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文化价值的重新解读

三、“发现传统”：武术文化价值的重新解读

“发现传统”是对传统武术真实价值的重新解读，是拂去历史尘埃后对传统武术的重新发现，是对传统武术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恢复。“发现传统”武术研究和武术实践中探索的客观规律对武术的长远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武术传播从“走出传统”到“发现传统”符合马克思“否定之否定”的事物发展规律。在否定之否定中，对传统武术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季羡林先生认为，我们不但要奉行“拿来主义”，而且也奉行“送去主义”。我们在“报之以琼瑶”方面一向是毫不吝啬的。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慷慨大方地送出去了，对传播文化、推动人类进步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11]。“发现传统”将使武术的“拿来主义”逐渐转变为“送出主义”。

1． “发现传统”有利于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

武术国际传播要发挥武术“文化大使”作用、民族凝聚力作用，只有“发现传统”，发展武术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武术的发展才不会是仅仅给奥林匹克贡献的一个项目，而是给全人类贡献的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发现传统”有利于重建武术文化的精神，有利于保持传统，有利于武术的国际传播。2006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专程前往嵩山少林寺观看僧人的习武表演，并称“我看到了纯正的少林功夫”——“纯正”一词充分肯定了“传统”武术的价值所在。他还盛赞少林寺作为一个寺院能够传承武术是十分可贵的。从传统的少林功夫到所在的少林寺都是传统的，正是这一传统所蕴含的文化吸引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俄罗斯崇尚中国武功的人很多，并认为少林武僧继承传统对世界人民有益。可以说，少林寺在“吃传统饭”以及以“少林”为名的武术馆校都在“吃传统饭”，甚至国外也有“少林寺”。在纽约法拉盛唐人街上就有一所少林寺，当地人们都将这里看作武林圣地^[12]。“传统武术”是武术国际传播的根基。

2． “发现传统”的实例：“文化遗产日”的确立与武术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发现传统”利于我们珍惜文化，重铸文化，传播文化。国家也认识到保护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决定从2006年开始，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并积极推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武术、沧州武术、太极拳、邢台梅花拳”等六项武术项目位列其中。

传统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蕴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承载着一个国家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它是人民生命创造力的高度展现，也是体现世界文化多样性，维护国家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13]。

我们一方面庆幸武术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反思武术传播的成败。作为一直在申请进入奥运会的项目，在全世界有了广泛群众基础的武术却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传播成功与失败难以评说。但值得肯定的是，国家已经开始“发现传统”，重视传统，所列的六类武术项目全部都是“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的“重新发现”，对整个武术文化的保护，武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发现传统”战略的强化：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重要文化遗产保护”，“抢救濒危文化遗产”

2006年9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指出，要完成全国文化遗产普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绘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图，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谱系，制定传承人资助办法；出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图册(分省图册)》；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系列宣传展示活动。关于濒危文化遗产，“纲要”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2005年9月14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暨揭牌仪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该中心是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的国家级专业机构，承担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具体工作。以上政策颁布与机构设置，一方面体现国家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另一方面也为传统武术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发现传统”的实践策略

“发现传统”在于强调传统武术的文化性。确切地讲，是武术的“中华性”。“中华性”是武术文化本身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武术所代表的“中华性”才是武术的生命之根。保护传统武术就是保护武术的“根”。

文化的保护既需要国家宏观制度的保障，同时还需要针对具体文化项目采取相应的策略。以身体艺术为表现形式的传统武术的传播既要注重技术的传承，还要注重文化的保留，确保传统武术文化的整体传承。

(1)传统武术的“原生态”传播策略。

传统武术的“原生态”传播，是指传统武术竞赛或者交流活动要体现传统性，完全杜绝使用现代竞技武术的竞赛体系，包括规则、裁判，等等。竞技武术是完全西方化的体育竞赛模式，其评判标准的量化会促使传统武术的快速转型，从而脱离武术文化的本身。以艺术和文化为特征的传统武术完全可以像书法大赛、歌手大赛那样的形式进行交流比赛。书法大赛可以写不同的字，歌手大赛可以唱不同的歌，传统武术不同拳种流派也可以按照武术的属性分辨出优劣。历史上的拳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其技术水平不仅在本流派中处于领先水平，在整个武术界也是出类拔萃的。流派不同，拳种不同，但其机理机制却具有统一性。举办国内、国际的传统武术交流大会，一定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武术文化的繁荣与昌盛。

