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三、文化的未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虽然斯诺是从一个较为极端的角度提出了“两种文化”的分野和隔膜问题，但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对立和排斥的现象确实存在，两种文化的分裂、抵牾乃至冲突是19世纪以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工业文明出现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产物。应该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差异、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的推动下发展的。但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达到彼此完全分裂的状态，以致不能相互沟通和交流，这就会阻碍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一种文化如果不与他种文化进行交流，就不能发展，就不能保持其时代性。民族文化是如此，作为人类文化两大基本形态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也是如此。斯诺在《再看两种文化》一文中指出：“存在两种不能交流或不交流的文化是件危险的事情。在这样一个科学能决定我们大多数人生死命运的时代，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也是危险的。科学家能出坏主意，而决策者却不能分清好的或坏的。另一方面，处于一个分裂的文化中的科学家所提供的知识有些只有他们自己懂。所有这些都使政治程序更复杂，并且在某些方面更危险，这或者是为了能避免灾难，或者是为了实现一种可以确定的社会希望——这是对我们良心和善意的挑战。”^[11]自从1959年斯诺发表著名的里德演讲到今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然而在现阶段，正如温伯格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之间误解的鸿沟依然像斯诺生活的年代那样宽。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展开以及市场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运行方式，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新世纪来临时，我们面临着政治格局的重组、经济全球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必然带来学术纲领、文化形态或文明形态的重建。美国麻理工学院的德托罗斯（Michael Dertouzos）教授说：“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300年前人类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将人文与科学分开发展，两者分割越深，人类应付复杂世界的能力就越弱。可能要花100年才能纠正这个错误。”^[12]

近些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关于两种文化及其关系的讨论不断升温。何亚平在《作为文化的科学技术》一文中认为：一、近代的社会文化是由人文文化、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构成的三元文化。二、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在进入20世纪后进一步相互交叉、渗透融合，从而形成了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新体系。因此现代社会文化又逐步演变成为由现代人文文化和现代科技文化构成的二元文化。三、未来的社会文化，则是现代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进一步整合，可称之为大科学文化。关于未来文化的这种观点，我们不妨称为“整合论”。它实际上代表了许多学者的观点，其要义是强调“21世纪的文化应该是一种整合的形态、综合的形态、统一的形态”。这里有必要对“整合论”观点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所谓“整合”即是“统一”、“合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也就意味着两者“合二而一”，成为一体，或者意味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消解。我算不上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虽然相信科学与人文在未来会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但分歧是永远会存在下去的。我认为，科学与人文应该、也可以沟通、互动、交融，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整合”。不但科学与人文无法“整合”，东西方文化乃至一切文化也都无法“整合”。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步或许是在不同观点保持“张力”的情况下发展的。

费孝通先生展望全球文化的未来时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话对于科学与人文，也完全适用。刘梦溪先生认为费老的四句话也可以说是切合今天的“四句教”，并对其作了精当的诠释^[13]。第一句话“各美其美”，指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美点。这个美不只是审美意义上的美，同时也是人性、民族文化、文明的优长点，是真、善、美的价值综合。第二句话“美人之美”，更其重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系统，看到自己的美点，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是自然的，也是比较容易的；而能够看到并且能够欣赏他人之美，则比较困难，因此就更加难得。只美自己之美，看不到他人之美，这是狭隘的文化偏见。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都自有其优长之处，不可以轻易论长短分优劣^[14]。第三句，“美美与共”，指我之美，你之美，他之美，大家融合在一起，众美交融，而不是互相冲突。最后一句，“天下大同”。这是一种期待，是思想往深远处的投射。“天下大同”作为人类的理想，尽管遥遥无期，但它是人类文明融合演化的最高点。费孝通先生的“美美与共”的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特别是在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冲突论”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有格外突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回应。费孝通先生提出“美美与共”的思想，实际上是主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大家和平相处，“美美与共”，形成一种文化的融合，甚至对未来的“天下大同”给予一定的期许。费孝通先生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来展望文化的未来，对于引导人们化解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冲突，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杨叔子院士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概括为“和而不同”^[15]，也是很有见地的。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曾经说过，如果自然科学是钥匙，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就是钥匙的使用说明书。我们可以说，钥匙和说明书各有自己的用途，虽然它们相互依赖，但不能相互代替。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叉领域耕耘，收获的是不同的果实。多年来，人们希望实现科学与人文统一的理想。实际上，我们只能从人文看科学，从科学看人文。我们期待的，不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而是促进两种文化的相互沟通、和平相处、和谐共生。

