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理论研究

传播学理论研究

从研究的领域和主题看，2007年度基础传播学研究与2006年度基本相同，主要集中在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途径探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反思和探索、传播学的定位与正名、外国传播学理论研究与再阐释、跨文化传播研究这几大方面⁽¹⁾。

一、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途径探讨

传播学本来就融会了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何突破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式，从其他学科发掘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这是我国传播学界近些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许多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展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寻求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有学者提出了基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的传播学研究。现实社会中，人们接收或者发布信息活动，并非呈现单一的线性传播方式，而是一个多通路、复合的网状模式，人们可能同时在使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方式，甚至大众传播方式，因此，传播学可以借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把个体的受众看作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研究社会系统中传播机制、传播网络以及个体的信息接受方式，从而把握一个社会或社区的信息传播机制，以及不同个体或社团在特定传播网络的地位和影响⁽²⁾。也有学者则提出了社会转型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社会转型传播学”看作是“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拓展和研究的延伸。发展传播学与发展社会学相呼应，而社会转型传播学与转型社会学相呼应，它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作为大众传播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旨在建构包含技术、经济在内的、以社会文化发展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传播理论，这样，就从以发展为核心的“技术、经济决定论”转向了以“媒介话语生产”为核心的“意义构建论”⁽³⁾。

有的学者主张借鉴现象学的方法，沿着这一途径，传播学可以超越传统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形成在方法论上独立于这两大传统方法之外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现在传播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共同弊端表现在对于“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前者的思维向度是从“个别”到“一般”，关注“个别”，忽视“一般”，后者的思维向度是从“一般”到“个别”，关注“一般”，忽视“个别”，因此，经验学派的实证成果只能反映一些“片面的真理”和“局部的真实”，批判学派则以一般性的前提或教条作为逻辑起点，将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和具体性统摄于若干抽象的概念之下，而运用现象学方法及其“本质直观”思想可解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无法妥善处理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⁴⁾。

一些学者认为可以从文化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开拓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有的学者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传播学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人类学不仅与传播学之间存在着理论渊源，两者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方面具有一致性，而且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亦有适应性和有效性，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拓展传播学研究完全是可能的，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可以解决目前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⁵⁾。有学者通过对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的解读，阐述了人类传播行为与文化现象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揭示了人类学者对文化传播交流现象的探索及其研究过程的独特视野，认为这种文化学方法对传播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⁶⁾。

有的学者则从施拉姆提出的“传播的研究将成为所有社会科学见面的基础”这一论断出发，阐述了传播学研究本质——“研究人的信息化”，认为现代社会中，人的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和信息的催化和促进，并表现为人对媒介和信息的使用。将传播学定位于研究“人的信息化”这一基点上，不仅明确了传播的同一论证集合于人与媒介、信息的互动过程的理论分析上，限制将其学术范畴任意扩大化，同时又可以使传播学能成为各门社会科学之间交流、融合的一个平台，将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串联起来⁽⁷⁾。

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反思与开拓

2006年，有人曾以《中国传播理论的反思与建构》为题，介绍了几篇当年发表的有关传播学建构新思路的文章⁽⁸⁾。2007年中，一些学者继续对我国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思想。

有学者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批判性传播学派及其符号传播研究在我国兴起以来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及态势，认为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传播符号学研究基本形成了两种取向:本体论取向与方法论取向，前者探究传播符号自身的基本问题，后者则通过文本和内容分析，对各种传播现象进行解析，认为这些研究为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学科领域开辟了新的视角和思路。该学者认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总体上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它与经验传播学和批判传播学鼎足而立，同时又互相渗透，彼此勾连⁽⁹⁾。

有学者撰文回顾了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的重要影响，认为他的《传播学概论》和他在中国香港、中国内地的学术活动对中国传播学的启蒙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施拉姆的研究的多学科融合、服务实践、重视受众等特点为中国传播学提供了启示。文章还对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译本的一些翻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¹⁰⁾。

有学者对我国目前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状况作了评估，认为普遍存在着“研究泛化、浅层次化、实用化”倾向，冠以“某某传播学”的论著只是简单地在5W框架下把传播学的概念与相关学科结合，有独到见解、有系统观点的学术成果不多，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反而冲淡了传播学本身的学术构架和理论话语。该学者还认为，以本身的理论建构为主的跨学科传播学本源研究来说，传播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相结合上来，以信息及其量的研究作为核心，与符号及其意义建构联系起来，把信息传播看作是利用各种符号传递意义的过程⁽¹¹⁾。

