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研究

媒介文化研究

20世纪中叶以来，大众文化逐渐兴起，并且迅速繁荣，这种发展势力不仅影响了精英文化的地位，使得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更对大众日常生活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随着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传播大众文化的媒介文化也成为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是文化的媒介化⁽¹⁾，而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没有明确边界的范畴，所以媒介文化研究也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成为西方社会学、文化学、文学批评等很多学科研究的内容，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流派中最为明显。

我国媒介文化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众文化日渐兴盛，大众传媒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和明显，媒介文化开始为人们意识到。而且，这时候也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相关理论和观点，才对媒介文化有了理论认识，媒介文化的研究才算开始。我国媒介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西方媒介文化理论进行阐释和研究，并且试图用这些西方的文化理论对中国当下的文化进行研究；第二是对中国目前日益兴盛的大众文化及其典型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2007年国内媒介文化研究仍然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下面我们就对此进行综合梳理。

一、媒介文化理论研究

媒介文化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阐释和研究以及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两个方面。

1．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阐释和研究

西方媒介文化理论很多，如媒介文化研究者尹鸿所言，媒介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最具公众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一直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都塞、阿多诺、马尔库塞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雷蒙·威廉姆斯、斯图加特·霍尔以及后来的约翰·费斯克、G·默多克等众多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中期以来，大众传媒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跨越哲学、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界限，在整个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的文化研究背景中，发展出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媒介功能研究的维度，二是媒介批判的维度，分别产生了很多相关的理论⁽²⁾。2007年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阐释和研究主要是在伊尼斯理论、文化帝国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文化理论等方面。

张广生对伊尼斯的偏向传播理论进行阐释，指出伊尼斯提出了媒介影响文明的两重范畴:“时间—空间”偏向和“口头—书面”偏向。媒介与社会的互动造成了传播的偏向，传播的偏向强烈地影响了该社会的文化定向。透过传播的偏向，我们不仅可以辨识文明的特性，还可以预断文明的未来⁽³⁾。

温华指出汤林森和萨义德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解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前者自视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从解释学出发，将“文化”置换为“文本”，认定不存在所谓的“媒介帝国主义”；后者受文化霸权理论影响，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上，尖锐批判“文化帝国主义”。而产生这两者不同看法的根源在于两人治学方法和文化身份的不同⁽⁴⁾。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热门的课题，2007年仍然如此。张殿元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以恢宏的学术视野精辟地分析了以媒介组织及媒介产品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通过哲学、社会批判将人类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⁵⁾。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对媒介文化持批判态度，他的《文化工业再思考》指出了文化工业是为大众消费具备一个完整体系的系统，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实现了社会对个人的精神的控制，使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蒙昧状态，社会处于大众文化所倡导的秩序中，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无声无息的全面的文化控制。吕婷结合当今大众文化的现实，深入阐释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⁶⁾。另外，有研究者提出本雅明认为现代大众传媒使得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能够通过作品去寻找他们的观众，走进人群中，而不是沉浸在个人的自我感觉中⁽⁷⁾。此外，连珩、李曦珍对鲍德里亚电子媒介批评的三个关键词仿真、内爆和超真实进行了解读⁽⁸⁾。

从上面的文章可以看到，学术界对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理解已经非常深入也很深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理论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产生并产生作用的。所以，我们在阐释和研究应该时刻立足于他们的背景。当然，文化除了具有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外，还是有共通性的，所以西方媒介文化理论也成为我们观照和研究中国媒介文化的重要理论参考。

2．媒介文化的理论研究

正如于德山所言，当代文化就是媒介文化⁽⁹⁾。所以，对当下大众文化进行理论审视一直是媒介文化研究者重视的课题。2007年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跨文化传播、消费文化、女性主义等。

原鹏认为大众传媒像一把双刃剑，它积极构建了文化，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文化产生一些负面影响⁽¹⁰⁾。蒋原伦指出媒介环境和当代文化的关系，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使用不同媒介的人而言，文化有着不同的面貌。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环境的整体变换似乎波及每一个人，它与今天的政治、经济情势交互作用，强有力地构造着当代社会文化⁽¹¹⁾。李明文认为当下视觉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它的兴起与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视觉文化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¹²⁾。周德波、安珊珊则认为大众传播介入了社会结构的塑造，影响人际交往的手段，培植社会文化心态，完成社会附属身份向主体身份的转化⁽¹³⁾。

