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研究

新闻史研究

2007年度，新闻史学研究较往年显得格外引人关注。新闻史学界在对以往研究成果充分肯定的基础上，集中展开了对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本年度的研究重心。同时，个案史、专题史、新闻界人物与具体的史实考订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形成了2007年新闻史研究蔚为壮观的景象。本文在系统考察2007年新闻学权威、核心期刊的基础上，尝试就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个案史、新闻界人物以及具体的史料的勘定与考证等方面，对该年度新闻史学研究总体状况做一梳理。

一、对新闻史研究的反思

2007年初，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了新闻史有关专家的笔谈，并将有关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等的思考刊发在《新闻大学》上，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新闻史研究与反思的热潮。同时也构成了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文章据笔者统计有数十篇，表现出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的自省与期待。

首先，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缺失，这是新闻史学科建设中的首要问题。

根据宁树藩先生的分析，造成本体意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史本身与政治思想斗争史关系密切，结果是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具体表现为:只讲宣传内容，却忽略了报刊是在怎样的宣传方针指导下运用宣传技巧和策略的，而后者恰恰是新闻史应涉及的主要内容，以政治思想斗争的线索代替新闻史发展的脉络，忽视对政治、思想发展新形势进行深入的综合考察，以揭示不同行文现象之间的联系⁽¹⁾。长期的本体意识模糊造成中国新闻史研究成为政治史、思想史的附庸，视为新闻史研究中的革命史化问题⁽²⁾。“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具体到报刊史而言，就是要分清“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历史的报刊”，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报刊的历史”，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新闻史研究的中心应是媒介本身⁽³⁾。报刊史就是确立报刊的合法主体与中心地位，围绕报刊展开史实，分析报刊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评价其意义和价值，报刊始终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⁴⁾。

这种本体意识的缺乏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新闻史照搬革命史分期法，学者们提出重新划分新闻史历史分期。黄瑚教授提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应与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他尝试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15年至1895年），第二阶段为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年至1927年），第三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年至1949年），第四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⁵⁾。丁淦林教授则提出将从1912年至1949年的新闻史由原来1956年大纲中的6个时期归纳为两个时期的尝试，即1912年至1927年为建立全国新闻制度的选择时期；1928年至1949年为两种新闻制度的形成与角逐时期。后者20多年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度过的，所以也可以称为战争中新闻传播业的艰难发展与巨大变革时期⁽⁶⁾。何种分法更符合中国新闻史本身的面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这些分期的提出无疑会促进新闻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与争鸣。

范式突破，框架调整，视角转换是学者们的共识。2007年初，丁淦林先生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明确提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范式”的观点⁽⁷⁾。吴廷俊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一种范式，可称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1956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了又一种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称为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20世纪50年代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所形成的、影响至今，50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著作都可归于此一范式之列。在梳理两范式的基础上，他继而提出应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新闻史，这包括将媒介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而不是为实现使用者目的而可任意支配和使用的工具，媒介这个主体的生存历程就是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所谓新闻史就是研究媒介生存的科学，即媒介之间的竞合及其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不断调整、不断平衡、协调发展的科学。简言之，一部新闻史就是一部新闻媒介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一部新闻媒介为争取开展正常新闻传播活动而斗争的历史⁽⁸⁾。学者表示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及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采用叙事学方法，增加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⁹⁾。同时有学者指出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所应用的学科领域的具体情况⁽¹⁰⁾。有研究者则建议将新闻传播史解构为三个子系统，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并建立起三者彼此交融统一的三维历史空间，从而将新闻传播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提升到更高的境界⁽¹¹⁾。有研究者通过具体分析清末民初时期报刊的报道内容，从职业道德规范的角度提出打破政治评价标准，采用职业道德标准重新审视与评价这一时期报刊的新视角⁽¹²⁾。

除以上几点，学者们还就治史者的个人素养与治学风气和态度进行了评说。吴廷俊指出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研究者缺乏史学意识，误以为新闻史不是历史研究，尤其是不注重史料发掘；研究者史学功力不够，缺乏应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学习。研究者应增加一点基本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史学中吸取营养，将历史学科业已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增强史学意识，提高史学功力，这恐怕是新闻史研究上新台阶必不可少的一步⁽¹³⁾。方汉奇先生则指出要引进新的方法，借鉴其他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加强个案研究，特别是重点报刊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史与过去长期被忽略和在评价上有偏颇的“中间报刊研究”，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合作⁽¹⁴⁾。