有学者认为，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手段，深刻改变了传播学研究的体系，也催生了新的研究方法，其重要表征就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都发生了转变。由于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关系是在竞争中共生存，于渗透中齐发展，这种传媒格局必然促进传统传播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深刻反思和积极创新，最终促使传播学新的研究方法的创生⁽¹²⁾。

另外还有几篇文章在反思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想或建议。有的就我国传播学界“传播批判理论”术语使用混乱问题，讨论并界定了三个基本概念:批判、批判理论和传播批判理论。该文章认为，传播批判理论与经验传播学研究之间的本质区别，既表现在传播批判理论所一贯倚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也表现在传播批判理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上；传播批判理论重点研究的是传播的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更关心谁控制大众传播体制的问题，更多地从宏观层面来设问并构建其理论。因此，建议在传播学研究当中使用“传播批判理论”，尽量避免不确定的“批判学派”这一概念⁽¹³⁾。有文章提出了一种“传播元理论视野下的传播理论框架”。该文章批评了我国的传播学界只注重“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而忽视对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探索，他们认为需要建立以“人—媒介—社会”为基点的、由传播学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构成的传播理论框架⁽¹⁴⁾。还有文章指出，我国的传播学著作中一方面普遍接受拉斯韦尔所提出的五大课题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又将传播功能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导致传播功能研究的地位、传播功能研究与五大课题的关系模糊不清。该文章指出，传播功能分析的关键问题往往集中于探究传播活动的社会效果方面，传播效果研究的各种理论也都包含一定的传播社会功能观，因此，功能与效果之间很大程度是相通的，而把传播功能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联系起来，可以为传播功能研究找到准确的学科定位，也可以加深对传播效果理论的认识与理解⁽¹⁵⁾。

还有学者就“传播即博弈”的观点组织博士生进行了笔谈，希望能引导传播学界关注这类新问题。笔谈显示出共同的意向性观点。在笔谈中，有人认为，尽管博弈论不是针对传播产生的，但可以有效地应用于研究媒介市场竞争、研究受众选择行为等领域，因此它为传播学研究带来新视野；更多的人则认为，只有在人际传播中的某些条件下传者与受者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博弈论不适合大众传播，也不适合所有的人际传播，因此博弈论在传播研究中的运用是有一定前提的，不能将传播泛化为博弈，更不能将传播等同与博弈⁽¹⁶⁾。

三、传播学的定位与正名

传播学的定位以及它与新闻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学界争论的话题，尽管经过了几年的论争，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2007年中，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了深入的探讨。

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呈现出“传播学热”，但传播学研究总体上呈现“一般化”、“西方化”的特征，在众多的传播学成果中，真正属于我国传播学者独自研究心得和创造性的成果较少，特别是能够结合我国国情，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解决我国新闻传播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少。该学者主张，我国传播学的学术定位应该是:立足于我国国情，从满足传媒业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开展学术研究，为党和政府的执政决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以此为定位，传播学研究就需要独立思考，多在中国传播学的理论“个性化”和“本土化”上下工夫，还要处理好与新闻学的关系，彼此借鉴，共同繁荣⁽¹⁷⁾。

一些学者就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学科领域和彼此关系之争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在考察了传播学、新闻学院系名称和涵盖范围的发展和沿革过程后指出:传播学刚兴起时，被置于新闻学之中，使得新闻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后来传播学发展，更多冠以“传播”的院系和刊物包含了新闻学的专业和内容，于是“传播学”概念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别。目前国内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领域之争，很大程度上是传播学的“一词两意”引起的。该学者提出了“正名三措施”:①把整个学科命名为“传播学”。②把“（狭义）传播学”更名为“基础传播学”。③把“新闻学”（内含报刊新闻学，广电新闻学和网络新闻学，等等）、“基础传播学”（即现行的狭义传播学）、“公关学”、“广告学”等明列为“传播学”的子学科⁽¹⁸⁾。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学科定义有别，根源有异，有着不同的学科特质，它们之间存在某种互补性。新闻学属人文学科，需要汲取传播学的学术精髓；传播学属社会科学，也需要吸取新闻学的人文关怀。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促进”，共谋“和谐发展”⁽¹⁹⁾。还有学者在回顾论争历程、梳理各派论点的基础上，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论争中的“拓展论”（抹杀传播学学科特点）、“取代论”（含“消亡论”，悲观预测新闻学发展前景）、“融合论”（受学科名称误导）、“融入论”（含“部分融入论”，混淆研究对象关系与学科关系）、“各自发展论”（割裂新闻学与传播学联系）、“协同发展论”（承认新闻学与传播学区别和联系的）等六种论点进行了辨析，认为“协同发展论”才是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是处理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正确选择⁽²⁰⁾。

