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理论研究

媒介理论研究

媒介是什么？媒介到底在人类的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媒介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007年，有许多学者对媒介进行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反思，也有学者考察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学者关注了新媒介产生的意义。

一、国外媒介理论的回响

麦克卢汉是媒介研究的一位重要学者，有学者对麦克卢汉的观点进行了新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网络带给人们的新的尺度就是平等和自由。在未有网络之前人们是无法想象人类社会中会平等和自由到如此程度。网络的出现营造出了一个重新部落化的，近乎于原始社会的，几乎是人人平等的虚拟社会⁽¹⁾。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媒介是一种清晰度很低、使人深度介入的冷媒介。有文章分析了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研究者认为电视是冷的，它需要人的深度参与。正是电视的冷媒介电视节目中互动环节的增加为电视台带来可观的收视率。文章认为冷媒介理论促进了数字电视的发展⁽²⁾。

有学者撰文指出，英尼斯认为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英尼斯认为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许多因素。由此观之，后人给他和麦克卢汉强加的帽子“媒介决定论”是不妥当的⁽³⁾。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消逝的童年》中提出了两个命题:印刷媒介有效地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相隔离，由此发明了童年；而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模糊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界限，由此导致童年的消逝。有文章借鉴该理论分析了电视对儿童的影响，认为首先是电视传播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提供儿童成熟的理性；其次是电视导致了个性的消失；再次，电视模糊了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⁴⁾。有文章对波兹曼的媒介技术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垄断的文化是以信息过载和无法筛选、评价信息为特征，由此带来的是文化AIDS（反信息缺乏综合征）。文章认为，新的电子媒介和图像革命使得儿童存在的三个主要的条件——文字、学校和羞耻心正在丧失，今天印刷文字已经无法抵抗图像的侵袭，电视凭借其对各种声画技术的综合利用使观众逐渐屈服于其娱乐的话语力量之下，这些造成了童年消逝。另外，在技术垄断的蔓延中，教育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教育和学习受到技术的操纵，改变了本来的性质，由此带来了教育的终结⁽⁵⁾。

有研究者认为，作为权威的媒介理论家和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他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基于麦克卢汉理论的媒介理论。文章认为，鲍德里亚用“仿真”、“超现实”、“内爆”描绘了一个由高科技传媒手段所主宰的后现代社会图景。但是，他的媒介理论过多地强调了媒介的技术形式和效果，贬抑了媒介的内容和语境⁽⁶⁾。另外，有研究者认为鲍德里亚的“仿真”、“超真实”和“内爆”的后现代媒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概念，去分析大众媒介所造成的后果，并成为我们进行现实批判的有力武器。他对媒介技术变革社会的力量做了极端和夸张式的论断，虽有些武断和偏执，但其理论会引导人们去思考媒介技术和社会、媒介技术和人、媒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给我们的启发远远大于他的理论带给我们的悲观式的恐惧⁽⁷⁾。

有学者研究了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思想的理论。勒纳认为大众传播有助于社会整合和资源整合，有助于刺激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更有助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播新的价值观念和新事物。文章还探讨了依附理论。文章认为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①传播技术的依附；②发展资金的依附；③传播制度的依附；④传播内容的依附；⑤广告的依附。文章认为由于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端于美国的发展传播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促进社会发展。在发展传播学的传统中，其理论焦点始终是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⁸⁾。

二、电子媒介文化

电子文化既是一个相对于口传文化、印刷文化而言的文化类型，也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一场文化运动。有文章研究了电子文化以后认为，作为一种文化运动，电子文化以电话、电报为肇端，以电影和电视为核心，以现代网络为代表，在“二战”后迅速影响到哲学和美学观念、思维与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章论述了电子文化呈现出的五大伦理特征，即伦理环境的信息化、伦理观念的大众化、伦理实践的商业化、伦理主体的虚拟化、伦理意识的双重性等，最后文章还据此提出了解决电子文化伦理问题的基本思路⁽⁹⁾。