二、个案史研究

2007年新闻史研究中的热点集中在以下几个刊物上。

1．《新青年》的研究

关于《新青年》的研究，历来是史学个案研究的重点。本年度对《新青年》的研究文章有10余篇，从不同角度对该刊进行了研究。如《〈新青年〉的吸引力》一文结合当时社会政治背景评论了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不同的个人风格以及表现在《新青年》中的不同文化性格对刊物走向兴衰的影响，并指出以上的不同对不同知识群体的吸引⁽¹⁵⁾。有研究者围绕《新青年》开辟易卜生专号的历史背景、契机及对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¹⁶⁾。也有研究者对《新青年》随感录以及同期报刊上类似栏目的分析，说明它们对开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的“准公共空间”所起的作用⁽¹⁷⁾，并指明“随感录”所带来的以报刊为依托的现时代重大题材，议论时政，参与新的思想文化建构与开创新的“批判空间”的可能性。《〈新青年〉研究二题》则从该刊“欢迎来稿”到“不另购稿”这一稿源组织处理问题上进行分析，指出它所带来的从作者结构到刊物属性的变迁，并阐明了《新青年》促销策略，如:与《每周评论》、《新潮》形成群体效应，促进各自传播；与其他刊物交换广告；设“代派处”促进发行量等方法⁽¹⁸⁾。值得指出的是有研究者从文献资料整理、思想史、报刊史和社团史四个方面对有关《新青年》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¹⁹⁾。而也有从文学史、思想史角度对《新青年》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2．《良友》画报与《申报》

除《新青年》的研究外，《良友》画报与《申报》的相关研究论文也散见在学界的各类期刊中。就《良友》画报的研究而言，2007年6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合办的“《良友》画报与20世纪新闻出版文化学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有对大会概况的综述⁽²⁰⁾。有研究者从历史文化角度对《良友》画报文化地位的整体建构做了考察⁽²¹⁾，并结合《良友》画报广告文本分析其对上海消费文化空间的意义生产流程，指明它在现代性家庭生活、男女性别、文化和民族主义政治等空间中的作用⁽²²⁾。该学者还通过分析《良友》的内容选择，栏目设置，传播意旨等，剖析了《良友》画报的文化传播路径，指出其影响力源于其所秉承的出版印刷的文化经营理念；中上层消费群体受众观念和立足上海辐射全球的专业经营思想。就《良友》画报编辑策略，有研究者撰文将其概括为都市语境与启蒙语境中的编辑视野，以及它在危机语境中编辑思路的调整⁽²³⁾。

对《申报》的研究关注之一是《申报》广告专栏。王儒年通过对20世纪20—30年代《申报》广告专栏中大量图片和文字的研究，分析在国货运动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商业广告宣传，形成的各种爱国主义话语及其对当时的国民，尤其是上海民众产生的影响，揭示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下，爱国主义世俗化的一个面相⁽²⁴⁾。广告是社会经济的风向标，也是商业社会消费文化最原始的记录，有研究者撰文分析了《申报》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揭示近代女性在新旧文化中所持的消费观念和审美追求以及其所反映的近代国民的文化心态⁽²⁵⁾。另有研究者研究了《申报》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唤起民众法律意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它充分发挥了社会新闻的舆论作用，比较全面、公开地指出了清末司法体系的弊端，传播西方法律，在促进中国法制近代化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清末法制改革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²⁶⁾。

3．《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由胡适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社会影响极大的刊物，但长期以来关于它的社员究竟包括哪些人，它的主要撰稿人是何种身份，学界没有清楚的认识。有研究者依据翔实的史料就此进行了考证。内容涉及《独立评论》成立之初的成员，30年代中期后增的社员以及他们的教育从业背景，从而论证了《独立评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刊物的属性⁽²⁷⁾。有研究者以张太原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为依托，从分析该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逻辑结构与文字风格等重新检视了那个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路径⁽²⁸⁾。另有研究者将《独立评论》作者群概括为精英性和边缘性，由分析《独立评论》派对日侵华态度为基点，来展示自由知识分子在介入社会时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他们冷静理性地思考，与激昂慷慨的言论都体现了自由知识分子两重性心态⁽²⁹⁾。