段一通过对文化工业、当代教育和媒介控制文化的分析，揭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对于文化不过是多数人的暴政，其实质则是资本的暴政。在这里，不仅大众沦为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追逐利润的工具，多数人更常常是一个虚假的概念。文章用法兰克福学派、汤林森、麦克卢汉、约翰·密尔等媒介文化理论来分析当下大众文化的种种特点⁽¹⁴⁾。

吴辉认为，莎士比亚作为一代戏剧大师之所以是伟大的，原因就在于他留给同时代人或后来者的宝贵的戏剧文学遗产可以做不同向度的解读和阐释。从大众文化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戏剧和电影进行研究是当下莎士比亚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从公共剧场里的大众文化、象牙塔内的精英文化、媒介传播中的大众文化和后现代的消费文化四个方面，分析、论述了莎士比亚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的大众文化到19世纪的学术精英文化，再到后现代的大众文化的回归，指出莎士比亚作品从“俗”到“雅”，又从“雅”到“俗”的发展过程⁽¹⁵⁾。

另外，关于大众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现状的理论研究也有一系列相关文章。如吴红菊运用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场域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困境，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面临着与媒介、权力、金钱的依赖与抗争，知识分子曾经优越的角色被祛魅了，当今应该对他们的身份进行确认和反思⁽¹⁶⁾。黄秋平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双重品格是商业性和艺术性，并指出影视文化是大众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大众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的媒介文化产品⁽¹⁷⁾。

臧燕认为，在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精英文化走向大众的历史必然性及现实可能性。精英文化在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又难免低俗化。对如何避免低俗化，作者又分别从传者、受众和媒体的角度提出了三点看法:坚守理性启蒙，避免“大话”、“歪读”精英文化；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培养良好的接受习惯；提高媒体的传播品位，优化传播策略⁽¹⁸⁾。还有研究者指出，当代文化环境下精英文化之痛，即由于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风头强劲，精英文化逐步丧失文化重镇地位，也难以像从前一样施行社会功能及文化责任。对于精英文化大众化的路径，作者给出了几点建议⁽¹⁹⁾。也有研究者对精英文化大众化进行个案分析，指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从私人形式变成公共领域的文化事件是在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上，精英知识分子的文本叙述经过央视、网络、报刊等媒介，使私人空间大众化，形成了大众文化的最初形态通俗文学，红学家等精英知识分子对其学术性的批评，招致了大众的抵制与反抗，从而形成文化事件⁽²⁰⁾。

关于跨文化传播，李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进入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美国大众文化迅速向境外传播，欧洲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限制这股引起欧洲精英十分恐惧的“洪水”的进入，但最终收效甚微。欧洲的“美国化”归根结底是以美国大众文化为媒介的“美国生活方式”向境外的大规模蔓延，这对于固守传统的欧洲社会来说难以抵制。这一时期的“美国化”可能给欧洲国家带来文化转型上的混乱或许多人的“失落感”和无所适从，但从长远来看只会给“传统”中添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的成分，促进了欧洲国家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变⁽²¹⁾。王金会认为，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跨文化传播成为当今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两种情况，而文化融合是总体性趋势，若要实现每一种不同质文化的融合，需要做到文化自觉⁽²²⁾。

关于消费文化现象，王爱伟、高雪从时尚杂志入手，指出时尚杂志背后是消费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背景，对消费文化中时尚期刊的研究表明了媒介与消费社会、流行文化的关系。时尚期刊的媒介影响力在矛盾中不断扩张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时尚传播链⁽²³⁾。钟琛认为在消费文化和作为消费文化支撑的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语境下，出现了“美女作家群”、“80后”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者从理论上找出这类文学现象运作的一般规律⁽²⁴⁾。林姗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学科背景出发，指出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兴起和困境，梳理了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历程⁽²⁵⁾。

此外，还有学者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探讨文化研究，如《新闻大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长篇对话文章《文化研究:本土资源和问题意识》，主讲者是台湾“清华大学”陈光兴，参与者是复旦大学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吕新雨、黄旦、孙玮、杨击、曹晋⁽²⁶⁾。学者们对文化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如关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建制问题，孙玮认为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陈光兴则不认为文化研究是反学科的，而认为它是一个场域，一个交错的地带，当成一个学科很容易僵化，它不是反学科又被学科所制约。吕新雨也认为文化研究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学科，她说做中国文化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的理解是内在路数，必须去做这些研究，才能够回到文化研究中来。

