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研究

时间：2023-04-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媒介素养研究_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最新报告媒介素养研究经过10多年的不断努力，媒介素养已经从一个热点话题逐渐深化成具体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作者认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未来的价值走向必然是尊重多元文化，实现由绝对保护主义向相对保护主义的转变。从这个方面看，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受众研究和青少年研究中的一个理论取向。

媒介素养研究

经过10多年的不断努力，媒介素养已经从一个热点话题逐渐深化成具体的教育理念和实践。2007年，一批媒介素养训练课程或计划在学校和社区展开，一批科研项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专业期刊上也出现了一批学术论著。这里将整合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学的研究，描述2007年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的概貌⁽¹⁾。

一、理论观点的梳理

在学界关于媒介素养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确定的情况下，2007年本领域的理论观点大致围绕“媒介”、“文化”、“教育”这三个视角展开，研究者分别从这些视角阐述了媒介素养的功能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

媒介的变化和发展是发展和提高公众媒介素养的外部原因。前两年探讨较多的博客、播客等Web2．0时代的技术已经为大众所熟悉，2007年有关新媒介视角下的媒介素养探讨可以看作是前两年的继续。有学者讨论了“新媒介时代受众信息批判意识的建构”问题，认为对不良信息的辨别能力和免疫力以及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是受众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而这些能力的提高则对于建构受众的信息批判意识有很大的作用⁽²⁾。有研究者从在论及“矫正不当网络行为和不良网络道德”时指出，与技术、管理和法律途径相比，媒介素养教育和网络道德教育是青少年网络社会问题的“最短的桶板”，主张通过提高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借助、合理运用网络，探索青少年网上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教育路径，提高用户的网络素养和“网德”品质⁽³⁾。

媒介素养必须置于整个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和掌握。有论文分析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几代指导思想，指出晚近以来的文化反哺为代表的关于文化传递的理论，是媒介素养教育由完全的保护主义转向相对的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从整体来看，文化反哺理论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仍很微弱，中国目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价值走向仍然是沿袭早期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保护主义价值走向。作者认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未来的价值走向必然是尊重多元文化，实现由绝对保护主义向相对保护主义的转变。具体看来，要尊重青年文化，确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的地位，注重全体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⁴⁾。视觉文化是近年媒介文化探讨的一个热点话题，有论文认为，当代兴盛的视觉文化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范式，应该从陈逸飞倡导的“大视觉”理念入手，一方面在美术、出版、模特、服装、景观和影视等领域努力探索，积极倡导发展城市视觉文化产业，另一方面从青少年抓起，“利用城市视觉形象的每一个细节、开展一场全民的视觉补课，从而迅速提升国民素质”⁽⁵⁾。

媒介素养理论的梳理最终是为了能够给教育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有学者提出，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体系可分为:以认识媒介为主的知识目标，以运用媒介为主的过程目标和以批判媒介为主的价值观目标；评价体系可分为国家测试评价、学校和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⁶⁾。有学者把媒介素养教育划分为学校媒介素养教学、媒介为主导的媒介素养教育和社会上终身的媒介素养教育⁽⁷⁾。还有论文依据基础教育课程研制理论，建构了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模型或模式，并讨论了它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⁸⁾。虽然不同的论文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终身教育的理念得到了较多的认同。和新闻传播学界不同，教育学界对媒介素养的探讨往往是与信息素养结合在一起的。有学者从教育视角比较了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分析了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不同的起源，探讨了各自变迁的轨迹，指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在当代出现了融合之势。文章指出，中国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两个概念载入的时间比较接近，在网络技术整合传媒手段的今天，应该利用教育技术的支点构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融合的桥梁⁽⁹⁾。