除以上较为集中的几个个案史研究外，相关的个案史研究还包括《汇报》、《中国丛报》、《国风》和《人民日报》等的相关研究，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新闻界人物

有关新闻界人物的研究与往年一样是研究的中心之一，且仍然集中在民国时期著名报人的研究。

四、新闻业务史对著名报人邹韬奋的研究集中在他的办报生涯与新闻思想上。有研究者从韬奋办刊的立场、宗旨、报刊的内容、版面、栏目设置以及报刊经营等方面说明了他始终坚持的以大众为根本出发点，重视读者需要，发扬服务的精神，并将其概括为新闻报刊的大众性⁽³⁰⁾。有研究者对《生活》、《大众生活》信箱栏目的个案分析指出:韬奋的办报实践通过张扬报刊的公共性，鼓励读者的理性参与，为我国近代报刊实践公共领域作出了有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尝试，使报刊发挥了社会公器的作用同时也使社会对报刊提出了进一步的诉求⁽³¹⁾。通过对韬奋报刊活动的回溯，有人将“韬奋精神”韬奋新闻思想进行了概括⁽³²⁾。

史学研究总是透着对现实的关照，新闻史也不例外。有学者通过以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林白水被无故枪决一案反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所能够实现的社会条件，并指出新闻表达自由是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只有在健全的法制和宪政的条件下，新闻言论自由才能得以实现，政治批评，社会批判的自由才能得以实现⁽³³⁾。有学者考察了林白水白话文报刊活动，在充分肯定其以白话文报刊为阵地的对民族、民权、科学意识启蒙的历史功绩外，还从思想史、心态史、社会史等角度剖析了他的局限，使我们对林的报刊启蒙活动有了更加立体和多元的认识⁽³⁴⁾。

有研究者探讨了胡政之在《大公报》开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指出民国六七年王郅隆时期《大公报》中兴与胡政之改革密不可分，并指出这一时期在胡报业生涯中的重要地位⁽³⁵⁾，有研究者结合胡愈之在国际宣传委员会、国际新闻社、南洋商报、南洋侨报的新闻活动，对其对外传播思想进行了梳理⁽³⁶⁾。有研究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美新闻学人的命运进行了探究，分析了他们当年的留学背景和动机，考察了他们学成归国后在专业和仕途方面的作为，并指出:无论旧中国留美学人回国后作出了何种选择，有着何种政治取向，他们都参与了中国新闻学的开拓，并推动了中国新闻学与现代新闻学的接轨⁽³⁷⁾。2007年，时值《神州日报》创刊100周年，有研究者对于右任先生的报人生涯及影响做了回顾⁽³⁸⁾。有研究者对夏衍在其创办的《救亡日报》所开展的新闻传播实践做了考证与梳理，指出这些新闻传播实践在经费筹集、编者作者队伍培养、版面改革，特别是每日评报制度与以副刊养正刊的做法对今天的办报有借鉴的意义与价值⁽³⁹⁾10。

有研究者分析了“五四”作家主办报刊取得成功的经验，阐明了他们在编辑实践中所追求的品牌化、个性化，以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等理念对当下的启示⁽⁴⁰⁾11。报刊经营管理方面，“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仍然是关注的重点，研究者们继续关注胡政之的经营管理怎样使其既能够做到“文人气节”与“商业经营”的平衡，又能够依靠经营收益支撑起报纸的发展⁽⁴¹⁾。发行方面的研究，有学者描述了民国前期我国报纸发行的各种途径，以及报馆与报贩、邮局、代销处等各发行渠道之间的相互牵制⁽⁴²⁾。有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民国时期报刊读者来信栏目，认为这一时期报刊读者来信栏目的设置就以下三方面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和平台。首先，它为民众提供了交流的公共空间；鼓励和引导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并培养了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从而实现了报刊与民众的真正结合⁽⁴³⁾。民国时期报纸副刊研究一直是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有研究者梳理了民国时期报纸副刊的创作群体，刊登内容等，说明了现代传媒在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改造，文学观念的变革等方面所起的促动作用⁽⁴⁴⁾。而采访方面有研究者通过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对新闻采访史上晚清至民国这段历史时期访员—新闻记者的基本类型以及特征等问题做了探讨⁽⁴⁵⁾。有研究者考察和梳理了中国早期时政期刊中评论形态由事实性信息、交流性信息和表达效率的演变⁽⁴⁶⁾。