另外，王爱伟、杨光指出在媒介文化研究与美学关系中，文化研究中、美学思考维度的失落有违文化研究的根本诉求，不利于文化研究的深化发展⁽²⁷⁾。扬钒、王哲民从电子媒介对审美文化的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论述了其消解和重构作用，并指出不论是消解还是重构，都是审美文化借助电子媒介向现代转型的必有路径，关键是理性分析对待，唯有如此，才能早日构建起社会主义的现代审美文化⁽²⁸⁾。

从以上研究综述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西方的媒介文化理论的理解和阐释比较深刻，并且有意识地用西方媒介文化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目前的一些媒介文化现象。

二、媒介文化形态研究

媒介文化的形态很多，2007年媒介文化研究主要在影视文化、网络文化、文学和广告文化等领域展开。

1．影视文化

影视文化是媒介文化研究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王娟从一系列电视现象及文化现象来说明，我们的文化尤其是价值观重建正在经历一个真正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交融过程⁽²⁹⁾。谭旭东指出电视文化是一种娱乐文化，也是一种强势的商业消费文化，它引导大众完全认同商业文化逻辑，也改变了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同时，电视文化还是一种没有独创性的类型化文化。随后，作者从三个方面指出电视文化对儿童童年的影响⁽³⁰⁾。

姚鹭鹭基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背景，试图探讨由最具影响的媒体——电视构建出的电视文化对女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我国电视文化中的新闻、电视剧和广告是以怎样的角度和方法去传播女性形象、女性的声音和观点的。通过作者的分析可以看到，电视对女性的解读并不是很符合现实生活中女性形象和特征，它受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习俗影响，将女性置于被缺失、被歧视的地位⁽³¹⁾。

谢明香从电视文化受众角度分析各种符号概念的深层意义，解读电视文化与符号的关系，从而揭示电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以及电视具有话语权的作用和权力批判的力量等特点⁽³²⁾。

李琳从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对民本思想发展的分析，从大众文化、政治民主、媒介市场、观众需求、电视本体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电视形成平民化趋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了中国电视必须走平民化发展道路的结论⁽³³⁾。

李烨辉充分认识到大众媒介中的电影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并由此思考中国电影如何提高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竞争力，即尽快制定颁布完善的文化艺术经济政策法规，保护扶植具有独特价值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发展，使电影成为一个文化平台，推动国际文明的对话，传播中国文化理念，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³⁴⁾。

此外，关于纪录片，周艳丽以大型纪录片《故宫》、《再说长江》等纪录片入手，指出纪录片是纪实的艺术，但内容的真实性与形式的艺术性应当有机统一起来，追求故事性和艺术美感是当下纪录片创作的特征和趋势。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性不仅体现在媒介对受众的尊重，也体现于媒体对受众审美趣味与文化品位的引导与培养上⁽³⁵⁾。同样是研究电视纪录片的文章，石屹指出纪录片是了解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渠道和方式，真实的纪录片集纳起来所保留的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作者对中国电视纪录片三个发展历程进行全景式回顾，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纪录片技术和内容的历史，更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纪录，纪录片是影视文化中比较注重真实性与艺术性的一种类别⁽³⁶⁾。

影视文化的个案研究也成果丰硕。尕藏加洋分析了藏族电影的文化内涵⁽³⁷⁾。李林波通过乡村电影在近二三十年间的兴盛和式微，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诸多变迁，以及迅速而剧烈的媒介变革⁽³⁸⁾。

2．文学

在当下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文学作为一种媒介文化，除了具有文学自身的一些特点之外，还具有一些新特点。如受到传媒时代图像化的影响，出现了文学被边缘化的特点。另外，文学与电影“联姻”，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也是文学在媒介文化背景下的新特点。

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其文化意义的文章，如冯飞分析了林语堂小说中一直贯穿着不断增强的文化融合的浪漫倾向，也潜隐着复杂、矛盾和歧义的文化信息。林语堂海外小说的“文化通约性”，这种跨文化叙事经过了一个由文学审美行为转换生成文化主体间认同及接受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化伦理意义⁽³⁹⁾。