一些学者对传播、新闻与宣传几个概念进行了辨析。有学者针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²¹⁾一书中“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宣传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尽管宣传和传播都需要利用大众媒体，但两者有着根本区别，宣传具有单向性、说服性和控制性特征，不同于传播所强调的对等性、透明性、交流性等特征，因此不能把传播与宣传混为一谈⁽²²⁾。有的学者则对“宣传”、“新闻”、“传播”三个概念作了辨析，认为传播是人们使用符号通过某种媒介来相互交流信息的活动，包含宣传活动和新闻活动，因此传播是属概念，宣传和新闻是其种概念；而新闻与宣传是两个交叉关系的概念，其中有一些既是新闻又是宣传的活动，但两者在及时性、真实性、倾向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它们的价值导向也是不同的⁽²³⁾。

四、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近几年来，我国的传播学界开始比较理性地对待外国传播学理论和思想，从更大的背景中去研究和考量这些理论和思想，力求把握其中的深层含义。

有学者以哲学层面上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两种思潮的分歧为参照，分析比较了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不同偏向，以及这种偏向产生的根源、后果和发展趋向，指出这两个学派的对立根源就在于各自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预设，方法论上的分歧则表现为是坚持实证主义还是趋向于人文主义，并认为尽管这两个学派在哲学思想、方法论上存在差异，但两者是可以融合的，经验主义需要借用批判学派的理论来增加自身阐释的张力；而批判学派则需要用经验的方法来丰富、矫正并支持它的某些理论假设。⁽²⁴⁾

有学者对传播学界公认的四大奠基人的认定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施拉姆确定这四人为奠基人的标准并非完全是研究成果和对传播理论、方法的贡献，而是受美国“二战”前后的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控制等因素的引导，从而影响了他对传播学研究的价值认同。这使得施拉姆考虑传播学的奠基者时，把成果卓越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抛在了一边，而他对于传播学奠基人“分封”偏好，框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藩篱，封杀了传播学许多可能的开拓，对传播学的全面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该学者认为，如果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传播活动，传播学研究就有可能走出“五W”模式的狭窄天地，走向更为宏观的研究方向⁽²⁵⁾。

也有学者对近几年来新闻传播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框架分析”理论作了概念上澄清，从戈夫曼对于“框架”的定义入手，考察框架分析在新闻生产、媒体内容和传播效果三大研究领域内各自的应用，认为新闻生产和媒体内容两个研究领域内的框架分析往往也是批判研究，而在效果研究领域内，框架分析则通常遵循实证主义范式，由此可见，框架分析是一种多领域、多范式的研究，而出色的框架分析，应该对各种数据和资料提供深入的解释，不一定采取批判或保守的研究立场⁽²⁶⁾。

有学者认为，就当代主流传播理论而言，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意味着某种革命性的转向，它扬弃了近代认识论“主体—客体”认识模式，转向了“主体—主体”认识模式。这种强调“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观念，完全不同于传统认识论，它不再将认知关系限定在单一主体对单一客体之内，不再把信息传授的认知活动及其发展过程视为主客体间的回环往复，因此交往行动理论可以用以解释传统传播学理论忽视的或难以解释的许多传播现象⁽²⁷⁾。

人际传播是人类交往最原初、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形式，即使在大众媒体无处不在的今天，人际传播仍然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发挥重要的功能，这些年来，人际传播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有学者对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问题和由来作了深入的探讨，根据人际传播研究上两种最为基本的知识分野——人文主义传统和社会学关照，分析了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各个里程碑式阶段的主要研究议题与方法，认为现代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人际传播的方式、功能、内容、模式，也赋予人际传播许多新的内容、形式和意义，无论从全球还是中国的现实看，加强人际传播研究都十分必要⁽²⁸⁾。