梅琼林、袁光锋两位研究者探讨了电子媒介时代的速度文化问题。文章认为，人类的传播史就是不断提高传播速度，摆脱时空束缚，从而实现自由传播的历史。用“时间消灭空间”是现代传播的信条。当前，电子媒介的传播速度已经达到了“极速”，速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生机。文章以速度为核心，对当前传播过程中的时空观念、历史意识、民族国家观念、主体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后认为，电子媒介的传播速度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传播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操纵，这是现代传播文明的一个悖论⁽¹⁰⁾。

电子媒介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主流媒介之一，影响和制约着审美文化的发展。有文章分析了电子媒介后认为，从消极方面看，电子媒介以其商业性和大众化让审美文化沦于庸俗化，不断消解审美文化；从积极方面看，电子媒介从内涵的深度和外延的广度拓展和重构审美文化。不论是消解还是重构，都是审美文化借助电子媒介向现代转型的必由路径，关键是理性分析对待，唯有如此，才能早日构建起社会主义的现代审美文化⁽¹¹⁾。

三、关于新媒介的理论思考

在宏观层面上，胡泳探讨了共有媒体的问题。胡泳认为各种基于数字技术的集体制作，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就是“共有媒体”，“共有媒体”具有超文本、多媒体和互动性三大特征。在Web2．0时代，“共有媒体”意味着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体系的升级换代，即从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着集中控制的体系和广大用户集体智能和力量主导的体系。它赋予了媒体公众的视角⁽¹²⁾。

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各种数字媒介的出现和媒介整合的进一步深入，传播的对媒介的定义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实践。文章在回顾和分析媒介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对媒介的定义作了新的解读，指出“媒介”的内涵逐步走向“软化”的趋势⁽¹³⁾。有学者对新媒介的出现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解释，指出生物和媒介进化都是历史的过程。文章认为进化改变的环境:物种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媒介改变了社会⁽¹⁴⁾。

在微观层面上，有研究者探讨了手机媒介。文章认为手机作为信息工具身份的兴起和普及，有可能改善和重组社会阶层的分布。而手机造成的“去中心化”传播格局，使权力相对影响降低，原本可能被常规的大众媒介过滤和控制的信息得以在人际传播网络中找到扩散的途径。与此相应，国家政策、传媒格局和传播理念需要有相应的变化与调整⁽¹⁵⁾。由于网络具有自由性、互动性、及时性、开放性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性，人们希望网络可以打破政府的权力和知识垄断，打破经济势力对网络的控制，从而把人们带入一个拥有广泛政治参与的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之中。然而，有研究者认为，与传统媒体一样，网络的发展受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控制，它的发展并不是自由和随意的⁽¹⁶⁾。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许多具有突破性的观点和理论影响着人们对科技、媒介和生活方式的理解，随着新型传媒技术的发展和趋于大众化，特别是网络“播客”文化的兴起，有文章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再一次解读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¹⁷⁾。博客作为一种网络新传播模式，正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有研究者指出，博客有利于促成平民话语权的实现、受众向传播者的身份转化、博客作者主体独立性的构建。文章同时指出博客的缺点是:信息平台兼容公共性与私密性的传播特点，现实世界的名人效应在网络博客世界中的延伸与放大，以及商业、政治力量的介入等等，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博客的积极作用，并影响到了博客的未来发展远景⁽¹⁸⁾。

夏光富对网络媒介与社会文化整合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社会文化整合包括一定社会文化体系内部，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以及社会文化转型中新旧的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整合等不同侧面。网络媒介具有超时空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这种特性导致网络媒介对社会文化的整合产生独特的影响。文章呼吁要以科学，积极和创新的态度，用先进的传播技术传播先进的文化，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远大目标⁽¹⁹⁾。