邓集湘、袁妲有针对性地倡导家庭和学校重视儿童文学阅读，以应对电子媒介正在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现实，提出重新认识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精神建构的重要性。同样的文章还有谭旭东指出，在商业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裹挟中，儿童文学发生了种种变化。阮航则分析了欧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⁴⁰⁾。

对文学受到图像影响的情况，李静指出，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一个“读图时代”。在这种图像逻辑的引领下，整个时代的文化生存模式和审美模式也在悄然转型，影视小说——就是应对影像冲击，实现传统小说与影视产业文化兼容并蓄的一种新的文学载体⁽⁴¹⁾。赵宪章指出，传媒时代图像文化的泛滥不仅使文学边缘化，同时也将文学传媒化和图像化；我们的文学受众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正在放弃面对白纸黑字的“阅读”而转为通过图像“观看”文学。对此，作者认为文学理论学者应该从学理上探讨各种原委。文章从亚里士多德“语言是文学的媒介”这一命题出发，到中国的美学史和文论史探讨了两者的共通性⁽⁴²⁾。

王宁认为当今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使得人们需要审美地来观赏甚至消费艺术作品，因此以语像为主要表现媒介的语像写作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语像写作可以满足广大读者或观赏者的审美需求。语像写作及其批评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人类文字表现能力的衰落，而是观赏阐释能力的提高⁽⁴³⁾。

此外，相关的研究文章还有，陈奇佳通过金惠敏《媒介的后果》一书对媒介时代现代传媒对文学的影响进行评析，指出现代媒介对于文学的冲击正是诞生现代媒介时代的文学的必要条件。学者金元浦提出，视觉图像文化已经成为对当今社会影响非常大的一种文化现象，但由此也开辟了新的问题域，文字和图像都是人类思维的直接现实，正是视觉图像与语言文字之间的冲突与互补，开辟了人类思维和交往的新时代——图文时代。这和以上几篇文章观点一致⁽⁴⁴⁾。

对于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的现象进行研究，是近年来普遍的现象。如闫红通过对铁凝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的解读和阐释，具体剖析影视与文学之间的深切关联，直接关涉到我们对影视时代文学尴尬的生存方式的感知和变迁时代的文化症候⁽⁴⁵⁾。

王媛媛认为，在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走向边缘化，而影视作为电子传媒的一种，正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态势。作者指出，文学在面对边缘化命运的时候，除了同影视“联姻”，还应该以其他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境遇，而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境遇，最终还是要依靠文学自身的前进和发展⁽⁴⁶⁾。

梁振华指出从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及世纪之交以来三个时间段，中国影视艺术与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着交互性关联。尤其是世纪之交大众文化的崛起和主导型文化媒介的更替，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艺术的交互关联发生了深远变迁，呈现出多元驳杂的无定性情形。这一时期，影视与文学之间双向互动和交融的情形更加普遍，也更趋于复杂和微妙。文学与影视的纠结、文字媒介与视听媒介的融汇，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一处醒目而别致的文化景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影视作品改编文学作品，借助于视听媒介，使得文学作品的普及化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在改编过程中，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对其中思想性的削弱和改造也是不可忽视的⁽⁴⁷⁾。尚玉峰、夏梦远从小说《紫色》和电影《紫色》的个案分析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两者以美国人生存状貌为叙事对象，但两者的聚焦各有侧重。媒介转换的“平面化”使得小说原先所具有的历史深度和批判力度大大削弱，正符合上述研究结论，也说明电影相对于文学更加媒介化、商业化的特点⁽⁴⁸⁾。

3．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是近十几年来逐渐兴起的媒介文化，并且成为目前最为热门的文化现象。研究网络文化的文章很多，有探索网络恶搞的社会学、文化学意义，有探讨播客、博客等网络新兴文化的。

刘之杰认为，网络文化是网络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属于科学与文艺之外的“第三文化”范畴。信息网络是网络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网络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网络文化在与传统文化相比照中有其鲜明的特征，是个性的、虚拟的，间接方便的特性和独特的表达方式，集群性，平等性和交互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等⁽⁴⁹⁾。陶东风则以“韩白之争”为切入点，从“80后”一代生长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大环境进行社会学分析，指出要想改变网络谩骂现象，就要改变滋生非理性谩骂的社会文化环境，培植理性交往精神和平等的对话所需要的社会文化土壤，改变教育孩子的方式。这是对网络伦理和网络文化的一种建设性意见⁽⁵⁰⁾。