这几年，我国传播学界对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和成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2007年也有几篇文章专门探讨芝加哥学派一些重要学者的传播学思想和成就。有的学者对库利的社会传播观中的“镜中之我”（the　looking－glass　self）、“首属团体”（primary　group）概念和“有机的公众舆论”思想作了阐释，认为库利的社会传播观是有机的整体观，体现出将传播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综合看待的思想；库利将人际传播看作是人个性构成的中心，是他的社会传播观的重要关注点；库利对现代传播及其意义研究与现代传播学研究更为接近，更触及传播现象的实质⁽²⁹⁾。有的学者探讨了帕克的传播思想，认为帕克的重要思想在于强调传播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把传播看作是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的过程，而他对报纸和民意、集体行为等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对今天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仍有参考价值⁽³⁰⁾。

詹姆斯·凯瑞是有着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渊源的传播学者，有文章对凯瑞传播仪式观作了解读，认为，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文化共享过程，强调的不是信息传播在空间上的扩散功能，而是信息传播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持和整合功能，凯瑞传播“仪式观”体现了与占主导地位的“传递观”截然不同的传播思想，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³¹⁾。也有文章根据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描述以及詹姆斯·凯瑞对传播仪式观的论述，区分了传播传递观与传播仪式观在目的性意义上的分野，探讨了仪式传播观在传播学学理中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现实文化意义⁽³²⁾。

另外，还有文章对2000年到2005年期间美国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以及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两份期刊中关于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四篇综述文章作了再综述，提供了许多有关美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信息。该文提供的信息点有:①量化研究在美国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而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尝试没有多大进展；②21世纪最初几年，框架理论、涵化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偏向于意义、心理和长期效果的理论已经代替了议题设置和使用满足理论而成为最常用理论，出现了从传播效果研究朝理解和意义转向的研究迹象；③传播学借用最多的学科依次为心理学、跨学科哲学学派和范式、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控制论和生物学；④依赖于情景设计的实验方法逐渐增多，实证经验研究的重要基石——对普适性价值和中立法则的追求正在被削弱⁽³³⁾。

五、跨文化传播研究

随着全球一体化继续推进，跨文化交流呈现出愈加繁盛的景象，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成了传播学的重要课题。2007年，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

有学者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作了初步的梳理、概括和思考。文章通过分析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界定，提炼出“过程视点”、“关系视点”、“意义视点”和“消费视点”的立体认识维度，认为跨文化传播学是以内涵文化和传播双焦点的文化他者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领域的思想成果，研究文化在人、组织、机构、国家等层面的传播过程和规律，以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基础性和调解性作用，并探讨在新的文化主体和新的知识的生产基础上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合作、共存、共荣的可能与机制的一门交叉学科⁽³⁴⁾。

有的学者对霍尔的语境控制理论（高语境与低语境）作了深入的理解和阐释，指出霍尔的语境理论更多是从“语境的传播”角度，而不是从“传播中的语境”角度来分析语境的结构差异，旨在说明一定交流活动中的语境是怎样构成的，这种构成具有什么样的传播意义，而“高语境”和“低语境”的划分，只是将语境放在传播活动中做进一步研究的理论起点。该学者认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霍尔对文化功能的阐释，更突出其选择性、控制性特征，而霍尔的语境控制理论本身没有特别强调文化类型背景，也没有绝对的文化限制的内容，由于语境类型和相应信息变量也是跨文化传播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霍尔的语境控制理论同样适合跨文化传播研究⁽³⁵⁾。

有不少文章论述了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一些跨文化传播问题。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传播全球化扩展了全球不同文化的广泛交流与分享，对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基础进行具有科学意义的“知识整合”，已经成为建设“科学共同体”面临的任务，因此，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努力建构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学科体系，要发挥该领域理论开放性和思想灵活性的学术传统，运用综合学科视角进行“知识整合”，寻求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点，建立和完善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科话语体系和逻辑范畴，为跨文化传播“科学共同体”的建设和本土化研究的拓展、深化做出实质贡献⁽³⁶⁾。有文章则立足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意义和实践价值，及其在理论建构、研究方法等方面所提供的基础性贡献，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全球化背景的社会交往活动涉及的社会关系、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念体系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主张跨文化传播研究要充分关注人类不同文化之间，以及文化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全体成员的关系与交往，充分重视全球社会中各种不同文化的特质和选择，研究者要带着自己的“问题视域”进入生活实践，以多元、多维的学术话语和学科知识，在与现实问题的对话中达到“视域融合”，在视域的遭遇、交融与沟通中发现并揭示新的意义，从而建构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学科体系⁽³⁷⁾。