同时，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批评性地借鉴。有学者介绍了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指出日本媒介素养体系的特征在于侧重“传播能力”，媒介素养教育的出发点是强调视听能力和制作能力，媒介素养实践的着力点是“社会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这几个方面与欧美国家重视培育“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思路有一定的区别。作者提出，中国的媒介素养应当借鉴日本的思路，构建符合国情的媒介素养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¹⁰⁾。有学者总结了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特色和经验，提出了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两种取向:文化研究取向和媒介影响协调免疫取向。文章结合美国阿巴拉契亚大学媒介素养教育推广的个案，指出媒介素养教育远远不只是要掌握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原则，它应该承担这样一种功能，能够对文化进行反思并最终能改变文化⁽¹¹⁾。有论文分析了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比较成功的两大原因——抵制美国式文化入侵、维护加拿大本国文化主权作为外延因素，加拿大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以及在传播媒介呈现中显露出的族群认同问题作为内在因素——给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相应的启示。有学者翻译了英国媒介教育研究的先驱戴维·帕金翰的《媒介教育与批判性消费者的终结》⁽¹²⁾。文章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青少年的社会文化体验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学校却未能与之同步进行改革。教育者应着手培养见多识广有责任的公民，让他们具有与浅层次的媒介乐趣保持一定距离的能力。我们通过给予学生批判性的知识和分析工具，从而赋权给他们，使其发挥自主作用。

二、社会现象的反思

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去思考某些传播现象和社会问题是2007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方面看，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受众研究和青少年研究中的一个理论取向。

有学者在讨论“中国第一博”案例时指出，不法者利用了新媒体，非专业化的新闻界成为帮凶，公众低下的媒介素养成为共谋，三者共同导致了“带头大哥777”利用网络媒体非法获利。作者指出，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新媒介信息传播的种种特殊性对网民形成更加严峻的挑战:对于媒介素养原本就基础薄弱的国人来说，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网络信息传播大行其道，无异于雪上加霜⁽¹³⁾。在这里，作者实际上提出了网络时代媒体如何专业化、公众如何素养化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中“疏导”的方法帮助青少年摆脱过度的偶像崇拜。当代的偶像崇拜与大众传媒紧密结合，媒介符号的影像化丰富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感觉通道，增强了偶像的真实感和可亲近性，媒介信息的商业化加大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消费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少年容易沉迷于大众传媒所打造的带有虚幻性质的偶像世界中，产生超现实的情感体验，并且在这种情感体验中混淆“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别，进而产生反叛和冲动。当代青少年的“偶像教育”应该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新观点，采取“认知疏导”和“行为控制”等方式，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积极进行干预，培养学生对于偶像的批判思考能力，学会多元化的看待偶像，使青少年的偶像选择指向更符合教育要求和发展需要偶像客体⁽¹⁴⁾。

有学者从健康传播和媒介素养的交叉视阈探讨了媒介中的“烟害”讯息，提出了媒介素养中健康素养的问题。作者提出健康素养是指有能力阅读与理解处方用药的说明，以及其他与健康相关的资料，对病人有所帮助。文章认为健康素养融入媒体素养的元素，即可使阅听人有能力去分析（analyze）、评估（evaluate）、产制（produce）各种媒体健康讯息，进而达到愉快（pleasure）使用与沟通（communicate）健康讯息的目的，并有能力近用（access）媒体，以促成整体健康的小区与媒体的环境。就香烟而言，作者指出消费者应该具有识读烟草公司营销策略的能力，并从识读能力转向行动⁽¹⁵⁾。

有学者在进行青年人新闻消费调查与研究中，发现如今的青年人对新闻的关注度远不如他们的父辈。文章基于调研结果，从青年人的新闻消费途径和目的、青年人的新闻需求、青年人的自我权益意识等方面来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文章认为，培养青年人的新闻兴趣，一方面要提高其媒介素养；另一方面媒介要想办法将青年人吸引到传统新闻身边来，多了解青年人，多关注青年人，要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中考虑到青年人的新闻参与意识，帮助他们形成清醒的公民意识，认识到肩负的责任⁽¹⁶⁾。