王成文从符号学的角度论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作为一种媒介文化，其能指和所指以及恶搞文化的社会寓意和现实寓意，最后作者指出恶搞文化的负面影响，希望引起重视⁽⁵¹⁾。

凌菁、梁瑛指出，在传统媒介中女性话语处于尴尬境地，而网络为女性话语的构建提供平台，女性网民和女性网站增多，女性的话语逐渐凸现，这可谓是现代女性的福音，但是作者同时指出目前网络媒介中女性话语仍然存在受到男性话语体系控制的情况，应该寻求解决出路⁽⁵²⁾。

关于博客和播客，廖慈惠指出大众文化语境下网络媒介以其虚拟、自由、平等和娱乐特性为置身于赛博空间的网民提供了体验新的愉悦生活的条件，赛博空间话语狂欢，背离常规，作者总结网络语词特征有四:缩略语词的编码呈任意性、图符语词成为非语言交际的语符形式、谐音语词唯“读出”方能会意以及编码语词的所指与能指相互矛盾。还有研究者从文化和新媒体、主体与身份、文化的不确定性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尽管赛博空间中，当代文化发展面临了很多困惑，但是也给它带来了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转机。章浩指出播客技术赋予了大众参与狂欢的能力，大众不仅在解读媒介文本，并且参与媒介文本的生产，这些大众生产的新文本，也成为被大众解读的媒介文本的一部分。在大众“播客”里，呈现的正是一幅大众同时参与文本生产、消费、获取逾越的狂欢景象⁽⁵³⁾。

另外，还有学者从网络文学、网络语言的角度探讨网络文化。如殷曼楟指出，网络文坛作为后现代文学语境下文化生产场的浓缩形式，是有限生产次场和大规模生产次场的交汇之所。无论是在精神形态、物质形态，还是在体制形态下，文化资本都体现出大众原则对精英原则强有力的干扰作用，从而带来了网络媒介语境下文化资本的重组，文化资本的重组，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自主性原则和大众原则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正是当下文学的最大困境⁽⁵⁴⁾。

汤志国、孟隋尹、秋雯认为，网络文学语言之于传统文学具有突出的“异在性”特征，即它有不同于传统文学语言之处，又有超越传统语言的一些显著特征。刘晴指出网络语言本质上是现代汉语的一种社会变异，网络语言展示了一种生活态度，是网民身份识别的符号资本，也是表达自我叛逆性、向传统进行挑战的媒介和工具。这决定了网络语言具有反叛和戏谑的结构性、无序和匿名的创造性、狂欢与边缘的前卫性等文化特性⁽⁵⁵⁾。

4．广告文化

广告文化是媒介文化中媒介性最明显的文化，学者们纷纷从广告的视觉符号性、广告的翻译、广告的语言、广告与女性主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路鹏认为房地产广告中的形象、表现形式、媒介是实现房地产广告目标的核心载体，又是视觉文化的产物和构成因素，其实现在任何产业的广告都可以说属于视觉文化。因此有学者指出，当下的大众文化充满着视图化的倾向。还有研究者提出广告作为商业活动不可或缺的媒介，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作者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广告背后的文化内涵，即消费主义文化的实质。也有研究者指出当今广告翻译中存在失效的问题，而英汉文化的差异是导致这种失效的主要原因⁽⁵⁶⁾。

关于广告文化女性主义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广告作为对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一种相对忠实地体现，隐含了对女性形象的角色定性与性别歧视。对此现象，作者进一步指出广告翻译者应该摆脱“女性”双重身份意识，对原语广告进行再创造性翻译。也有研究者分析了广告中主要使用的家庭妇女型和完美美女型两种女性形象，探讨了男权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缺乏，呼吁媒体广告中应该充分体现女性形象多元、丰富的内涵。何达倩立足女权主义立场，借鉴了批评语言学的方法，从英语广告用语的角度，分析了广告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指出造成这一歧视现象的原因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藐视和压迫，其根源来自男性对文化、语言和知识体系、大众媒介的控制，消除这一现象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实现男女平等⁽⁵⁷⁾。