四、文化视野中的媒介

詹姆斯·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传播“仪式观”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他本人也成为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媒介理论研究复兴的一个主要推动者。2007年，有文章从传播仪式观、传播技术、新闻教育与民主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²⁰⁾。有研究者借丹尼尔·戴扬“媒介事件”理论解剖春晚电视现象。文章认为春晚在一个特殊时间——除夕之夜播出，观众多、影响大，评价不一。本文追究原因，认为春晚负载传统和时代双重主题，建立起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节日世界，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央视集组织、表演、播出、宣传多种功能于一身，试图建立春晚的意义及表达，此意义因观众的主动收视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²¹⁾。有文章探讨了媒介仪式问题。文章认为，仪式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成为传播学所关注的对象。尤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一种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仪式”，在构筑“认同的空间”，提供“认同的力量”方面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对“拜祖大典”、“中国记忆”、“香港回归”等媒介仪式的考察，探讨了“媒介仪式”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²²⁾。隋岩探讨了媒介与艺术的关系。文章认为，每一种新媒介都会引发艺术的变革。媒介是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媒介改变了艺术的创作，传播和接受过程，改变了艺术的媒介呈现方式，而艺术的媒介呈现方式又改变了艺术的本体性存在，使艺术获得独特的传播魅力。文章还认为，热媒介的机械性，类型化，复制性迎合了大众文化的需求和特性，其抑制受众创造性，传播内容平面性的特点与大众文化的商业营销和社会控制的目的不谋而合。大众文化多倾向于热媒介，精英艺术偏向于冷媒介⁽²³⁾。

有文章在梳理我国媒介文化娱乐化演进历程的基础上，选取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两种理论视角，对传媒娱乐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文化研究学派从文本意义的建构和解构，以及受众对文本的解读等视角出发解析了传媒娱乐化现象。文章提出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来审视传媒娱乐化现象，首先须将研究目光聚焦到媒介机构上，将它看作是创造利润的经济组织。其次，要厘清政治、经济等社会权力体系是如何影响娱乐文本的生产及流通的。最后，审视大众传媒娱乐化将由此给公共利益、社会民主等造成怎样的影响⁽²⁴⁾。有文章分析了媒介中的“恶搞”现象。文章认为后现代主义媒介文本的宗旨就是娱乐和颠覆，并意欲填平雅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现代主义有明显的精英意识，甚至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后现代主义则与商品和消费合拍，极力驱逐精英和高尚，指向通俗。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从节目上来区分受众的身份特征，娱乐题材和商业题材影视文本顺应“西风”东渐，正冲破意识形态的强化机制大胆突围而日益主流化。后现代精神早已潜移默化地使得当今的媒介文本不能再用传统的艺术理论对其加以阐释⁽²⁵⁾。

五、媒介的生存环境

2007年有文章介绍了媒介生存的环境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大众传媒存在于一定的传媒生态环境中，社会构成了媒介赖以生存的现实环境。文章以媒介生态的视阈全面分析，反思了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寻了传媒业科学增长规律，建构了传媒业发展的多维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构建了传媒业科学发展的系统观、创新观、和谐观、全球观和人本观⁽²⁶⁾。有文章认为作为当代西方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媒介生态学采用生态学的概念，将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以及结构对人类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释技术和文化的关系，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并带来一系列的偏向。它创立了全新的研究模式框架，以努力研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问题，维护宏观与微观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²⁷⁾。有研究者根据“传播与文化同构”的原理，剖析了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均是特定时期的文化表现，认为尽管媒介的发展遵循政治、市场、技术、历史等方方面面逻辑，但其中内在的逻辑是文化逻辑。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浮现的消费主义社会。消费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传媒的发展顺应着消费主义文化逻辑，表现出四个特点，即平民化（大众化）、生活化、时尚化和全球化。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了中国传媒文化应该具有的价值取向:反抗奴役与异化⁽²⁸⁾。有研究者分析了海外华文传媒的文化焦虑意识问题。文章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焦虑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深度分析了海外华文传媒的语言危机、发展危机、生存危机，认为这些表征形态的内在机制是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问题⁽²⁹⁾。

