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文化视角

四、“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文化视角

在当今科学史界乃至科学社会学界，“李约瑟问题”已经构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一是由“李约瑟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就近代意义的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是一个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则要追究到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也就是近代科学革命出现的时代，这也正是李约瑟^[27]企图通过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来加以考察的议题。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它不单单是追问近代科学何以在中国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二是学者们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实为一个解读的过程：“解读”本是欧美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指人们对历史文献的理解，事实上就是翻译，即用一个当前人们能够理解的表述，再现历史文献中前人的原意^[28]。用在文本解读中，指人们根据自己的学术经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思考和把握文本中所蕴含的各种信息，因此解读过程往往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据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明代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大约175项，占总数的57％以上，其他各国占42％左右。我国先进的技术成就，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技术的整体落后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确表述是李约瑟在《东西方科学与社会》（1964年）一文中提出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有成效得多？”^[29]实际上，李约瑟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科学问题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1947年5月12日，李约瑟在英国伦敦红狮广场的康维馆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题目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在这次演讲中，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说：“我总是致力于研究我相信可以称为文化与文明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与技术兴起于欧洲而不是亚洲这个大问题。你对中国哲学了解得越多，你就越会承认其深妙的唯理性。你对中世纪时期的中国技术了解得越多，你就越会承认不只是众所周知的某些东西，诸如火药的发明，纸、印刷术和罗盘的发明，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其中之一是我将要向各位谈得很具体而引人入胜的东西）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因而也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我相信，你对中国文明越是了解，就越是对近代科学和技术没有在那里兴起感到好奇。”^[30]这里，他实际上已提出了1964年发表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西方称为Needham Question，或Needham Problem，或Needham Puzzle。这种说法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约瑟通过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简称SCC）和《大滴定》这样一系列著作表达出来的。

其实，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韩琦在《关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分析》^[31]一文中，就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Francois Quesnay）、英国哲学家休谟、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有关论述。而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过“类似”问题。

1915年，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一文，明确提出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观点，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意。1920年，我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中国缺乏自然科学是因为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1922年，化学家王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他提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是“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王琎认为政府专制、学术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之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同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他认为，探讨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原因，主要不能归之于地理、气候、经济……而主要应归之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哲学。冯友兰指出：中国人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他特别强调，自从汉代以后中国人就失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世界撤退回来。这就是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

1944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了关于中国古代为何没有科学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并在这一年形成了一个高潮，潮头在云集了不少知识精英的抗战大后方贵州。1944年7月，当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在《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一文中，提出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1）拟人思想的泛生论；（2）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3）没有逻辑；（4）没有分工；（5）客观与主观的混淆；（6）理智的不诚实等等。而这一切，他都认为是反映着宗法社会的组织。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教授、数学史家钱宝琮则把“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归因于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同年10月1日，德国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A.Wittfogel）^[32]所著《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中译文发表在《科学时报》复刊第一期上，遂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李约瑟正是在这一时刻出场的。10月24—25日，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内举行了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24日晚上，李约瑟作了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讲演。李约瑟在演讲中，首先批驳了“泰西与中国学人”的“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点，指出：“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获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33]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此当于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浙江大学校长、气象学家、科学史家竺可桢参加了这次演讲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李约瑟对“中国近世科学之不能兴起”的回答，即由于存在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四种阻力。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向来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和西方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气候方面，亦以大陆性甚强，所以水旱灾患容易发生，不得不有大规模的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势力遂无以扫除。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1945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仍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他在文中考察了中国的历史，指出：“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灿烂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至于在战国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也未能发展，则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之上。”“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古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竺可桢进一步认为，“中西文化在这种价值意义上的差异”，“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古希腊曾经经过游牧时代，它是一个半岛，和海外来往很便利，所以商业从头即易于发达；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殷墟时代起，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诈”，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所以竺可桢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对于1940年代中期的这场讨论，范岱年先生敏锐地观察到，“有别于二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于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这次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溯因于社会经济制度。”^[34]