另外，还有对媒介文化载体的研究文章，如黄禧祯认为，电子媒介文化在传播中以隐性方式对人形成哲学教育，电子媒介文化造成认知主体感性放纵，以非线性的方式消解哲学认知缜密的逻辑思维，以虚拟图景化解哲学认知的现实根据合理性依据，对哲学教育造成认知上的干扰和重构。因此，在电子媒介文化语境中，应通过教育话语的话题更新、话语方式重建和话语媒介组合重组哲学教育的话语⁽⁵⁸⁾。

通过上述对2007年影视文化、文学、网络文化以及广告文化等媒介文化类型研究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媒介文化几乎深入到当今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大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不断丰富着大众社会的内容。

三、媒介文化个案研究

2007年媒介文化的个案研究很多，前面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媒介文化类型研究两部分综述中也已经包括很多。这里就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媒介文化个案单独论述，如“于丹、易中天现象”，“超级女声现象”，“馒头现象”等。

1．“于丹、易中天现象”

于丹、易中天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而成名，并且成为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文化现象。有研究者通过易中天这个在2006年走红的“知道分子”的个案，分析了“知道分子”出现的原因。文章还举出当年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读书时间》栏目的停播来对比说明在大众文化的强大力量下，电视节目生存的现状⁽⁵⁹⁾。也有研究者先分析消费社会中，易中天在大学中的文化身份和在《百家讲坛》上所呈现的文化身份的不同。正是由其不同的文化身份，产生了对其社会认同的不同选择。由此作者认为，学术界对“易中天现象”争论的实质乃是文化身份转换与社会认同选择的移位问题⁽⁶⁰⁾。

这两篇文章前者突出大众文化背景，后者突出文化身份，但是都强调消费社会的背景，说明消费社会对大众文化身份以及对媒介选择的深刻影响。

另外，张闳《新说书时代与文化垃圾经济学》一文将“易中天现象”的出现，称作是“新说书时代”的到来，他们的解说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但却受到狂热追捧，仿佛是空前绝后的惊世之谈，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学、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育状况之不足⁽⁶¹⁾。还有研究者分析“于丹现象”，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电视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领域的胜利进军，二是大众文化传播向传统文化资源的胜利进军⁽⁶²⁾。

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经典的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升温，而于丹的“心得”却是在大众文化层面掀起了经典热。接着，作者指出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最后，作者指出，针对“于丹现象”，专家们必须要有责任指导读者和观众如何阅读经典，这和张闳的观点相同。另一方面，读者也必须克服阅读和思想上的懒惰，不能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一味追求“短平快”，而是应该付出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⁶³⁾。

此外，也有研究者对赵宝刚和张艺谋进行研究。有研究者指出赵宝刚是消费社会转型的产物，而其本身也构成了重要的消费元素。也有研究者分析了张艺谋电影文本的大众化特征⁽⁶⁴⁾。

2．“超级女声现象”

李刚分析选手“想唱就唱”和观众“想说就说”的原因，并认为他们有拾起我们这个时代逐渐失落的理想主义情怀的意味⁽⁶⁵⁾。王巧桥认为，电视选秀节目的受众仍然受制于电视构建起来的符号系统，受众们沉醉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追求享乐的心理，还包含着一种电视赋予的仪式化和全民狂欢的热情⁽⁶⁶⁾。

在研究于丹、易中天等学术明星，以及“超级女声”这些草根英雄出现的同时，也有学者研究追星的所谓“粉丝文化”现象，欧阳菁、蔡骐认为，“粉丝现象”发轫于青少年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求，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青少年亚文化。而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粉丝”在媒介景观中的纵情表演，“粉丝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在商业资本主宰的语境中，粉丝文化被迅速卷入了文化与经济合谋的陷阱，成了消费主义狂欢的一种噱头⁽⁶⁷⁾。

3．“恶搞”现象

夏冰分析恶搞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及包括恶搞在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由此我们知道，媒介文化的产品的生产是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的⁽⁶⁸⁾。

也有研究者以《大电影之数百亿》这样一部在近年来恶搞文化逐渐兴盛时期比较有名的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大片和低成本小片的纷争，为“恶搞”正名，是对“恶搞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视角⁽⁶⁹⁾。