六、媒介的融合

有文章分析了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文章指出媒介融合并不仅仅指媒介产业内部各不同形态媒介间的融合，它还包括媒介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整合。媒介融合会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带来一些变化，对传媒产业的发展以及政府规制都会具有一定的影响:①促进媒介产业结构高级化；②推动传媒规制改革；③拓宽传媒盈利模式；④催生新的传媒服务理念⁽³⁰⁾。有学者指出，在媒介融合时代，信息生产与发布的技术更为多样、复杂，流通的渠道更为多元、便捷。传统媒体单一的生产制作及传输平台，已经不合时宜，如果依旧坚持单打独斗，传统媒体则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文章以广播媒体为例，指出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广播不仅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还可以借助于网络进行资源的整合，形成规模经营。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提高服务质量⁽³¹⁾。高钢认为，媒体融合是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其趋势性特征表现为: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媒体融合本质上不是抑制和同化个性信息需求，而是培植和满足个性信息需求；不是排斥传统媒体，而是优化传统媒体的功能；不是一个定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进程。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媒市场化的进程将新闻传播推进到一个革命性变化的临界点⁽³²⁾。蔡雯指出，伴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的发展，新闻传播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上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我国，“融合媒介”是一个刚刚进入人们视野的新课题，一些传统媒介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开始与新媒介联合，并由此开始了数字化生存和跨媒介发展的历程。文章从新闻信源结构的改变与新闻传播主体的变化、新闻媒介组织结构的改变与工作流程的变化、新闻载体性能的改变与新闻传播方式的变化分析了“融合新闻”特点，并对我国发展融合媒介给予了建议⁽³³⁾。

七、传播媒介与社会

邵培仁分析说媒介恐慌论和媒介恐怖论源于世界恐怖主义日益膨胀的威胁和媒介世界浓厚的暴力氛围。文章认为，媒介恐慌论作为一种研究恐怖报道与恐慌心理关系的媒介理论，虽然可以在中国文字诞生时发现它的起源，在魔弹效果论中看到它的发展，但却是随着“9·11”事件的爆发才成为真正的学术话题的。文章分析说，媒介渴望发生大新闻的心理和对突发事件的大规模报道，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形成“恐慌文化”和非理性的直觉式的反应。文章还警告媒介要确保不被恐怖组织利用，就必须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首要考量，坚守社会责任、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自愿遵守面临恐慌或恐怖事件时的报道原则，愿意以相互体认、相互理解的态度与危机处理者合作互动，以向公众提供全面、真实、安全、平衡的信息⁽³⁴⁾。有研究者对重庆最牛钉子户、杨丽娟追星事件以及华南虎事件报道进行了分析指出，媒体抓住某一热点新闻事件，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臆想，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持续大量的跟踪报道、渲染、炒作，把真相和理性抛诸脑后，置媒介的社会责任于不顾，就是典型的“媒体逼视”。文章认为，媒体只是社会环境的瞭望者，其职责就是面向整个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如果越过了这个角色定位，成为“逼视者”、“窥探者”或是“审判者”，必然会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³⁵⁾。有的学者探讨了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指出，青年人是媒介消费的最大群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现在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市场利润的动机上。媒介不同于普通的消费品，它应该是朋友和伙伴，这对成长中的青年人尤其重要。如果媒介仅仅把青年人当成未来媒介消费的主力来培养，那么，媒介就如同于一个普通的企业，利润成了支撑理想的标准，这样的倾向就失去了媒介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³⁶⁾。有文章研究说，媒体通过色彩、线条、文字等夸张式的手法，将商品的价值极度符号化，不断强化和刺激“零散、异质化、沉默”的大众的需求欲和购买欲。文章认为媒介在社会中营造出时代的大众消费观，引导时代人们的消费潮流，一部媒介的发展演变史促进了时代大众消费观的变化，媒介史是大众消费史的生成器⁽³⁷⁾。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有研究者详细探讨了体育传媒产生的理论来源。文章认为体育传媒与传统媒介是紧密联系的，体育传媒和传统媒介的结合产生了体育报刊、体育电视以及体育网站。体育报刊、体育电视、体育网站作为体育媒介的重要延伸和组成部分，增加了体育传媒的传播广度和深度⁽³⁸⁾。有研究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来进行媒介研究，认为媒介研究首先须将研究目光聚焦到媒介机构上，将它看作创造利润的经济组织。其次，要厘清政治、经济等社会权力体系是如何影响媒介文本的生产及流通的。最后，审视大众传媒作为一股经济力量给公共利益、社会民主等造成怎样的影响。文章认为大众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而且，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等权力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对受众的权利造成损害，首当其冲的便是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³⁹⁾。陈桥生认为，大众传媒被认为是“社会公器”、“社会良心”，必然承担着监督环境、协调社会的重要职能。但是，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种被人们称之为“舆论绑架”或“媒体逼视”的现象，也开始在媒体传播中蔓延，且花样翻新，有愈演愈烈之势。媒体评论的规避与反思媒体只是社会环境的“瞭望者”，其职责就是面向整个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如果越过了这个角色定位，有意无意地站队，成为舆论的“绑架者”、“审判者”，就势必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⁴⁰⁾。当下，大众传媒呈现出私密化倾向，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公众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界限模糊不清。有研究者就传媒私密化的表征进行分析，并由此提出，传媒应重新回到意义与公共领域的场所，成为公众利益与理性话语的代言者，是大众传媒伦理建设的题中要义⁽⁴¹⁾。