有学者认为，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不仅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而且成为当今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两种情况，而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的总体性趋势，在各种文化互相冲击、交流、对话、融合的过程中，每一种不同质的文化若要更好地发展，必须会运用理性的力量，进行文化选择，这就需要文化主体给予自身已有文化一个客观、全面、辩证的认识，并对未来文化发展的模式给予清晰、准确、合理的定位；而文化选择的前提则是文化自觉，这就需要文化主体通过反省途径来认识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产生的必然趋势，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付诸实践⁽³⁸⁾。有的学者则从博弈论视角分析了跨文化传播的力量角逐，认为日新月异的大众传播技术以及具有全球野心的跨国媒体的出现，大众传媒策略和呈现在受众面前的表象就是词语的政治，其中隐含和建构的是文明的神话，而整个的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就是一个话语的战场，因此，我们在考察当前的跨文化传播中诸多力量的分支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殖民主义的大文化背景，跨文化的传播往往是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教育、传播、博物等传授结果进行颠覆的过程，而当殖民主义话语从政治上征服了本土统治阶层后，就会从边缘话语跃升为主流话语⁽³⁹⁾。还有学者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以及他关于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战场的文化概念入手，探讨其对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文化问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认为沃勒斯坦有关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主体、普遍主义与种族主义、资本全球化等问题及其影响的思想认识，为我们思考研究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示⁽⁴⁰⁾。

有学者指出并阐释了目前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存在的三个悖论:知识悖论——知识开阔人们的眼界，也造成人们的偏见；跨文化悖论——想“跨”出，却无力；被“跨”入，心不甘；符号悖论——符号既促进了理解又加深了隔阂，认为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研究领域的界定、理论范式、实践指南等尚未明确，跨文化传播学教育上相对滞后，跨文化传播理论缺少创新等，因此，我国的传播学科发展不仅要重视学术积累，还要更加积极创立出本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要加快跨文化传播的教育体系建设⁽⁴¹⁾。

六、我国传播学研究现状评价

从2007年甚至本世纪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看，毫无疑问，中国传播学经过了30年左右的发展，我们不仅对传播学科有了更全面的国际视野，而且对学科的性质有了更深切把握，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大量理论性的和应用性的研究成果，不论从量的角度还是质的角度看，传播学在我国已呈现出作为一个比较成熟学科的特征。这样断言，主要是依据传播学研究的以下几个转向:

第一，我们从传播学理论和概念的引进、阐释转向了对各种学派、理论和方法的反思、批评。这是对待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思想的学术态度的转向，非常可喜。这几年来，我们在把握传播学的本质、对象和使命的基础上，不仅对传播学的两大主流学派——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作了深入的研讨，厘清它们各自的哲学背景，评判它们各自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长短和彼此的互补性，在意识到经验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在传播学研究上的不足后，对具有社会和人文关怀的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思想和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学术兴趣。这在2007年的研究成果中表现得非常显著，这一转向以及带来的成果，表明我国传播学界已经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第二，我们从对外国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依赖开始转向自己传播学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探索。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学者尝试将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嫁接到传播学研究的园地中，另一方面，我们听到关于中国传播学的定位、个性化和本土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切，理论创新和本土化已成为了我国传播学界的共同意识，而创新实践也反映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上。

第三，我们对传播活动的认识和研究呈现出从“传递观”转向“交往观”的迹象。不论是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主导的经验学派，还是以媒介文化批判为主导的批判学派，他们所做各种研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视线，即大众媒体向受众传递信息的传递观视线。这种对传播活动片面认识的传递观，长期来误导了人们对传播功能的认知，也干扰了传播研究者的注意力。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的一种觉醒，一种关注传播活动在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国际关系中的调节功能的觉醒，这使得我们对人类传播活动有更加全面的认识。2007年我国传播学研究呈现出的这种转向迹象，不仅表现在我国学者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传播观、对传播“仪式观”的浓厚兴趣上，也表现在对人际传播的重新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功能的再认识和相应研究上，在上面第一节“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途径探讨”和第六节“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各观点概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现状不容乐观。从2007年以及前几年的研究成果看，至少有以下遗憾，这里提出来供学界参考。