总的说来，2007年媒介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全面发展。首先，对西方文化理论的解读方面，如伊尼斯理论、文化帝国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都有理论性阐释，对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现象，如大众文化的特点，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命运变迁等问题都有涉及。其次，对于媒介文化的类型研究，如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广告文化、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文学的符号化等方面都有研究成果。另外，关于媒介文化个案的研究如“于丹、易中天现象”，“超级女声现象”等，研究者由个案入手进行解读，论述了这些现象背后的媒介文化性。

但是，我们也看到媒介文化研究全面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着重对西方文化理论的解读，而忽视对中国文化理论的阐释和建构。在分析中国文化现象的时候，往往照搬西方的文化理论，而没有本土意识。正如学者尹鸿所说，我们的媒介文化研究如同整个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一样，都处在一种学术后殖民的尴尬状态，我们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学术流行主题，而且几乎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的学术概念、方法甚至阐释，于是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和发行、学术正当性往往受到质疑。同时，数量本来就不多的媒介文化研究又往往在立场、观点、方法论上都简单移植。现有的多数关于媒介文化研究的写作其实都是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一般介绍或者是对中国媒介现象的一般描述，具有分析深度和学理深度的成果极其罕见⁽⁷⁰⁾。我们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努力学习借鉴西方理论，同时结合中国现实实际，积极建构中国媒介文化理论，使得研究更加深入。

撰稿人:朱红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注释】

(1)参见张琳:《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参见尹鸿:《媒介文化:知识分子的发言场域》，《尹鸿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3)参见张广生:《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4)参见温华:《萨义德与汤林森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11月。

(5)参见张殿元:《作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述评》，《世纪桥》2007年第7期。

(6)参见吕婷:《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评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现代语文》2007年5月。

(7)参见龚婷:《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的现代气势——论当代大众文艺传媒及大众化》，《南方论刊》2007年第1期。

(8)参见连珩、李曦珍:《后现代大祭师的仿象、超真实、内爆——鲍德里亚电子媒介文化批评的三个关键词探要》，《科学·经济·社会》2007年第3期。

(9)参见于德山:《当代媒介文化·绪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

(10)参见原鹏:《略论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7年6月。

(11)参见蒋原伦:《媒介环境与当代文化》，《上海文学》2007年第2期。

(12)参见李明文:《消费社会的视觉文化》，《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3)参见周德波、安珊珊:《消费视阈中大众传播的文化功能分析》，《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4)参见段一:《多数人暴政对于文化意味着什么》，《艺术百家》2007年第2期。

(15)参见吴辉:《As　You　Like　It——莎士比亚:大众文化的回归》，《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9月。

(16)参见吴红菊:《知识分子祛魅之后——在人文精神终极目的的路上》，《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6月。

(17)参见黄秋平:《大众文化的双重品格》，《求索》2007年1月。

(18)参见臧燕:《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精英文化的大众化探析》，《现代视听》2007年第8期。

(19)参见宋妍:《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之路》，《现代视听》2007年第8期。

(20)参见邓先进:《由“精英”到“大众”——析“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红河学院学报》2007年2月。

(21)参见李微:《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欧洲的“美国化”——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22)参见王金会:《跨文化传播下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自觉》，《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3)参见王爱伟、高雪:《消费社会、流行文化与媒介影响力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4)参见钟琛:《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媒介文学事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5月。

(25)参见林姗:《中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探析》，《东南传播》2007年第1期。

(26)参见《文化研究:本土资源和问题意识》，《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27)参见王爱伟、杨光:《媒介文化研究的美学省思》，《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8)参见扬钒、王哲民:《消解与重构:电子媒介对审美文化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2月。

(29)参见王娟:《从热播电视剧和某些文化现象看当前我国价值观的重建》，《文艺评论》2007年5月。

(30)参见谭旭东:《电视文化的实质及其对童年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3月。

(31)参见姚鹭鹭:《电视文化对女性的解读》，《东南传播》2007年第1期。

(32)参见谢明香:《符号与权力:电视文化的“隐秘之脸”——电视文化的符号学解读》，《文化与传媒》2007年6月。

(33)参见李琳:《中国电视平民化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电影评介》2007年第6期。

(34)参见李烨辉:《解读法国电影第二种生存方式——关于如何提升电影媒介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竞争力思考》，《电影评介》2007年第9期。