五、新闻思想史与学术史

有研究者基于详尽的史料，呈现给我们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报界团体组织——中国报界俱进会的源起、产生、发展与活动，并从报界结社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行为，探察其包括职业群体自认和国民意识提升两个层面的群体自觉进程，具体把握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新兴职业社团与国家政权的互动以及在此互动中报界作为一种相对特殊和独立的新兴职业群体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⁴⁷⁾。有学者回顾了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核心的客观报道思想在中国的兴衰，梳理了客观报道思想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中国新闻学构建者广泛推介并流行到20世纪40年代的边缘化的兴衰过程⁽⁴⁸⁾。有研究者通过革命和改良两派报刊的论争，剖析了清末政论报人就报刊宣传中的伦理规范问题所发表的见解，指出他们以修身为核心的媒介伦理观念所具有的缺陷⁽⁴⁹⁾。

六、史料的勘定与考证

新闻史研究属于史学研究范畴，就此而言，新闻史研究同样离不开史料，本年度对新材料的挖掘对以往误识的纠正和对媒介的考证有进一步的发展。

有研究者撰文介绍了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中国公共领域结构与发展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就其研究关注的问题、研究方法、基本观点等进行译介。这不仅增加了有关研究的文献资料，同时也指出国外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时不拘于长期定论，大量研读原始资料，关注历史现象互动以及将研究对象置入各种背景加以审视的研究方法所带给我们的启示⁽⁵⁰⁾。有笔者查阅了相关书籍和报刊，并求证于密苏里新闻大学网站发现，自1941年《大公报》获奖后，中国新闻界分别于1942年、1948年、1957年、1984年和1997年先后有五次六人获得密苏里荣誉奖章⁽⁵¹⁾。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根据《中外新报》现存的原件，江户时期日本官方删定的《官板中外新报》及当时日本知识界流传的手抄本等，对《中外新报》创刊、闭刊日期进行了一番考究和梳理，匡正了学界在对此的认识混乱⁽⁵²⁾。有学者考证了指称新闻采写编评者的“记者”一词，认为它出现在宋代的《朱子语类》中，意为“做记的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词开始进入中文报刊，并被普遍使用⁽⁵³⁾。但也有研究者就以上关于记者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提出质疑，认为“记者”一词应至迟出现于唐代，最早出现于近代的时间应为1895年冬⁽⁵⁴⁾。

七、外国新闻史研究

与往年一样，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在本年度依然薄弱，研究数量非常有限。

有研究者介绍了俄国沙皇时期两位杰出报业主苏沃林与瑟京，并简要分析了苏俄报刊史研究中的问题⁽⁵⁵⁾。有研究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19世纪英国报刊发行量上涨的原因⁽⁵⁶⁾。有研究者撰文对西方宣传概念的起源进行了考证，并就围绕这一概念不同的话语论争:人文主义对其的批判；做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宣传与专业主义宣传观进行了论述，增加了我们对西方宣传概念的了解⁽⁵⁷⁾。该学者还梳理了西方“二战”后宣传概念的变迁的两个趋势:将宣传作为中立对象的研究与将宣传作为意识形态批判武器的研究⁽⁵⁸⁾。

2007年度，围绕新闻传播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与反思构成了学术讨论的中心，寄托了研究者们对新闻史学研究的期望。具体的个案研究、史实考证等也均有进展，但重复性研究与质量较低的研究仍然存在。从研究对象来看，外国新闻史研究、国民党报刊研究、民营商业大报研究尚缺乏力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发展。

撰稿人:张妤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注释】

(1)参见郭丽华、宁树藩:《树立“本体意识”，探索新闻特性，加强新闻史学科建设——与著名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宁树藩先生一席谈》，《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2)参见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3)参见方汉奇:《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4)参见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5)参见黄瑚:《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6)参见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7)参见黄瑚:《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8)参见吴廷俊:《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9)参见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10)参见程曼丽:《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11)参见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12)参见李统兴:《革命主题下报刊职业道德问题的重新审视:以新闻史对清末民初报刊业的评价为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