郑涵和金冠军两位研究者探讨了国际传媒研究中的社会责任和问责问题。文章认为，在国际传媒研究中，传媒社会责任问题和问责是两大问题。文章梳理了相关研究文献，以批判性的视角，用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人的理论定义了西方传媒的社会责任和问责问题，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互文性，揭示了传媒问责的内在机制和基本特征⁽⁴²⁾。

八、新闻范式观照下的媒介

有文章探讨了媒介的特性与新闻自由的关系。文章认为，由于媒介技术、媒介环境、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媒体扩张形式等因素的变化，传统的新闻自由理论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含义。特别是传播新技术和所谓的“草根新闻”大量出现，对新闻自由和新闻事业的控制都带来了新问题。对新闻自由理论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需要有新的思考⁽⁴³⁾。有文章分析了广电媒介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与原因，并指出广电媒介社会责任在于健康内容的提供者、正确舆论的引导者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者⁽⁴⁴⁾。有研究者指出电子媒介的偏见属性。文章分析说，霍尔从“意识形态效应”的研究框架出发，关注意识形态如何在电视中和通过电视来表达，认为研究人员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些新闻的“价值倾向”和提出明确易懂的意识形态结构。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属性只能停留在理想的高度。作者引述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发现，电视报道非但充满“偏见”，而且“偏见”并不是偶然和随意发生的过错。电视新闻报道语言的使用、对被采访人的选择等，不仅显示出“偏见”的存在，而且总是采纳偏向富人和权贵的少数人的观点。即使报道反对观点，也只能在反对观点的“反对者”即主流意见持有者设定的框架之内。正如一位资深的广播编辑曾说过的，“（广播）就是偏袒——偏袒议会民主”⁽⁴⁵⁾。

党报作为我国媒介中的重要部分，承担着重要的职能。面对当前不断变革的媒介环境，有研究者指出，媒介处于社会各个系统相互关联的多维度中，受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微观环境的交互影响。党报宏观环境是党报生存的历史、文化、社会、民情及国际关系、地理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基本条件的总和，是社会生活的概貌。它决定了党报中观、微观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党报的发展改革方向。目前，党报的宏观环境最显著的特征是:公共权力趋于民主化，公共领域趋于自律化，经济运作趋于理性化，阶级和阶层的迅速分化及普通大众主体性增强，这种变化反映在媒介话语立场上就是价值的多元化。媒介的中观环境主要指对媒介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影响。媒介微观环境主要包括受众的需求和接受情况、媒介内部的管理。面对新的媒介环境，党报首先应该在理论和观念上有新的突破，进一步分析其功能内涵，合理定位，制定战略规划并探寻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⁴⁶⁾。有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大众媒介观进行探讨后指出，马克思的大众媒介观包括了对报刊职能的认识与评价，享有出版自由的报刊是社会的“第三种权力”，自由报刊与人的全面发展，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等几个方面⁽⁴⁷⁾。

信息社会已经来到，媒体对人类社会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关于媒体的研究与讨论也越来越热烈。但是，应该说，我们对媒体本身的认识，未知的远远大于已知的。特别是在媒介的哲学思考上，尤其如此。这种缺憾有待日后的思考和研究去弥补。