(35)参见周艳丽:《具有社会公众意识的电视纪录片》，《电影文学》2007年7月上半月刊。

(36)参见石屹:《全景式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中国电视》2007年第7期。

(37)参见尕藏加洋:《藏族题材电影和藏族电影中的文化反思》，《西藏艺术研究》2007年2月。

(38)参见李林波:《从文化与媒介的视角看中国乡村电影的兴衰》，《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1月。

(39)参见冯飞:《冲突与悖反的跨文化叙事——林语堂海外小说的文化解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40)参见邓集湘、袁妲:《论电子媒介背景下儿童文学的阅读价值》，《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1月；谭旭东:《论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精神困境》，《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1月；阮航:《现代传媒对欧美文学的影响——大众文化语境中的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之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6月。

(41)参见李静:《影视小说:“读图时代”的文学“宠儿”》，《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42)参见赵宪章:《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9月。

(43)参见王宁:《当代文化批评语境中的“图像转折”》，《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4)参见陈奇佳:《叩问媒介时代文学的终极命运——兼评金惠敏著〈媒介的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5月；金元浦:《视觉图像文化及其当代问题域》，《学术月刊》2007年5月。

(45)参见闫红:《论当前影视霸权与文学尴尬生存的悖论性处境——以铁凝作品的影视改编为例》，《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46)参见王媛媛:《文学的境遇及境遇的改善——由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现象想到的》，《考试周刊》2007年第3期。

(47)参见梁振华:《从同质化生存到无定性交互——论影视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关联》，《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48)参见尚玉峰、夏梦远:《紫色:从小说到电影》，《电影评介》2007年第2期。

(49)参见刘之杰:《网络的文化意义》，《职业圈》2007年第19期。

(50)参见陶东风:《网络谩骂与网络伦理的现象分析》，《上海文学》2007年第2期。

(51)参见王成文:《恶搞文化的叙述结构与社会寓意》，《郑州轻工业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52)参见凌菁、梁瑛:《网络媒介与女性福音》，《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4月。

(53)参见廖慈惠:《论大众文化语境下网络语词的变异特征》，《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年10月；马克·波斯特:《赛博空间:当代文化定义的困惑与转机》，《学术月刊》2007年6月；章浩:《解析播客的文化意义》，《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6月。

(54)参见殷曼楟:《网络文坛及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资本主义状况》，《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2月。

(55)参见汤志国、孟隋尹、秋雯:《网络文学语言对传统文学的突破》，《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7年6月；刘晴:《网络语言的文化表现初探》，《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3月。

(56)参见路鹏:《房地产广告的视觉文化解读》，《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曹进、杨保林:《广告与消费文化的符号学解析》，《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4月；罗霞:《广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差异》，《科技信息》2007年第25期。

(57)参见范晓慧、郑新民:《广告媒介的女性注意研究与广告翻译》，《外国语言文学》2007年第3期；刘俸邑:《浅谈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安徽文学》2007年第6期；何达倩:《英语广告用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6月。

(58)参见黄禧祯:《论电子媒介文化与哲学教育》，《岭南学刊》2007年第4期。

(59)参见冯艳:《从“易中天现象”浅析大众文化背景下“知道分子”的出现原因》，《社会科学家》2007年6月。

(60)参见张建生:《文化身份的转换与社会认同的选择——解读“易中天现象”》，《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年6月。

(61)参见张闳:《新说书时代与文化垃圾经济学》，《文艺报》2007年4月3日。

(62)参见周国平:《心平气和看于丹现象》，摘自周国平博客blog．sina，com．cn/zhouguoping。

(63)参见牟尼:《传统经典热:以“于丹红”为高峰》，《小康》2007年6月25日。

(64)参见柴莹:《张艺谋与大众文化》，《文艺争鸣》2007年5月。

(65)参见李刚:《论“超级女声”现象》，《艺海》2007年第2期。

(66)参见王巧桥:《平民偶像运动的文化审视》，《成功》2007年第10期。

(67)参见欧阳菁、蔡骐:《正说“粉丝文化”》，《学习月刊》2007年第3期。

(68)参见夏冰:《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恶搞”》，《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9)参见赵勇:《为“恶搞”加冕——〈大电影之数百亿〉看电影媒介内部的“自我纷争”》，《电影文学》2007年4月。

(70)参见尹鸿:《媒介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的发言场域》，《尹鸿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