如何破解李约瑟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35]。李约瑟本人的观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农业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方法结合在一起。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由古代向近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在李约瑟看来，中国与西方在近代科学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西方近代科学的崛起是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运动，第二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近代科学也就同时崛起。资产阶级在16、17世纪确实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们确实在发动科学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他说，我们不接受任何先人之见，然而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已经普遍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即使他们发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这里举两个：（1）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不利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农业是本，工商是末”的社会意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影响至深，历史上我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是比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迟缓，致使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需求严重不足。而在西方，商人为获取更高商业利润而产生的欲望，极大地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只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才能更快更直接地满足这一目的。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封建经济体制，形成了对商人不太重视的观念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没有开拓市场，特别没有开拓海外市场的意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基本上是小农经济，没有产生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市场动力。（2）“泛道德主义”的儒家文化，只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忽略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梁启超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国传统的儒学讲究的是尽心、尽性、尽伦的伦理文化，强调的是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忽略“事功”精神，以至走入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而“泛道德主义”则是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古代知识界的使命是治国安邦，理想是做官，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没有做官的则多半归隐田园，钻研古书，甚至放浪形骸。除了极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学者对自然问题不甚关注。

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的以上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要对“李约瑟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解答，还应该考虑以下与社会文化有关的三个因素^[36]。

从民族精神文化气质方面看，“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阻碍了中国科学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形态。如前所述，就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而言，“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特质，这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中国古代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象的描述，以至于吴大猷等人说中国古代有的只是技术，而没有科学。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仅仅停留在定性与经验水平，没有进一步加以量化而达到自觉运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的极限后便裹足不前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结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较差，所以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经验臆断过多、理性实验不足、逻辑自组织能力低等非定量化特点。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古代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从学术建制方面看，中国历来没有独立的专门研究自然现象的学院或机构，科学知识不能形成积累和系统化，难以上升为理论。许多发明是父子相传，没有成为社会的共有知识。统治者不重视科学技术，也不屑于进行宣传推广，当然就更谈不上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蔚然成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视很高，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最高明，不愿意去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从思维方式方面看，中国人对社会系统有很深入的研究，善于对政治、军事等复杂问题作出综合判断，但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不去钻研公理化的数学与几何，也不去从事受控实验和系统观测，他们对自然的理解往往是猜测性的。

正如李约瑟所说，他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探讨曾对人类文化和科学作出辉煌贡献的中华民族在近代科学兴起前后落伍的原因，更在于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将具有超越这个具体题目的意义，即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问题将得到深入的研究，而这对于处于重要转折关头的当代国际社会安排自己未来的命运，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肯定地说，科学自古至今的全部发展，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文化环境。就总体意义而言，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环境是有利于科学的发展的，否则科学就不会从远古的点点星火发展成今天蔚为壮观的现代科学景观。然而，科学发展史上又有另一种情况，即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在某一种文化气氛下，科学非但得不到发展，反而会陷于停滞、倒退，甚至备受摧残的境地。换言之，某种文化环境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

在李约瑟提出这一问题20年之后，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在他与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一书中，也指出：“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所有这些都为破坏中世纪社会的基础并把欧洲投入到现代的纪元作出了贡献，它们都是中国在早得多的时候发明的，但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不稳定的作用却要小得多。相比之下，企业化的欧洲商业社会特别适合于刺激和维持近代科学在其早期阶段的动态的和创新的生长。”^[37]在这里，普利高津和他的合作者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问题，并从对比的角度分析了同样的科学所经历的两种命运。这两种不同的命运，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在稍后一点的篇幅中，普利高津还指出：“经典科学是在人和上帝的同盟所统治的文化中诞生的，人居于神明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之间，而上帝是理性的和可理解的立法者，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想象出来的最高建筑师。经典科学经历了这个文化和谐的瞬间而存在下来。这个和谐曾使哲学家和神学家有资格去从事科学活动，使科学家有资格去解释和表达有关神明在创世工作中的智慧和能力的观点。得到宗教和哲学的支持，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自给自足的，就是说它用尽了合理研究自然现象的一切可能性。”^[38]有这样的社会文化条件，近代科学在欧洲得以产生和发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任鸿隽到李约瑟，所研究的问题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换：任鸿隽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科学？”而李约瑟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在近代的科学发展为什么落后了？”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有人提出李约瑟问题是不存在的，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李约瑟混淆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以至于错误地把近代之前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西方说成是在科学上领先于西方。当然，此说成立的前提是中国古代没有发达的科学而只有发达的技术。这样又回到了任鸿隽所提出的问题——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物理学家吴大猷为代表的观点。吴大猷于1976年在《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一文中指出：“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39]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中国科学落后西方者，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视野和方法。