撰稿人:苏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注释】

(1)参见刘益娟:《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e时代》，《新学术》2007第1期。

(2)参见江璐璐:《麦克卢汉冷电视理念及现实意义》，《青年记者》2007年第14期。

(3)参见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国际新闻界》2007第1期。

(4)参见许兴:《童年的消逝:浅谈电视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声屏世界》2008年第1期。

(5)参见李晓云:《媒介生态与技术垄断——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6)参见孙燕:《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理论》，《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7)参见王志永:《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思想述评》，《新闻界》2007年第2期。

(8)参见夏文蓉:《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

(9)参见王怀诗、沙勇忠:《电子文化的伦理特征初探》，《情报科学》2007年5月。

(10)参见梅琼林、袁光锋:《用时间消灭空间:电子媒介时代的速度文化》，《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11)参见杨钒、王哲民:《消解与重构——电子媒介对审美文化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2月。

(12)参见胡泳:《共有媒体初探》，《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

(13)参见雷建军:《软化的“媒介”》，《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14)参见Rudolf　Stober撰，尹良润编译:《媒介进化是什么——新媒介历史的理论化阐释》，《国际新闻界》2007第10期。

(15)参见刘君:《手机对社会信息格局的影响分析》，《数字通信世界》2007年第2期。

(16)参见胡玉坤:《网络民主的社会控制》，《青年记者》2007年第2期。

(17)参见陈晓庆:《由播客的兴起解读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东南传播》2007年第2期。

(18)参见孙卫华:《民主乌托邦:博客传播的逆向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9)参见夏光富:《网络媒介与社会文化整合问题探析》，《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20)参见张建中:《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21)参见梅笑冰:《作为春晚媒介事件组织者的央视与观众的合作和对抗》，《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2)参见张兵娟:《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23)参见隋岩:《媒介改变艺术》，《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24)参见蔡骐、蔡雯:《娱乐化浪潮中的媒介文化——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解读》，《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25)参见李兰:《从恶搞文化看后现代媒介》，《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6)参见杨琳:《论媒介生态与传媒业科学发展观的构建》，《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7)参见樊佩佩:《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媒介生态学》，《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8)参见罗雯:《消费主义时代中国传媒的文化表现》，《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

(29)参见郭赫男、颜春龙:《论海外华文传媒文化焦虑意识的表征形态》，《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30)参见陶喜红:《媒介融合的效应分析》，《新闻界》2007年第6期。

(31)参见王金会:《媒介融合环境下广播业的发展》，《中国传媒科技》2007年第2期。

(32)参见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33)参见蔡雯:《试论“融合新闻”的特点与运作》，《新闻战线》2007年第1期。

(34)参见邵培仁:《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35)参见李钰:《媒介逼视下的2007之乱象分析——以“重庆最牛钉子户”、杨丽娟追星事件以及华南虎事件报道为例》，《东南传播》2007年第12期。

(36)参见刘宏:《媒介传播对青年世界观的影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7)参见盛坚毅:《媒介对消费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

(38)参见李传武、赵歌、王建强:《体育媒介的理论溯源及与传统媒介关系的研究》，《体育科学》2007年第1期。

(39)参见蔡骐:《权力的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研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0)参见陈桥生:《“舆论绑架”现象及其规避》，《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

(41)参见陈文敏:《对大众传媒私密化倾向的反思》，《当代传播》2007年第3期。

(42)参见郑涵、金冠军:《论当代国际传媒研究中的两大关键词:社会责任与问责》，《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43)参见段京肃:《新媒体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自由与新闻事业控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3月。

(44)参见王天铮:《论广电媒介的社会责任》，《现代视听》2007年第2期。

(45)参见赵民:《无所不在的“偏见”——〈电视的真相〉阅读札记》，《新闻记者》2007年6月。

(46)参见田萱:《媒介环境的变迁与党报运行模式改革》，《新闻知识》2007年2月。

(47)参见许正林、钱峰:《马克思传播思想中的四个核心观念》，《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