第一，许多学者对传播学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有很多有益的思想，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只是停留在我们“应该”或“可以”怎么做的想法（idea）而已，没有一个详细的操作框架（frame），更没有实施具体的研究行动（action）。这导致想法很多，看上去很热闹，但最后没有人去实行这些想法。一般来说，一个假说或一种思想的认可，不仅需要充分的论证，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去证实它，但我们这方面做得比较少，这可能同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有关，而潜意识中则是“智者”和精英自居的学术姿态。

第二，2007年的传播学研究依然存在着重论述、轻证实的现象，其结果是“观点”不少，但结论很少。我们知道，提出观点并不难，难的是论证或证实这些观点，使观点成为结论。观点还不是知识，只有被充分论证或被证实的观点才是知识，我国传播学研究如何为传播学科建设添砖加瓦，对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这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三，前几年，我国传播学界对传播理论创新和本土化问题有过讨论，大家都意识到本土化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2007年的研究成果看，反思和开拓意识依然很强，但基本上还是在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做一些梳理或正本清源的工作，本土特色的创新成果很少看到。理论创新不能依赖概念演绎和直觉经验，可能需要我们先做一些实际的研究，尤其是需要对传播实践中一些大型事件或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从传播实践中去寻求理论创新和理论本土化的切口。

在传播学引进30年来临之际，面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也不能悲观丧志，而是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评估，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我们相信只要大家脚踏实地、协力合作，中国传播学建设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

撰稿人:陈月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宁波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注释】

(1)参阅童兵:《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传播学研究》（2007），复旦大学出版社；李彬、曹书乐:《2006年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综述》，《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2)参见吴飞:《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参见姚君喜:《社会转型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

(4)参见范龙:《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参见梅琼林、连水兴:《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6)参见胡河宁:《文化:理解人类传播行为的密码》，《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

(7)参见庹继光、吴定勇:《从施拉姆的论断看传播学新使命——兼论“传播学的本质:研究人的信息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9期。

(8)参见连水兴:《中国传播理论的反思与建构》，《东南传播》2007年第1期。

(9)参见李彬:《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10)参见龚文庠:《论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11)参见严功军:《中国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反思》，《新闻界》2007年第4期。

(12)参见梅琼林、沈爱君:《传播学研究方法新向度与新媒介环境》，《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3)参见杨华:《传播批判理论研究三题》，《新闻界》2007年第5期。

(14)参见吴毅斐、庄术梅:《传播元理论视野下的传播理论框架传》，《青年记者》2007年第2—3期。

(15)参见高海波:《传播功能研究新论》，《新闻界》2007年第2期。

(16)参见陈力丹主持:《传播即博弈吗？——关于传播与博弈关系的讨论》，《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17)参见郑保卫:《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个新闻学者的传播学观察》，《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

(18)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参见邓涛、强月新:《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初探》，《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0)参见唐远清:《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辨析》，《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

(21)参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2)参见段京肃:《“宣传”不等于“传播”》，《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23)参见林之达:《宣传、新闻、传播三概念辨析》，《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

(24)参见梅琼林:《方法论: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5)参见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26)参见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27)参见姚冰:《传播学研究视野中的交往行动理论》，《东南传播》2007年第5期。

(28)参见胡春阳:《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问题系及其由来》，《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29)参见于泳:《浅析查尔斯·霍顿·库利的社会传播观》，《中国电力教育》2007年第11期。

(30)参见庄新红:《“第一位大众传播研究者”——帕克传播思想探析》，《东南传播》2007年第10期；姚鹭鹭:《罗伯特·帕克学术思想初探》，《东南传播》2007年第4期。

(31)参见张建中:《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32)参见朱杰:《仪式传播观浅议》，《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

(33)参见潘霁:《美国传播学期刊综述文章的综述》，《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34)参见姜飞:《从学术前沿回到学理基础——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3期。

(35)参见刘坚、程力:《语境控制理论的跨文化传播意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6)参见孙英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知识整合”》，《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

(37)参见孙英春:《全球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视域”》，《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8)参见王金会:《跨文化传播下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自觉》，《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9)参见姜飞:《试析当前跨文化传播中力量的博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5期。

(40)参见纪莉:《资本全球化视域中的文化同一性探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及其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41)参见刘洪:《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三个悖论》，《求索》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