建立起来，没有事实信息，只有主观结论的报道怎么能够吸引读者呢?另外，深度报道除了事实信息以外，还需要知识性信息、情感类信息、观点性信息。其中观点性信息是深度报道区别于其他类型报道的重要因素，深度报道需要对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这就需要思想。思想并不一定是记者个人的思想，但记者需要把各方面的思想平衡好，哪些意见是主流意见，哪些意见是不可忽视的意见；不可意见一边倒，舆论一律。

【注释】

[1]吴华清：《找到“交点”才有“支点”》，载《新闻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2]邓少华：《新闻需要理论思维》，载《中国新闻出版社》，2005年12月25日。

[3]吴华清：《找到“交点”才有“支点”》，载《新闻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4]袁素琴：《为读者提供有用的经济新闻》，载《新闻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5]顾炜：《从复合报道谈B叠周刊的深度经营》，载《新闻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6]熊智辉：《用互动打造典型人物报道的新优势》，载《新闻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7]刘继忠：《网络新闻专题对报纸深度报道的冲击及对策》，转引自http://www.chinalibs.net，2005-06-01（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8]陈康法：《用脚“写”新闻》，载《新闻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9]熊智辉：《用互动打造典型人物报道的新优势》，载《新闻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10]刘海贵：《中国报业发展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178—179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