(2)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播策略。

提出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播，是针对现实中“非活态”传播现状而言的。20世纪80年代，历时三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所形成的最终结果是拳谱、录像，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仅仅属于表层传播。以身体艺术为特征的武术只有通过口传身授才能保障技术与文化的传承，即必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收集文字、录像等均不能保障武术的“活态”传播。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的不断兴起，建立武术博物馆成为传播武术的一个途径。但博物馆的传播也是“非活态”的。收集文物只能“以实物见证历史”，对于真正的武术传播来讲，其工作只能属于边缘性的。博物馆的建立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的过程。由此，我们认为，武术的传播需要“活态”的、“动态”的，任何“非活态”的传播都不能保障武术文化的不流失。

(3)“传统武术的守望者”制度的建立。

“传统武术的守望者”是指默默无闻传承武术，以高度文化责任感保护“活态”武术的民间武术传人。国家主管部门应针对这批人进行全国摸底普查，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切实可行的措施。这批人才是中国“真武术”的真正传播者。

(4)传统武术教育功能的确立与传播。

武术“高于体育，属于文化”。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下，形成了强调整体合一、注重道德修养的技术体系和教练原则。它不仅能让习练者通过练习武术、学习和理解中国文化中的整体特点、伦理特征和辩证特色，还能将这些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和平的知识内化为锻炼者的行为准则，取得良好的教育作用。

武术的教育功能是不同于其他体育项目的，也不同于语文、历史、德育教育，它是与文化教育和身体教育有机统一的。武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同发展中，自然地融汇了中国传统哲学、伦理、美学、医学、兵法等传统文化的思想与内容，形成了武术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合二为一的武术文化。人们练习武术的过程，也是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内容，会在武术练习者的性格、品质中潜移默化，从而诉诸生活实践，使练习者在身体体验的过程中接受中国文化，使人们真正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得到更好的教育效果，更重要的是保障了武术的“活态”传播。

2006年9月颁布的“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也强调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在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这为武术教育功能提供了政策依据。武术的教育功能的认识是武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武术教育将把武术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并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文化实力、概念的提出越来越显示出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中国武术历经数千年的传统化发展之路，又经历了从“走出传统”到“发现传统”的进程，已经迈入了“传播传统”的历史最好时期。在国家发展文化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优良环境中，中国武术要承接历史责任，传播武术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同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武术要发挥其构建和谐世界、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小结

本部分以文化学、传播学为基础，论证了武术文化传播从“走出传统”到“发现传统”的规律性特征及其合理性。概括提出了武术文化传播的“软实力”与民族凝聚力功能。对“发现传统”的文化自觉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传统武术的“原生态”与“活态”传播对策。

【注释】

[1]季羡林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44页。

[2]季羡林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页。

[3]刘梦溪：《“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文汇报》，2006年8月13日第8版。

[4]李希光、周庆安主编：《软力量与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5]赵启正：《民族的振兴需要文化的振兴》，《文汇报》，2006年3月14日第5版。

[6]沈卫星、李舫：《中华文化感动世界》，《光明日报》，2006年3月30日。

[7]徐永昌：《寻求武术在学校体育中的根基》，《中国学校体育》，1999年第3期，第65页。

[8]梁文化、梁艳华：《广州地区高校武术活动现状调查及对策思考》，《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40页。

[9]李念：《在尊重与竞争中共同提高》，《文汇报》，2006年3月21日第8版。

[10]王岳川：《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11]季羡林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12]李枚：《纽约有座少林寺》，《环球时报》，2006年3月10日。

[13]陈勤建：《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华文摘》，2006年第1期，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