一是以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史家席泽宗为代表的观点。席泽宗提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是一种错觉。”^[40]他强调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讲的只是“技术的西传”，而不包括科学在内。还有，“中国人是不是只讲求实用，而忽略了基础研究，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他的举证是：在数学方面，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计算；在物理学方面，《墨经》关于几何光学的研究；在化学方面，中国的炼丹术比阿拉伯人更早地为原始形态的化学作出了贡献；在生物学方面，不仅认识到变异的普遍性，而且认识到可以利用变异材料，通过人工选择来培育新品种。中国人在天文学、地学和医药学方面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尽管席泽宗是“中国古代有科学论”者，但他同时指出：“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实际上都是指没有（伽利略所创立的）这套实验方法，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成就。我们今天理解，科学应该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成就和科学精神。”^[41]

总之，从任鸿隽问题——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到李约瑟问题——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对于这些问题解读和解答之所以众说纷纭，也由于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下对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注释】

[1]〔美〕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科学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3]将“科学”与“技术”合称为“科学技术”或简称为“科技”，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参见拙文：《“科技”一词的创用及其对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影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第5期。

[4]弗兰肯斯坦的怪物（a Frankenstein's monster）：著名电影怪物角色。这个由各部分肢体组成的人工制造的角色最初出现于雪莱夫人写的《弗兰肯斯坦》（又名《当代普罗米修斯》）一书中。在书中，弗兰肯斯坦是一个专攻神秘技术的瑞士学生，他造出了这个怪物，而最终却被他所造的这个怪物杀死。

[5]〔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6]〔苏〕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1页。

[7]〔苏〕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8]李醒民：《论文化的固有特征和研究进路》，《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9]〔法〕维克多·埃尔（Victor Hell）：《文化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0]《季羡林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北京日报》2001年9月24日。

[11]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2]同上书，第17—18页。

[13]〔英〕泰勒：《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4]〔英〕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3页。

[15]〔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16]〔美〕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7]同上书，第31—32页。

[18]〔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页。

[20]葛兆光：《文化，什么是中国的文化？》，参见《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第442页。

[21]道家学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有人认为道家的价值取向是出世的，其实“老子和孔子一样，也是入世的。老子也讲‘治天下’，他也有一个蓝图——‘治大国若烹小鲜’，只是治世的角度和孔子不一样”，参见任继愈先生的《老子译读》。

[2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6页。

[23]引自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季羡林对此语作按：“最后一句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季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既有技术，又有理论的看法，是值得讨论的。参见本章“‘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文化视角”一节。

[24]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是相互印证的，综合出技术，分析出理论。

[25]《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72页。

[26]《杨振宁科教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7]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所著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影响甚大。

[28]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29]〔英〕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第13卷，1990年第12期。

[30]《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7页。

[31]参见刘钝、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80页。

[32]魏特夫，一名魏复光，犹太裔学者，曾是马克思主义者，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权威，他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被认为是阐述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好文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便是由吴藻溪摘译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

[33]〔英〕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科学》28卷（1945）1期，第54—56页。

[34]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回顾与反思》，《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35]刘钝《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一书，精选了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文献。

[36]马克斯·韦伯作为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一生致力于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对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李约瑟的解答。

[37]〔比〕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38]同上书，第89页。

[39]《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40]席泽宗：《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共同走向科学——百名院士科技系列报告集》下册，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41]席泽宗：《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共同走向科学——百名院士科技系列报告集》下册，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