增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是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化解双方矛盾走向和平相处、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知识是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由于来自不同知识领域，人们往往依据知识的属类不同而自发地形成特定的圈子，因而其思维方式、心理、情感归属和信仰也就不同。新人文主义倡导者萨顿认为，由于缺乏了解，而互相对对方存有偏见，尤其对科学理解的片面与狭隘是造成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冲突的最本质根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矛盾，体现在承载者人身上，便是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彼此轻蔑乃至敌视的态度。科学家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毫无用场的梦想家”^[16]，科学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真正武器，人文学者的精神产品无助于改变社会现实；而“那些傲慢的文人们，即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喜欢宣称他们起的作用更高级更重要，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正是生命中永恒的要素，而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则是演进的瞬息万变的事物”^[17]。作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代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矛盾加剧了文化的分裂和隔离的倾向。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各执一端，从而造成相互攻击的现象，在萨顿看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原因在于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是片面的、有失偏颇的。“确实，大多数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遗憾地说还有不少的科学家，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18]科学对人类的功能决不只是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产品。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这些而是科学的精神。确实，对科学片面和狭隘的理解是造成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冲突的重要根源，也是阻抑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关键所在。

科学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和工具价值，这是古希腊以来科学发展的新的特点和维度。但科学的实际功用并不是科学自身，而是科学的“次生效应”或“衍生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陷入了片面的实用化的泥坑，关注和停留在其器物层面的价值上，无视或漠视科学信念、科学精神等“形而上”的超越性价值，从而造成对科学“本然”的遮蔽与遗忘。所以有的人并不反对科学教育，但他们把科学教育置于次要的地位，只看到科学在技术、功利和实用方面的价值，把科学与一切道德上、理想上和精神上重要的东西分裂开来。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科学，尤其领会科学的非物质性意义，萨顿的下面这段话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事实上，尽管很多科学发现已经产生的力量和财富远远超过《天方夜谭》故事中最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绝大多数的科学发现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这对于真正的科学家来说，这些科学发现并未因此而失掉一点儿它们的可爱之处。对他来说，科学已经产生的并更经常是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并不是主要的东西；科学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假如在他看来科学所产生的无限的力量和财富与真理的发现相比只有不大的意义——不过是副产品而已——那么真理的发现一定是非常宝贵的。然而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会对此有半点犹豫，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真理的发现比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这和美的发现与创造非常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中，报酬是同样的，即宁静地沉思那些令人心灵愉快的事情所带来的报酬。”^[19]这种在科学的探索与追求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坚韧的毅力、不屈的性格、乐观的襟怀，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灵的愉悦和情感的满足，不由分说地和人文联系在一起。超越于科学的工具理性、实用价值之上的正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自由而理性的精神，是一种不计利害追求真理的精神，科学精神倡导否定权威的平等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源于好奇心的对未知的探索，这样一种精神本身就具有积极的人文主义态度；同样，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科学的人性化一面。“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20]此外，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近代科学的产生正是人文主义精神培育的结果，人文主义精神解放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人的能动性，确立了客观世界的独立自存的地位。“科学产生于人文”，“人文是科学之母”。正是科学精神、科学的人性化、科学的人文特征，使得科学与人文之间没有不可通约的截然之别，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在本质上是人文的。科学不但教人求真，同样亦教人求善求美。那种认为科学与价值无涉、科学是纯客观中立的观念无疑是错误的，科学与人文在本质上是相通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