三、特定群体的研究

从广义上看，媒介素养关系到全社会公民，但一些特定的群体则在媒介素养研究和媒介素养教育中更多被涉及。在这些论文中，有关青少年和大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探讨依然是比重最大的一块内容。这些文章往往选取某个侧面与媒介素养之间的勾连，与前两年的论述相比，显得切入口较小、论点较集中。有文章以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湖北省武汉市、红安县两地为例，比较了我国中部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异同。文章发现，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水准的最大落差源于媒介接触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差异，而两者在媒介素养水准的主观层面，即媒介接触动机和媒介认知层面无实质性差别。该研究进一步发现，农村青少年更偏爱的获知—学习型媒介接触动机和使用行为，使得农村青少年也呈现出比较积极的媒介参与姿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弥补和缩短他们和城市青少年在媒介素养客观层面的差距⁽¹⁷⁾。和前几年类似，依然有较多的文章涉及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有文章以杭州的实证调查为例，分析了博客这一传播形式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影响，发现53．9%的大学生写博客的动机只是单纯发泄情感和情绪及用于记录日常生活，而对社会事务表达意见、报道新闻、评论时事的只有10．4%。大学生博客讨论公共事务的比例较低，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¹⁸⁾。有文章考察了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提出加强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构建高校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系统工程、将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形成系统的网络媒介素养教学课程体系、在校园网中开发媒介素养教育的网页或网站⁽¹⁹⁾。

同时，其他特定群体的媒介素养研究得到重视，这可以看作研究的一种深化。有文章调查了农村留守儿童媒体使用情况，发现留守儿童在媒体接触时缺乏监督和指导，不能正确对待和有效使用媒体。缺乏与父母沟通的他们只能把大量的时间交给电视，但适合农村留守儿童收看的电视节目数量极少，留守儿童所接触的媒介内容与其所生存的环境反差较大。针对这种情况，社会各方面诸如政府、学校、家庭、传媒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角度看，就是不仅要加强儿童，还要加强他们监护人的媒介素养⁽²⁰⁾。同样，有学者关注到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实施设想。与城市受众相比，我国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农村现代传媒弱化的背景下，对农民推行媒介素养教育，使其更好地利用大众传媒、参与传播活动，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²¹⁾。此外，有文章考察了我国少数民族裕固族群众的媒介素养⁽²²⁾，有文章调查了远程学习者媒介素养状况⁽²³⁾，还有文章提出了领导者的媒介素养问题，指出媒介素养是领导干部新的素质要求，领导干部在对媒介的认识、把握和使用等方面，都要具备较高的能力⁽²⁴⁾。

从研究方法看，不少关于特定群体的研究在方法上都注意结合了定量、访谈等方法。但是，须注意的是，这些定量研究大都设计得比较简单，往往停留在初步抽样统计的层面，很少涉及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因而显得解释力不够强。而访谈方法的运用也有流于表面的倾向，与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要求尚有距离。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一文⁽²⁵⁾，该研究课题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复旦大学400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差异及其带来的“第三人效果”差异。研究发现，若将媒介的影响分成情感、认知、行为、态度不同层面，每一层面上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新闻学院和非新闻学院学生之间存在媒介素养的差异；媒介素养对上述四个不同层面上“第三人效果”的影响不同。

四、对研究本身的探讨

无论以1994年陈力丹《我国需要“媒介扫盲”》，还是以1997年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为起点，我国当代媒介素养研究已经超过了10个年头。2007年，多篇有关以往研究的回顾分析性的论述的出现，似乎反映了整个学术界对这个研究热点领域繁荣之下的反思。总的看来，2007年研究的亮点不多。虽然文章数量不少，但在质量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提高。多篇对以往研究的文献的出现似乎表明，媒介素养研究在经历了“高歌猛进”之后，需要一个阶段来进行反思。

有研究者考察了我国媒介素养主题论文的时空分布，将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分成1997—1999年的引入时期，2000—2002年的曲折前进时期，2003—2006年的迅猛增长时期。媒介素养研究主要出现在新闻传播类和教育类期刊上，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不够；有关新媒体的探讨较多，传统媒体关注不够；刊载过相关论文的刊物较多，但是达到一定数量的较少；发表过一篇文章的作者较多，发表两篇以上的作者较少⁽²⁶⁾。