(13)参见吴廷俊:《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14)参见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

(15)参见杨早:《〈新青年〉的吸引力:论陈独秀，胡适之互补》，《中国读书评论》2007年第9期。

(16)参见李启彩、田晓燕:《〈新青年〉开辟易卜生号之探究》，《前沿》2007年第5期。

(17)参见李辉:《〈新青年〉“随感录”研究》，《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18)参见郭春萍:《〈新青年〉研究二题》，《出版发行研究》2007年第10期。

(19)参见李新丽:《〈新青年〉研究综述》，《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20)参见赵云泽:《〈良友〉画报与20世纪新闻出版文化学术论坛综述》，《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21)参见吴果中:《〈良友〉画报文化地位的整体建构的历史考察》，《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22)参见吴果中:《从〈良友〉画报广告看其对上海消费文化空间的意义生产》，《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23)参见刘永:《试析〈良友〉画报的编辑视野》，《编辑之友》2007年第1期。

(24)参见王儒年:《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广告与爱国主义的世俗化》，《史林》2007年第3期。

(25)参见邹红梅、王省明:《新旧文化的碰撞:申报广告女性形象分析》，《电影文学》2007年第4期。

(26)参见章育良、陈建新:《〈申报〉与西方法文化传播:1895—1899》，《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

(27)参见张太原:《〈独立评论〉的社员及其主要撰稿人》，《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28)参见祝彦:《自由知识分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路径: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29)参见王红霞:《自由知识分子的两重性探析:以〈独立评论〉派对日本侵略态度为例》，《济宁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30)参见田锋、殷艳芳:《论邹韬奋新闻报刊活动的大众性》，《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1)参见彭垒:《中国近代报刊公共领域形成的首次成功尝试:邹韬奋和〈生活〉、〈大众生活〉的信箱栏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2)参见李献英:《邹韬奋报刊活动及“韬奋精神”略论》，《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朱小阳:《邹韬奋新闻思想探析》，《新闻界》2007年第4期。

(33)参见郭镇之:《林白水命运的历史审视》，《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

(34)参见吴廷俊、阳海洪:《林白水辛亥革命前白话报刊活动考察》，《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

(35)参见王咏梅:《胡政之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改革》，《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

(36)参见胡正强:《胡愈之对外传播思想探略》，《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37)参见张威:《旧中国留美新闻人的抉择与命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38)参见邓相超:《于右任的报人生涯》，《新闻界》2007年第2期。

(39)参见罗俊华:《夏衍与〈救亡日报〉》，《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

(40)参见廖向东:《五四作家的编辑实践与理念及其当代启示》，《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1)参见刁苏彬:《新记大公报时期的经营分析》，《安徽文学》2007年第6期。

(42)参见王润泽:《民国前期中国现代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7期。

(43)参见彭垒:《民国时期报刊读者来信栏目考察》，《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

(44)参见郭武群:《现代传媒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

(45)参见陈玉申:《论我国早期的新闻“访员”》，《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46)参见马少华:《论早期评论的发展对现代新闻周刊的贡献》，《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2期。

(47)参见赵建国:《中国报界俱进会与近代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48)参见李秀云:《客观主义报道思想在中国的兴衰》，《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

(49)参见唐海江:《政治与伦理之间:清末政论报人媒介伦理观念的政治文化反思》，《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50)参见周婷婷等:《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研究概况》，《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51)参见邓绍根:《勘误补遗:密苏里荣誉奖章与中国新闻界》，《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52)参见卓南生:《宁波最早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原件之发掘与考究》，《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

(53)参见李开军:《“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54)参见邓绍根:《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兼与李开军同志商榷》，《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55)参见赵永华:《论沙俄时期的报业主苏沃林与瑟京》，《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56)参见邓惟佳:《试析19世纪英国报纸发行量上升的原因》，《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57)参见刘海龙:《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起源与早期争论》，《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58)参见刘海龙:《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从旧宣传到新宣传》，《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