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目前研究大都停留在媒介素养的战术研究层面，即从媒介素养出发来研究媒介素养，缺乏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政策机制、社会环境等战略高度的背景来看问题。从历时性看，媒介素养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具有厚积薄发性和后续递延性；从共时性看，媒介素养研究始终处于人、传媒、环境的互动之中。系统的媒介素养研究应该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的并重。同时，由于在研究的本土化尝试中忽视了范畴和概念的科学界定，出现了泛化趋向，即把一切问题都纳入媒介素养研究中来⁽²⁷⁾。从研究的规范程度看，目前存在“泛化”即“泛媒介素养化”的倾向值得我们重视。一些研究者在谈及把媒介素养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网络传播、媒介体制、新闻法律和伦理、受众与传播效果，只要搭边就冠以媒介素养的名目。事实上，经过10余年的梳理，有关媒介素养的一般话题已经很有限了，应该从多元讨论逐渐过渡到深入研究阶段。同时，如果说传播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正式引进之后，出现过对西方理论的囫囵吞枣、生吞活剥的情况的话，媒介素养研究应当努力把握我国社会的特质，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总结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经验，从而少走弯路。

有专家指出，中国内地媒介素养研究起步的10年间，西方历时态的四个理论范式在中国内地几乎是共时态地涌入研究者的视野，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大众媒介双重属性带来的困扰，使得媒介素养理念难以在上述多个层次上充分展开；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深度；实践层面缺少社会团体的有力介入，尚无法与理论研究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²⁸⁾。从研究的学科划分的角度看，媒介素养应该是一个交叉性的研究领域。尽管有一部分涉及了教育学，但目前的研究的学科交叉性还不强。在新闻传播学的框架内，研究者容易看到媒介媒体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研究的取向往往也是借用了以往“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的路子。但在教育学的视野中，研究者更喜欢用“信息素养”来代替“媒介素养”，他们认为前者涵盖的范围更大些，并且把媒介素养看成了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如果作一个参考文献和引文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研究的文章较少引用教育学的文献和观点；反之亦然。因此，如何真正地开展跨学科的媒介素养研究，把诸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借鉴过来，是接下来推动研究的一个动力。

五、结语

媒介素养研究是一个“伴生性”的研究领域。媒介发展了，媒介环境变了，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会显现出来，以往媒介从业者的素质和伦理才可能会演变成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素质和伦理，这也是研究者更多地专注于新媒体的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媒介素养研究最终如何落实到教育实践中去？在大学层面和中小学层面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到底是以课程的形式还是以活动的形式来推进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对于传统媒体的媒介素养应该如何调整？这些问题都不是纸上的推演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学术界的思想、新闻界的支持，还要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推动，更需要教育界的行动。各界的互动为媒介素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撰稿人:陈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苏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注释】

(1)须说明的是，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媒介素养”这一名称已经基本确定，而且主要指公众的媒介素养；但是在教育学研究中，“媒体素养”、“媒介素质”、“媒介教育”等提法还都在使用。

(2)参见董伟建、陶喜红:《新媒介时代受众信息批判意识的建构》，《新闻界》2007年第5期。

(3)参见李卫东:《媒介素养:网络道德问题出路新探》，《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19期。

(4)参见仇加勉:《超越保护主义:文化反哺视角的媒介素养教育》，《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5)参见曾胜:《论视觉文化传播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现代视听》2007年第5期。

(6)参见田丽君、陈莉娟:《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体系及实施策略探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7)参见杨春霞:《简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途径》，《中国成人教育》2007年9月。

(8)参见白传之:《论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模型的建构与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5期。黄廓、李永军:《全球化视野下媒介素养教育模式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8期。

(9)参见王帆、张舒予:《从教育视角解析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

(10)参见裘涵、虞伟业:《日本媒介素养探究与借鉴》，《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